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班动态:中国人口的拐点——专访易富贤（中山水寒）

中国人口的拐点

　　——专访易富贤（中山水寒）

　　2010年春节过后不久，“用工荒”再度上演，与2004年起每年出现的“用工荒”有所区别的是这一次是全线告急：珠三角、长三角缺工数激增至数百万，除前些年出现的技术工人短缺，普工也开始招不到人。“用工荒”的关注度渐次下退，富士康多起工人自杀又轩然而起，各类所有制成本均有涉及。

　　在人口学家易富贤看来，这些是“2012年中国人口危机拐点的征兆”。“人口结构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需要系统全面的反思。”他说，劳动力对于国家而言是“精气”所在，要衡量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劳动力供应也是不可或缺的自变量。因此，他和不少人口学家呼吁，中国应尽早改变计划生育政策，从“人口控制”转向“人口发展”。

　　易富贤在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念完药理学博士后，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出国之后发现中国的人口问题，对“中国人很能生孩子”、“中国人口太多了”这些几近“天然正确”的判断产生了怀疑，零星地写了一些人口方面的文章。2002年后在威斯康星大学做妇产科研究工作，由此开始系统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不看电视、不做家务、没有“会”参加的易富贤，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放在人口学研究，2007年出版了广受关注的《大国空巢》一书。

　　“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普及一个观念，人口是最重要的产业单位，有了人才有消费、生产、就业这些循环，减少人口不但不能缓解就业压力，而是恰恰相反。”7月1日，在北京东城区一家咖啡馆，操着湖南普通话的易富贤对《商务周刊》说，人口是战略性大课题，视野必须超越一两代人，“得尽快鼓励生育，否则中国面临的是老龄化社会里的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中国已经连续几年出现民工荒，这与前几年的低廉劳动力几乎无限供给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逆转？

　　易富贤：值得大家严重关注的是，今年的民工荒，其实与前几年的民工荒有着本质的不同。2004年的民工荒，是因为中国20-39岁劳动力在2002年开始减少，但由于15-64岁总劳动力以及19-22岁最年轻的劳动力都还在增加，因此当时的民工荒并不严重。而2010的用工荒是因为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都在或即将减少。中国19—22岁人口在2009年达到了顶峰（1亿人），之后开始急剧减少。这也是为什么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减少约40万人的重要原因。教育部的另一组统计也证明了适龄人口总量的减少趋势：2008年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为849万，2009年为834万，2010年再减至803万。

　　据最客观的第五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抽样调查的数据计算，19—22岁人口到2018年只剩下0.53亿，9年下降一半；而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的同类数据，这个年龄段人口数也是从2009年后快速下降，到2023年只剩下0.62亿，14年下降差不多40%。两组数据有些差别，但快速减少的大趋势以及2009年这个节点都是一致的。

　　这还只是逆转的开始。从人口学的预测看，由于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有73岁了，即便人口政策不调整，劳动人口总量变化比较缓慢，但是年轻人数量的变化却很大。比如以2010年为基点，15—64岁人口到2020年将只减少3.4%，但20—30岁劳动人口却要下降27%，19—22岁人口更是下降45%。

　　劳动力市场对19-22岁人口数量的变化最为敏感。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最具有活力的新增劳动力严重不足，各地将掀起抢劳动力的风潮，并且将越演越烈，也意味着大量企业可能将撤离中国；对于大学来说，意味着生源不足，今后高校将掀起生源争夺战；对于国防来说，意味着兵源数量下降，男孩中服兵役的比例将从目前的10%提高到今后的19%。并且也意味着房地产的好日子快要走到尽头了。

　　《商务周刊》：那么，现在中国社会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而社会负担较轻的状况将不复存在，人口结构会脱离人口红利的状态?　

　　易富贤：我一直不太赞同“人口红利”的说法。需要养的小孩少了，社会负担低，但谈不上红利。这种靠降低生育率来降低抚养比的做法，其实是一个很粗略的想法，因为抚养比又分为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混淆了儿童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来谈人口红利，这是不对的。

　　抚养，是工作的人养不工作的人，所谓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15—64周岁人口，0—14岁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儿童抚养比，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老年抚养比。显然，儿童与老人都需要抚养，但总抚养比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哪个更多哪个更少，对整个社会的意义是不同的。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人口还债。降低儿童抚养比，也就降低了人口投资，是一种人口高利贷。

