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头裙边:张可:从钱云会案看中国底层困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3/29 03:15:07
张可:从钱云会案看中国底层困境
2011-01-19 11:08:23事实上,如果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出发,钱云会案件的真相或许并非为最核心关注的问题,而作为中国基层治理主要执行者的地方政府为何会沦落到如此信用扫地的境遇以至于无人相信政府的话;底层的老百姓为何又会对该案件产生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应,却值得学者们进一步探究。
地方政府的信用下降将会削弱国家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
中国需要为今后有可能到来的新的一轮集体行动甚至社会运动最好准备
相对较为良好的内部环境。
社会底层利益表达机制的制度化与合理化应当是未来中国“十二五”期间社会建设的首要选项之一
诚如于建嵘教授(2010)所指出的,当一个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时期,民众对现有体制的期望就与体制所能满足其要的实际状况之间产生了张力。但是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无论民众对现有体制抱有多大的怨愤和不满,他们都希望在制度的框架内化解和排释他们的情绪。而目前中国面临的最大的瓶颈是,一方面“国家”为了不断强化其执政能力,吸纳和垄断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以增强自身对于未来社会不确定因素的驾驭能力,并且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控制,这样以来势必极大地压缩了它们的生存空间,于此同时,也造就了“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反过来限制了政府自身的公共治理能力。由于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逻辑惯性,作为国家最高决策者担心一旦放松管制向社会开放,面对的将会是如潮水般的群体性力量的迸发,而政府一旦无法应对这样的集体力量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倘若反观近现代英国与法国对待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就会发现其实英法政府也是同样经历了一个再认识的过程。自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造就了大量的产业工人,他们为了争取自己的合法利益不断的通过集体诉求向政府施加压力争取权益,而这一历史时期的英法政府对待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的态度也是经过由“严格禁止”逐步过渡到“有限管制”再到“制度化”的过程,如英国1817年的《高压统治法》(Coercion)和《限制言论自由法令》逐渐转变到废除1799年颁布的禁止工人结社的《联合法》(Combination Laws)。而1765年以来,英国的联合协会大量出现和发展,对自下而上政治(bottom-up
politics)的“大众政治”进行了重构并为成熟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美国政治学大师亨廷顿在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也同样提出,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是不可避免的,通过制度的净化和吸纳作用,可以将这些因素化解在制度的框架内。除了现有体制外,没有其他体制可以替代
而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因此,秩序在这里就是一种环境。执政者只要保证民众的基本认同的就行了。正是由于较好的建构了针对社会底层的利益表达机制,使得普罗大众能够拥有为争取合法权益进行有效的利益博弈,欧美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经受住长期的历史与社会变迁的考验,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与活力。
就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目前仅仅是政府在处理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流程方面初步做到了规范化,而在利益集团博弈和族群意见表达方面还远远没有做到制度化与合理化,底层民众无法有效表达自己利益的现实困境依然存在。此次钱云会案当中虽然已经出现由于建嵘教授参与案件调查的第三方公民组织,象征着自80年代后知识精英的公民意识再一次回潮,但是整个社会组织还处于一种相对较为低层次的发展阶段。
如果中国无法抓住机遇,在“十二五”阶段以社会建设为突破口,通过社会政策初步构建合理的社会利益博弈机制,从官方的视角将社会运动与集体行动去污名化,建立制度性的社会矛盾沟通协调框架,那么最后丧失的将不仅仅会是政府的信用,而是整个中下阶层民众对于政府权力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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