色天使闯地狱动态图:地下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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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钱庄是一种特殊的非法金融组织。地下钱庄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利用或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金结算网络，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跨国(境)资金转移或资金存诸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地下钱庄非法经营活动较为隐蔽，中国地下钱庄的数量和资金吞吐量难以准确统计。从公安机关侦破的一些典型案件看，一些地方地下钱庄的经营已形成一定规模，经手的资金额巨大，危害严重。
简介
地下钱庄是民间对从事地下非法金融业务的一类组织的俗称，是地下经济的一种表现形态。地下钱庄从事的主要非法金融业务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借贷拆借、非法高利转贷、非法买卖外汇以及非法典当、私募基金等。根据1998年6月30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3条规定：“非法金融机构，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从事或者从事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融资担保、外汇买卖等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因此，地下钱庄属非法金融机构。
地下钱庄在国外也有多种表现形态。在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地的华人区称为“地下银行”，主要从事社区华人的汇款、收款业务。类似地下钱庄的组织机构在亚洲还有很多，一些地下钱庄在印度、巴基斯坦已发展成为网络化、专业化的地下银行系统。
钱庄性质
钱庄的“地下”性质
  讽刺漫画
日常生活中，如果一种活动在非法进行，就往往被称为“地下活动”。“地下活动”多发生在经济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些民间金融组织，它们通过高息揽存吸纳民间游资，然后靠放贷来获取利润。由于中国对民间资本从事金融活动有严格的进入管制，这些组织因其经营活动的非法性获得了一个专有名词：地下钱庄。
从地下钱庄诞生之日起，人们就对它褒贬不一。有的人说起来就摇头，把它视为洗钱的温床，扰乱金融秩序的罪魁祸首；有的人则把它视为激活民间经济、制造富翁的摇篮。地下钱庄并没有因为其非法性质而裹足不前，也没有因为政府的不断的打击而销声匿迹，其规模反而越来越大。从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到边远的新疆，地下钱庄遍布各地。而且，经营组织也随业务不同而各异，既有在街头游逛的“倒汇黄牛”，也有部分地区公开地以公司形式经营的职业机构。在温州，地下钱庄采用的就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股份制。
民营经济为何选择地下钱庄？
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调查发现，民间借贷关系以个人借给个人为主，借贷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借贷期限以6至12个月居多。供给总是对需求的反应，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私营企业主的资金需求特征常常表现为短、频、快，但风险较高，因而很难得到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温州的企业多有印刷、包装企业，在接到定单后，短时间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由于生产周期短，资金周转快，向地下钱庄支付的利息就相对低，这是无法迅速从银行贷到款的温州企业愿意向地下钱庄借钱的重要原因。
人们普遍认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国有金融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歧视性政策。2月24日，《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发布，应该会给民营经济带来一个宽松的发育环境。
地下钱庄因何出现
地下钱庄多出现在外向型经济较发达的沿海地区，进行非法外汇交易的大部分是企业。原因是这些企业对外汇的需求量很大，但由于国家实行外汇管制，通过正常渠道得到的外汇数额有限。而且，按正常做法外汇从申请到真正能够使用，需要经过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和繁琐的手续。地下钱庄的非法交易手续简单，费用低廉，通常只收取1％到2％的佣金，对有关企业极具诱惑力。