　　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总抚养比应为50%—60%，消费与就业关系最为和谐，社会也就比较和谐。发达国家在1950-1980年的总抚养比是50%—60%。中国1980年代初期社会比较和谐，一个重要的人口学原因是当时的总抚养比介入50%和60%之间。印度在2003年之后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总抚养比在50%—60%，印度经济将步入快车道。

　　这是统计学上的经验总结，从人口学来解释，人口和消费是比例关系。我研究了所有国家劳动力与消费者的关系，所有国家都是50%左右，也就是说两个消费者提供一个就业机会，但是中国不一样，我们总劳动力（实际就业人口段）与总消费人口的比例是63.5%。中国的13亿消费市场只能提供6.5亿就业机会，而劳动力是8亿，有1.5亿过剩劳动力。劳动力与消费者比例过高也意味着总抚养比极低，目前中国的总抚养比低于40%，就业压力大。为了保证就业，产品就必须大量廉价外销，靠国际市场来提供就业机会，等于是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目前虽然抚养比低，但是由于高就业压力，社会和谐度还不如1980年代初期。因此，总抚养比过低其实并不是好事。

　　而未来则是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30年的计划生育，人口结构中的儿童比例持续下滑，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未富先老的问题正在迫近。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只有1.66亿、1.11亿，老年抚养比还只有11%——就是9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但是养老金短缺问题已经很严重。而现在年轻劳动力又开始了持续减少的走势，老年抚养比将从目前的11%不断增加，到2030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27%，到2050年增加到50%——也就是两个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一个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儿童越来越少，年轻劳动人口也开始出现不足，老年抚养比不断增加，导致总抚养比逐渐加大，这对于综合国力十分不利。比如日本的总抚养比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攀升，到2050年将达到100%左右，也就是1个劳动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人口，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总抚养比是以老年抚养比为主，中位年龄将超过55岁。日本成为一个老气横秋的国家，在沉重的老龄化压力下，无力进行人口投资，更加养不起孩子，国力将难以恢复。我们的问题则是强制生育率带来短暂的“红利”后，反弹到另一个高点：中国已经未富先老，这样下去还将老无所养。

　　《商务周刊》：但从直观感觉上说，人口太多一直是中国很多问题的根源之一，至少从就业上来说，年轻人减少会让上学和就业竞争不那么激烈了。

　　易富贤：1980年一胎化政策实施后，少生了1.3亿人口，看上去少抚养了1.3亿人，但也少了1.3亿消费群体，减少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且由于家庭孩子少，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高达86%，世界罕见，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

　　如果将人口再生产看作是产业的话，生产婴儿是人类社会投资拉动率最高的产业。孩子出生，要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而且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婴童经济的产业链是全方位的，涉及到人的几乎所有方面。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所以降低儿童抚养比意味着人口投资的减少，而年轻人口占比迅速下降又让我们过早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和时间远低于婴童，资本回报率低，一旦老龄化程度加大，相应制度建设不健全，银发市场能有多大？

　　就业难成因极为复杂。目前中国的农民工能就业，靠的是人多劳动力便宜这样的比较优势从国外市场获得的就业机会，大学生失业则恐怕是因为产业升级至少20年未有起色，第三产业发展迟缓。而产业升级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刚才讲的，人口控制政策所造成的“额外过剩”的1亿多劳动力无法找到国内对应的消费者，从而强化了不涨工资的比较优势。

　　《商务周刊》：这真是与众不同的逻辑。我们换一个问题，现在依靠涨工资倒逼产业升级的可能性又有些苗头了，您刚才也说总劳动力供应量2012年开始减少，是不是刘易斯拐点来了？

　　易富贤：刘易斯拐点更多的是理论价值，从劳动力总量来看，全球都不存在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比如国内经常举例的日本。日本经济起步比中国早40多年，日本在1949年开始普及家庭生育计划，提倡少生，结果生育率从1947年的4.5急剧下降到1950年的3.7、1956年的2.2，这就导致了日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是并不表明劳动力短缺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做出什么贡献，事实恰恰相反。

　　日本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在1975年前是不断增加的，为日本经济腾飞奠定了人口学基础。这个年龄段的人口197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1990年代又出现过一个高峰，然后到2000年之后才不可逆转的快速减少。日本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5年才开始减少。也就是说日本1960年代经过所谓刘易斯拐点进行产业升级的时候，不但15-64岁总劳动力在不断增加，而且20-39岁黄金年龄劳动力也在不断增加。如果当初没有出台控制人口的政策，日本经济发展会更好，比较平滑。换句话说，日本劳动力短缺是控制人口政策的“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因”。

　　《商务周刊》：所以您一直是人口学界的激进派,主张尽快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补充年轻人口。

