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魔术 thunder:中国人精神上为何失去了生殖能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5 03:05:54

2011-01-18

 

近日,作为儒家精神符号的孔子的雕像“落户”天安门广场,各方都认为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赞成者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回归,国家正从“武功”走向“文治”;反对者则认为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话语正在被颠覆,在那种语境里孔子曾经沦为使中国在世界历史中落后的元凶,孔子从文化符号再度偶像化,是悲哀的精神轮回。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的自信力却改变不大,普通人的生存质量和精神状态甚至有恶化趋势。精神层面主要表现在文化暮气横秋,老化严重,言必传统,动辄玩民俗。有份量的文化产品匮乏、价值空心化、传播能力低下,人才、延续都面临断代。对照美国,上世纪初美国崛起之时,世界各国精英们趋之若鹜,正是其文化软实力上升最快的时候。而经济的快速崛起,为什么却没有带来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改变,反而以移民逃离为幸福呢?

中国人精神断代感也就是失去再生能力,应该说首先是因为历史的内伤。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人的灵魂都走在一条拥挤而混乱的路上。简单梳理一下百余年来的精神流变:

20世纪的头50年是中国社会王权解体,山河风雨飘摇,新兴力量重组、分化,相互倾轧的过程。民族精神上,这个时代即使那些造反者鲁迅、胡适们,有乡土的根做底子,他们仍然是自负和自信的,对西学的追随也是收放自如,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无法逾越的高峰。

50-70年代,社会结构的改变是全方位的,从微观到宏观,从个人经验到神话现实,从饮食起居到伦理观念。与信仰和终极价值关系不大,革*命就是改变,至于为什么要变,要变到哪里去不是最重要的。只能信,不能不信,或者只能不信,不能信。政治取代了一切。这个年代留下了巨大的精神空洞和伤口。

80年代从修复伤口开始,那是开放的年代,成长的年代,也是黄金时代。对于年轻人来说,朝气蓬勃就是信仰,什么都信,什么都可以怀疑。气功热也正是那时开始的。那时的“不信”是似乎有资格和雄心把所有历史都翻过去,北岛那句“我不相信”是时代箴言。某种意义上,我们今天在为姜文《让子弹飞》叫好的时候,还在挥霍80年代的青春岁月。

90年代是金钱作用发酵的时候,官员下海,城市里传统单位走向解体,下岗成为流行词,国家信仰开始从经济层面去魅;互联网横空出世,话语失落却是最大的痛苦。传统物质世界加速消亡。

新10年是权力回归的年代,权力和商业大佬结盟,城市迅速膨胀,房价飙升,教育畸形化,各种产业都陷入权力化的狂欢,高处不胜寒,老百姓又重新头顶大山。强拆更是变成了百姓和权力的直接对抗。大国小民,强国弱民,中国社会进入了不信年代。精神生产者的知识分子被犬儒化的现实折磨得奄奄一息。

百年来的沧桑巨变,留给中国文化的远不只千疮百孔。文化自信是沉淀的产物,亢奋和患得患失带来的扭曲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成了一笔糊涂账。

中国人精神失去再生能力,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精神一直缺乏一个“硬”基石,封建帝国时期传统儒家学说的过分强势,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复杂的生态下的传统精神和信仰生活看起来很虚妄、很脆弱。随着儒家主流地位的终结,很难再找到文化传承的主心骨。

中国的神从来不是终极价值,神、圣、妖乃至佛大都是现实诉求的变种。这就决定了中国宗教信仰带有功利特征。譬如:在许多民间信仰中,灵与不灵往往是是否为信众追随的先决条件。当然,还有一种心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明知是假,还随声附和,求一个心安理得。于是越邪乎的事,越具有震慑力。造反派的老祖宗陈胜、吴广不就是从装神弄鬼开始的吗?

中国人爱信邪吗?远的不说,从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国梦,义和团的刀枪不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遍地开花的大小刀会等会道门,再到今天胡万林、李一、张悟本各路神仙包治百病,无不有邪的影子。这样,中国人给人印象似乎天生就爱信邪。这大概不公平。检视中国民间信仰,总能给人一种带泪的喜感。有时甚至哭笑不得。刀枪不入是对火器和赤手空拳对面相向的虚妄的描述,包治百病则是对无力面对疾病的自我欺骗。正路子提供不了前途,支撑不了现实,歪路子就会找上门来。这是传统,没有办法,只要困厄和痛苦还在,中国人还会习惯性地从虚构话语中寻找心理排遣依据。

精神生殖需要坚定的自信、巨大的包容性和旺盛的创造力,这些都很遥远。义和团、鲁迅也许还加上郭沫若什么人就可以绘出今天中国人的精神拼图,偏激、单调、奴性、缺乏宽容。精神失去了繁衍能力,假文化、权力文化、文化自慰就大行其道。2010年最牛的一句话是“自从得了精神病,精神好多了”。这个时代的现实是,如果放弃精神的价值,也许反而是一种解脱。(南方暴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