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时美景纲手本子合集:陈行之：蒋爱珍的梁山路———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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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时间以来，我很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殚精竭虑研究《红楼梦》，对《水浒传》却敬而远之，在我看来，无论思想深度还是艺术水准，后者并不亚于前者，某些部分——例如通过“逼”字对几位主要英雄走上反叛之路的描写，真有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道，古今中外文学史鲜见与之比肩者。接着看到好几个著名作家也放弃文学创作，研究起“晴雯之死”之类，在中央电视台口若悬河，成了准红学家，也就隐隐的看出些端倪：士大夫可以把《红楼梦》作为一件回避现实的玩儿物来把玩（现在他们已经把它玩儿得很光润了），《水浒传》则不可以，凡有触及，你无法回避那里涌动着的血脉真情，而血脉真情恰恰是需要人们甘于做奴隶的年代最为忌讳和恐惧的东西，当然是不触动为好。
    不触动不等于不存在，固然可以认为中国人在专制和封闭的环境中浸淫得太久了，形成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的民族性，但是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的人仍然层出不穷，林昭是也，张志新是也，胡文海是也，王斌余是也，邓玉娇是也，杨佳是也。我今天说到的蒋爱珍也可以归为此列，然而蒋爱珍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性格刚烈嫉恶如仇的人，她就像小动物一样柔弱得不能再柔弱、善良得不能再善良，就是这样一个只求安安静静地活着的人，怎么就会被几个腌臜之人逼迫到拿起长枪连杀三人的程度呢？这里边有哪些耐人寻味的东西呢？
    我在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最初想到的只是人之善恶，即蒋爱珍恰巧遇到了几个很坏的人，但我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后来我才想到这件事归根结底还是政治文化问题，是畸形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中国人特殊的生存状态，致使某些群类心理卑劣阴暗人格变态扭曲，社会丧失了对善进行遮护的机能，最终导致这一事件发生。
    鲁迅先生很早就对民族性给以深刻关注，他笔下绝无我们主流意识形态一再强调的所谓“光明”，我们从先生笔下看到的是中国人心理卑劣阴暗和人格变态扭曲，我们甚至可以很尴尬地从那些人物中依稀看到自己的影子。直至目前，尚没有一个作家能够像鲁迅先生那样以解剖刀一般锋利的笔触描画出如此一幅晦暗的图画。
    所谓民族性，我理解是指寄寓在一个社会系统内共通的或者说标准化的人格类型，某些人或者某个人做某件事，是由他作为群体的人格类型决定的，而人格类型又是一定形态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直接产物，这样，我们就进入到了问题的核心部位——在蒋爱珍杀人事件中，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文化导致了什么样的人格类型？在一个社会事件中，我们必须看到“社会”这个角色，人不过是它的从属，我们会发现并不是蒋爱珍在杀人，真正的杀人者其实正是她所杀的人！非常有必要弄清楚，那些杀人的人作为社会角色究竟带着哪些遗传基因？他们的黑暗人性又是被何种现实因素所诱导？
    在我看来弄清这些问题很重要，甚至可以说极为重要——我们最终将会发现，我们所有人都处在蒋爱珍杀人事件之中，刀剑悬挂在每一个人的头上，随时都会落下来结束掉我们的肉体生命或精神生命，不同点仅仅在于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被杀死的方式不同……这正是我们关心此事的理由，为所有这些问题寻找答案，也是我写作此文的目的。
    我们在叙述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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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最疯狂的阶段已经过去，国家终于把国民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国数千万中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极为严峻，于是，在毛泽东指引下，一场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这意味着城市青年都得离开家乡，去插队或者加入生产建设兵团。
    蒋爱珍是江南女子，出生在鲁迅的故乡浙江绍兴，蒋爱珍和任何一个初中毕业生一样，没有选择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之路——1972年，16岁的她追随复员转业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哥哥蒋根土，到农8师144团1营1连落了户，按照当时的说法，成了一名“光荣的军垦战士”。
    这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姑娘虽然还是个孩子，却聪慧勤劳，干活从不惜力，摘棉花、锄地、挑土、赶车，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遇到节假日她到伙房帮助洗洗涮涮，为战友缝缝补补，深得赞誉，人们都很喜爱这个身材修长的姑娘。不久，蒋爱珍以先进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44团共青团代表大会；1973年5月，也就是她来到团里一年以后，蒋爱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同年出席了农8师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4年，144团农场医院招收护理员，蒋爱珍被推荐到短训班学习，结业以后留在团场医院当了一名护理员。1976年，蒋爱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当选为医院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那时候她年仅20岁。
    蒋爱珍的哥哥蒋根土跟144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过去是一个部队的战友，蒋爱珍到医院做护理员以?%9??的关系变得畸形，在当时官方的说法是“派性严重”，即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分属于群众组织的不同派别，人和人之间很隔阂，有的甚至结着仇怨。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历次%E??工作上的进步与张国政的帮助密不可分，蒋爱珍对张国政很感激，两个人的关系也很好。
    经过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失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畸形，在当时官方的说法是“派性严重”，即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分属于群众组织的不同派别，人和人之间很隔阂，有的甚至结着仇怨。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W$?^ Y?|O?!>A*???l@??i ?]T???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