　　易富贤：我的观点并不激进，只是希望维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要持续发展，人口本身必须持续发展。要维持人口相当于上一代不增长也不减少（世代更替），中国的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需要在2.3以上。但中国1990年之后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后只有1.3左右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证实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3了。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在2012年之后爆发。

　　其实即便没有计划生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也会自然下降，不需要强制调控。中国大陆目前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代后期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现在泰国、伊朗、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但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4、1.9了。国家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也显示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

　　今年是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三十周年，当年公开信里说的明白：“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30年已经到了，我们应该积极调整人口政策，恢复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文来源：商务周刊 作者：和阳)

作者：易富贤 （水寒） daguokongchao@gmail.com

中国从1971年实行计划生育，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由于时间的滞后性，目前还只是看到所谓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恶果还没有显露出来。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

1、2012年：15-64岁总劳动力开始减少。

2、2009-2018年：219-22岁黄金劳动力减少一半。

3、2012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4、2010年：老年抚养比开始加速上升。

5、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6、2011年：育龄妇女开始快速减少。

7、2016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一、2012年：总劳动力开始减少。

劳动力是一个国家的“精气”，是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比如日本，从1950年到1990年代，15-64岁总劳动力一直在不断增加，国力也在不断增加，到1980年代后期对美国都构成了威胁。在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但由于国力在增强，出现的社会问题在发展中得以消化。政局也稳定，首相不但能够任满任期，而且还能连任。

 但19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就一直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有“日”薄西山的趋势。对于日本的衰退很多人提出了解释，有人说是因为日元升值、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银行体系问题……..等。其实这些只是表象，如果劳动力充足的话，那么1990年代初出现的这些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会被消化（日本以前也曾经出现过经济危机，但几年之后就度过了危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根本原因是15-64岁总劳动力在1990年代开始减少。总劳动力减少标志国力即将衰退。在国力下降的过程中，不但无力消化过去的老问题，而且因为老年化出现新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丛生，日本政局也变得不稳，首相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

 中国目前经济还朝气蓬勃，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劳动力还在增加。中国目前与日本1980年代后期有些类似，国力达到鼎盛时期（以奥运会为标志）。但是2012年中国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将快速下降，意味着中国即将走日本1990年代的老路。2012年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标志年份。

 在总劳动力减少之前，19-22岁劳动力在2009年达到1亿的顶峰之后已经开始快速减少，到2018年只剩下5000多万，也就是说最有活力的劳动力在9年之内下降一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这个年龄劳动力的减少导致高考生源快速减少（意味着今后大量高校将破产），导致2010年的全国范围的用工荒。

此外，国际人口结构的巨变也将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影响。虽然发达国家早就出现了老年化，但总抚养比（非劳动力人口与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仍然很低。根据联合国的资料，最近20多年，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一直低于50%，比1950年、1960年、1970年都要低，是负担最轻的时期。但是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总劳动力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少，意味着也将出现经济乏力。

 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年人口的增加，从2010年开始，发达国家的总抚养比将快速增加。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好日子即将走到尽头了，今后世界经济格局将发生巨变。

 发达国家人口结构改变对中国经济有深远的影响。一个正常的社会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但中国由于计划生育减少年幼消费者，导致“额外过剩”1.5亿劳动力，就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现在国际市场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北美和欧盟两大经济体，即占全球货物进口总额的近60％。2010年发达国家的总劳动力减少和老年抚养比增加，将导致消费萎缩和储蓄额下降，意味着购买力下降，国际市场即将萎缩，向中国进口也将减少。而印度由于年轻劳动力的增加，将占领更多的国际市场。这两方面原因将使得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内需，但相对于中国的内需市场来说，中国将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中老年劳动力人口）。

二、2012年：光棍危机全面爆发

1980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性别比不断攀升。由于人口有20多年的滞后性，出生性别比异常对目前的婚姻市场还没有太大的影响。

目前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24岁左右，男性在26岁左右，男性比女性大2岁左右。我们用22-26岁这五年年龄段代表女孩初婚人群，对应男性24-28岁年龄段。从图可见，2012年之前，中国婚姻市场基本正常，不存在严重的光棍问题，甚至女性还略多于男性（城市剩女现象的人口学基础）。但是从2012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口将大幅超过22-26岁女性人口，到2030年男性人口超过女性人口30%以上。