  非法物品
从目前查获的“地下钱庄”看，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苏和广东等民营经济发达地区，而其中又以义乌这个私营经济之都最为猖狂。原因很简单，资金的供求失衡使然。义乌有20万小商人，他们要求贷款数额小周期短要款急，有着极强的季节性、临时性，而他们要获取信用社或银行的贷款相当困难。我国银行历来按指令行事，对市场要求反应滞缓，甚至无动于衷，加之手续多，难以满足私营中小企业的，而市场需求一定要顽强地表现出来，正当途径得不到实现则必然要走“旁门左道”。急需资金支持的民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被挡在门槛外面后，只好向 “地
下钱庄”借贷。这块市场就被让出来了。“地下钱庄”正是这种背景下出的一个“怪胎”。
地下钱庄如何操作
作为金融服务的非法中介机构，地下钱庄通常的操作手法是，换汇人在境内将人民币交给地下钱庄，地下钱庄则通过境外合伙人将外汇打入换汇人所指定的境外账户。现在，地下钱庄已经演变为非法收入的洗钱工具，在沿海地区更成为资本猖獗外逃的一个重要渠道。
地下钱庄的分布
地下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而且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市场需求，地下钱庄在各地的“经营”形态也不同，主要有三种：
以非法买卖外汇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这类钱庄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山东等沿海地区，在广东、福建以非法买卖港币为主，在山东等地以非法买卖韩币和美元为主。
以非法吸存、非法放贷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这类钱庄在全国大多数省份均有，尤以浙江、江苏、福建、云南等省表现突出，在各地分别以标会、台会、互助会等形式出现。
以非法典押、非法高利贷为主要业务的地下钱庄。这类钱庄分布在湖南、江西等内地一些省份，包括一些已被国家清理整顿的典当行也转为地下继续经营。不少地方的此类钱庄有黑恶势力渗透。
比较优势
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开放的一个特殊关系，就是中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而且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资，这使得中国迅速具有了世界工厂的特征。如果说外商投资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那么通过出口定单也可以实现。于是，有人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外资呢？”今天旧话重提，但问题是“中国为什么需要民间资本？民间金融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黑钱
和国有金融机构相比，“地下钱庄”的比较优势在于两点。一是具有搜集客户信息的积极性。国有金融组织用来支持民营经济的贷款，是被作为任务来强制执行的，其积极性可想而知。而且，中小企业信息相对分散，风险不容易控制，单笔贷款金额又小，如果把钱贷给大企业，一笔交易的金额可能是几个中小企业加起来都达不到的。你说国有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谁呢？“地下钱庄”却是要依靠客户吃饭的，必然有激励主动寻找客户。二是搜寻信息的费用比较低。“地下钱庄”由于非法性质，交易无法大范围的扩展，这正好减少了其获得客户信息的成本。由于交易半径小，他们对于客户的了解程度可以具体到客户家住何处，有几口人，各有何爱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军研究员说：“温州地下钱庄的势力范围一般是在2公里之内，这样对前来贷款的人的情况很熟悉，能够控制好风险。”对比之下，国有银行的市场半径大，交易范围广，要想弄清每一个客户的信息，费用自然比较高。
金融的作用有两个。从宏观上来看，把储蓄转化为投资，使货币不从流通当中漏出。金融机构可谓货币的翅膀。从微观上来看，金融的功能在于配置资源，包括资本品和消费品。这个过程是通过金融机构选择贷款对象实现的。对于资本品的配置，效率的高低就取决于金融机构是否能够选出好的项目。民间金融的壮大发展，对中国市场发育的贡献，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
影响意义
地下钱庄严重干扰中国货币政策，2007年8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宣布，外管局深圳分局和当地公安局日前联合行动，成功捣毁一个大型地下钱庄，当场抓获包括地下钱庄老板杜某等在内的犯罪嫌疑人6名，冻结涉案账户55个约420万元人民币。该钱庄仅2006年以来交易金额便达43亿元，交易主体不乏“中国国内知名大型国有企业”。
