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了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结和经历的时代精神熏陶。当谈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风头，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过贡献，以及当时在政学两界流传的傅氏本人“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的典故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听罢傅氏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斯年没有让毛泽东放下武器接受国民党的招安，更没有像左氏那样没出息地一味惦记着蓝苹，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在空闲时为自己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本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

　　旅安

　　毛泽东 七月五日

　　条幅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 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诗为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幅墨迹作了见证。 　　



　　结束了与毛泽东的长谈与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各机关所在地，寻找9个月前陈寅恪问询的林伯渠与范文澜，顺便看望久别的弟子刘燿（尹达）。 　　



　　此前的1944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参政会决议组织成立延安视察团，傅斯年作为五位成员之一欲赴延安中共大本营视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得此消息，专门致函傅斯年，嘱其到延安后向林、范二人索取“新刊中国史数种”，同时具有预见性地告诉傅，“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　　



　　陈氏信中的陆贾，汉初楚人，从高祖刘邦定天下后，出使劝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迫使赵佗称臣，后以叙述秦汉所以兴亡的《新语》十二篇为刘邦所重。郦生，即秦汉年间的儒生郦食其，司马迁《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刘邦手下大将韩信听从幕僚之计，举兵攻打齐国，齐王认为郦食其欺骗了自己，恼怒之下将其逮捕投入油锅当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陆、郦并举，作《郦生陆贾列传》。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等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就负有类似使命，只是不便公开言说罢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陈寅恪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氏等一行，只能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古典小说《镜花缘》中的多九公与林之洋两个闲散人物，结伴到仙山瀚海胡乱游荡一圈而已。傅斯年接信后，因时机尚不成熟，视察团赴延安的事一拖再拖就搁了下来，直到九个月之后的今天，几位参政员才在落脚的延安这块中共地盘上，各呈“郦生之能”，争抢“陆贾之功”。对此兴趣不大的傅斯年，在完成计划中的见面与谈话后，开始穿梭于一排排窑洞探访故友新知。 　　



　　刘燿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事起，刘燿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范老（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了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此次相见，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激荡。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记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进出的李庄或重庆，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云云。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其结果是，尹达惊慌失措，傅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致信傅斯年对此次相会的隐情作过委婉的解释，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塬上的面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