以25-55岁男性人口对应23-53岁女性人口，姑且定义超过的部分为“过剩男人”。目前“过剩男人”波动在1000万左右，对于这么一个大国来说是正常的，并且这些人很多是智力、体力有缺陷的人，经济能力比较弱，对自己的光棍身份比较认同，对社会危害性比较小。但是从2012年开始，“过剩男人”将快速增加，到2017年开始超过3000万，2022年开始接近4000万。这4000万青壮年光棍对社会稳定和家庭秩序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比如2007年广东省徐闻县42岁光棍苏千小砍杀4学生；2010年3月23日，42岁光棍郑民生在福建省南平市南平实验小学杀死8人，重伤5人；2010年4月28日，广东雷州市33岁光棍陈康炳在小学内砍伤师生19人；2010年5月16日，20岁贺州男子疑因女友悔婚，血洗佛山一条街，“专挑年轻女孩儿砍”，先后6人被砍伤送往医院。

三、2010年：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65岁及以上老人分别从2010年的1.67、1.1亿增加到2030年的3.4、2.3亿，2050年的4.4、3.3亿。

 201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1%，也就是9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并且只有城市四千多万老人享受社保金（他们的相对待遇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经很大了。2010年开始，老年抚养比加速上升，20多年后将是3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40年后将是2个劳动人口对应1个老年人口。现在的年轻人到了老年，将是无比凄惨。

四、2015年：总抚养比快速上升

 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儿童和老人）与总劳动力的比例。中国目前总抚养比是空前地低，不到40%，这也是一些人口学家所吹嘘的“人口红利”（其实是人口高利贷）。但是由于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从2015年开始，进入人口还债时期，总抚养比将快速上升。

五、2011年：育龄妇女快速减少

 2011年开始，中国15-49岁总育龄妇女开始减少，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也快速减少。妇女是生育的主体。育龄妇女减少意味着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加上 生育意愿已经很低，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阻人口锐减了。说明中国早已错过了停止计划生育的最佳时机，如果十二五还只是放开二胎，那么中华民族的衰落是难以逆转的！

六、2016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

联合国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则预测中国人口在2020年开始负增长。

 其实联合国的预测还过于乐观，因为对现有数据是采纳国家计生委的1.8的生育率。比如联合国认为中国1995-2000年每年出生1970万，2000-2005年每年出生1801万。但中国国家统计局认为1995-2000年每年出生1900万，2000-2005年每年出生1624万。而根据客观数据，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1995-2000年每年只出生1379万，2005年1%抽样调查显示2001-2005年每年只出生1369万。也就是说中国人口高峰不可能达到13.9亿，峰值时间也不会等到2020年。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仍然在增加，但从1988年开始，年增人口其实是在直线递减。根据1987年到2006年年增人口变化趋势，笔者推测中国人口将在2016年开始负增长。

人口一旦负增长，将一发不可收拾。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5.5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每年增加一千多万，主要是因为平均预期寿命从35岁延长到73岁，不是因为生的太多，而是死的少，是人口“蓄洪”，也是实力的蓄积。

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中国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以上，其中1963年到1974年这12年平均每年出生2600万，有生就有死，等到1950年代出生的人开始死亡，中国每年死亡两三千万，是现在的两三倍。而1996年以来平均每年只出生女孩620万左右。如果光停止计划生育而不鼓励生育，20多年后，中国生育率最多像韩国和台湾现在一样只有1.1，那么每年只出生600多万孩子，不到全球的1/20，将出现一个长达四十年的人口“泄洪”期，每年净减一千多万， 雪崩 !大国空巢！在人口“泄洪”过程中，中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

结论：十二五期间，中国人口危机将全面爆发。再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

我2010年5月31日回国，7月16日返回美国。6月4日到7月5日这一个月时间内，先后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传知行研究所、改革内参、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乌有之乡、中南大学、西南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与腾讯网合办的燕山大讲堂、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机构讲演，呼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并受重庆市政府的邀请去重庆交流。回国期间，拜访了各界社会贤达（如茅于轼、郑也夫、梁中堂、仲大军、潘维、孔庆东、叶廷芳、杨支柱、王鑫海、张宏良、余晖、曹思源、戴国庆、冯兴元、黄元河、陈子明、旷新年、李红刚、秦启文、丁东、盛洪、赵农、李建新、陈友华、黄纪苏、王小东、梅新育、童大焕、王飞跃、秋风、张大军、王东、王建军、黄钟、滕彪、廖进中、陈潭、薛力、丁金宏、鲍克等）。接受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新华社、第一财经电视、中国经济时报、第一财经日报、东方早报、商业周刊、南华早报等多家媒体采访。但由于时间原因，错过了另外几个讲座和袁隆平教授的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