中国金融网指导委员会指导专家易宪容表示，非法的地下钱庄危害非常之大。它对中国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影响与冲击是十分巨大的。这些非法涌入外资还会进入中国国内股市炒作套利。泡沫经济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只能让中国国内来承担了。此外，大量外资通过不正当的方式进入中国，还会严重干扰中国的货币政策，扰乱中国的实体经济。政府对此进行严厉管制十分必要。在中国结售汇制度下，央行收进一个单位外币就得用一单位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卖出。当大量非法外资涌入中国市场时，央行就得大量卖出人民币，从而使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泛滥，投资过热、资产的价格快速上涨及通货膨胀率上升，严重地冲击中国实体经济。更为严重的，伴随中国国内地下钱庄的出现，通过地下钱庄也能够滋生和助长一些贩毒、走私、洗黑钱等严重的犯罪活动。
  洗黑钱
易宪容指出，要严密地关注这些非正式金融交易的出现对中国金融市场及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否则，它会严重干扰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建立。如何让"地下钱庄"走出地面，也是政府对地下钱庄治理的重要方式。这些非正式的金融交易为什么会出现？并非仅是打击取缔就能一了百了。在坚决严厉打击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检讨现行正式金融制度缺陷，通过完善正式的金融制度来改变目前非正式金融组织出现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治本之策。
人民币升值、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快速飙升、中国国内股指疯狂上涨时，国外的资金更是会千方百计地通过种种合法及非法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市场。比如说，2007年上半年中国外汇储备增加2663亿美元，其中贸易顺差为1125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319亿美元，另外1219亿美元则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中国的。也许，地下钱庄就是不知道来源的外资进入渠道之一。
2005年2月24日，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中国在2004年4月至12月期间共捣毁155个地下钱庄及非法买卖外汇交易窝点，涉案金额高达125亿元人民币。地下钱庄主要背负着四个方面的罪名：非法炒卖外汇、洗黑钱、高利贷和非法集资。
相关案例
广东南海市梁建辉地下钱庄在2001年2月至6月间非法买卖港币约15.7亿元，福建莆田方建峰地下钱庄在2001年至2002年非法买卖外汇近1亿美元。2002年公安机关破获山东威海“11·14”特大跨国非法买卖外汇案，查明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美元。广东汕头许鹏展地下钱庄仅2001年3月至8月非法买卖外汇近5.4亿港元。近年来地下钱庄呈明显的扩展之势，分布态势呈现出点多面广的特点，触角已延伸至中国的内陆地区，新疆、河南、山西等地均发现了不同类型的地下钱庄。
  非法洗钱
中石油和中石化卷入深圳地下钱庄案
2007年11月20日，据中国中国国内媒体报道，外管局近日与警方捣毁的深圳杜氏地下钱庄的转账清单显示，深圳中油油品经销公司和深圳石油分公司等企业赫然在列，两家公司与香港一些公司进行成品油贸易，从而被卷入该案件，令人关注的是，上述两家公司正分别隶属于中石油(601857-CN)和中石化(600028-CN)。
对此，《南方都市报》引述广发分析师曾毅表示，由于包括香港在内的国际油价比内地贵，一直有公司偷偷把中国国内的成品油拿到国外销售以套利。至于不少香港公司来深圳加油，也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该背景下，一家香港公司一年多前联系到深圳中油公司要求购油，双方进行了交易。由于深圳中油并无外汇经营权，而中石油内部亦有规定禁止下属公司擅自收取外币，于是杜氏地下钱庄扮演了充当双方交易的资金中介。杜氏转账记录显示，在双方交易中，付款方为深圳市中恒达贸易有限公司，收款方公司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深圳石油分公司。中恒达公司正是杜氏地下钱庄控制的转账公司。
中国能源网副总经理韩晓平则表示，一般成品油进出口贸易，先得由国家批准额度，油品出口方才能够依据额度进行外汇兑换。但深圳中油和中石化深圳分公司利用地下钱庄的渠道进行贸易显然不合规定。在这点上，中石油和中石化的两家子公司参与的是非法外汇交易。尽管两家公司喊冤称并不知道中恒达公司为地下钱庄，但两家公司与香港公司进行油品贸易是事实。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11月19日在新加坡，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为了维持正常的金融秩序，政府会加强打击地下钱庄，并且会严厉惩罚所有涉及地下钱庄的企业。温家宝说，打击地下钱庄，是为了维持内地，乃至香港的金融秩序。有报道指，一些国有企业涉及使用地下钱庄的服务，对此，温家宝说，不管是怎样性质的企业，只要有违法行为，都会严厉处罚。
我国古代钱庄的起源
钱庄是适应货币兑换的需要而产生的，源于我国明清时代的货币制度。中国从明代正统年(1436一1449年)开始，国家实行银两和铜钱两种货币并行的货币制度。明清时代都是以银两、制钱(铜钱)为平等本位，大额交易一般用银两，而小额零星交易用制钱，因为制钱的价值量很小。在这种货币制度下，由于银两和铜钱两种因为制钱的价值量很小。在这种贷巾制度下，由于银两和铜钱两种货币使用范围不同，国内贸易与居民生活存在着两种货币兑换的需求，从而产生了钱庄，为商人和居民兑换货币，由商业资本的商品经营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货币经营资本。钱庄，最初被称为钱肆和钱桌。钱桌，从明崇帧年问(1628—1643年)出现，至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一直称其为钱桌，意即在街上摆桌子兑换银钱的。嗣后，进入乾隆朝(1736—1795年)，才被称为钱铺、钱庄、钱店，这说明其有了固定的店铺和经营规模扩大。直至清末，钱庄在北方广大地区还一直被称为钱铺。钱庄不仅是经营白银和铜钱置换的场所，一些规模较大的钱铺还开出具有信用票据功能的凭证，也就是钱票，但面额都不大。由于钱铺的信用度较高，签发的钱票可以与货币一样在市场上流通。
我国近代钱庄的衰退
中国钱庄的本土优势，逐渐为外国银行所认识。随着外国对中国经济入侵的加深，外国银行想方设法收买它们，利用钱庄，招揽业务，经办银钱往来，令其成为外国银行资本在中国的买办，并最终使钱庄成为其附庸，进而控制中国的金融。
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原来控制在洋行手中的汇兑业务已成为银行的专项业务。在资金贷放方面，银行一改以往的保守姿态，积极开展押汇贷款和票据贴现，使得上海和伦敦一样盛行预约订货，因为只要订货合同一成立，外国在华银行使立刻可为洋行提供下一笔交易的周转资金。所以，过去由洋行垄断的资金贷放业务开始为实力日渐雄厚的外国银行所把持。由于外国银行打破了洋行的垄断，使得控制中国贸易乃至整个经济局面的组成力量大为改观，外国在华洋行、银行和中国钱庄已成为商业领域的三巨头。
任何商业活动的展开与发展，都无法完全抛开金融业的支持，如果谁能垄断或控制了金融业，则当地商业的展开必须与其发生联系，它势必能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基于这样的考虑，外资对钱庄的控制逐渐加强，力图控制中国的金融，最大限度地从中国榨取超额的利润。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钱庄开始由独立走向依附外国银行和洋行，并最终走向衰败。
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钱庄大量使用外国银行资本做生意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银行拆放通常两天结算一次，取利比市面利率为低。但银行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要求收回拆款。这个随时收回拆款的制度，把钱庄纳人了外国银行的控制之下。银行对钱庄拆款越多，对钱庄的操纵就越紧。但中国钱庄却力图保持以往的相对独立地位，把对外国银行的依赖限制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之内，辛苦地维持着它对中国商人的原有金融关系。比如，汉口钱庄就曾竭力阻止外国银行对汉口的抵押放款，以维护其固有的对中国商人抵放的权益。另外，实力雄厚的票号这一时期成为钱庄的强助，使钱庄能在缓急之间，拆东补西，因此增加了对外国银行的掣肘力量。所以，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中国钱庄虽然依附外国银行，却仍有一定的独立运转能力。据1884年1月23日《申报》记载，天津的中国钱业公会有时就不顾汇丰银行的牌价，而以较低的利息把汇丰的顾客吸引过来，使汇丰的放款业务受到不小的损失。利息把汇丰的顾客吸引过来，使汇丰的放款业务受到不小的损失。这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中国钱庄和外国银行是依附中有对抗的关系；第二，外国银行尚未能完全垄断中国的金融市场。
但从1873年起，外国银行开始明日张胆地操纵上海金融市场，至当年12月，已将放给钱庄的200万两押款、借款一气收回，使半数以上的钱庄歇业，仅剩的一半钱庄只能依靠外国银行。当时，上海外国银行的放款数目一般在300万两左右，一旦低于这个限额，银根立即紧张。1878年、1879年发生的两次恐慌，正是由这种局面所导致的。至此中国钱庆没有外国银行的“调剂”就无法膀付难关。中国钱庄已走上了依附外国银行的道路。
中国钱庄经历了对外国银行由半依附至完全依附，由半对抗到完全合流的过程，外国银行成为金融领域的主宰。辛亥革命后，由于新式银行的产生，加之钱庄本身的不可克服的缺陷，在大的金融风波的冲击下一嘶不振，日趋式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私营经济的淡出，国家对钱庄进行了取缔，至此，在中国金融舞台上活跃了几百个春秋的旧时钱庄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