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情至圣歌词:唯富唯贵 何谓贵富

 
 唯富唯贵
君子耻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里应该是人为君子以富贵却独善其身为耻。耻是以……为耻的意思，不是耻笑。
贵与富的定义
凯撒大帝临时是嘱托操办丧事的人：“在棺材的旁边开两个洞，把我的手伸出来，让别人看到，我是空空的来空空的去，什么也没带走。”他无非是要向世人证实，他只求贵，而不求富。
求贵是一种追求，而求富是一种贪婪，世界文明史在很长一个时段里是明显鄙视财富追求的。比较而言，贵比富更具有魅力，追求贵比追求富更容易使人认同。中国古人虽然也说过鼓励致富的话，比如早就有 “富则仁生”一说，但大多数情况下是大谈仁义的儒家思想占上峰，着重富强的法家靠边站。秦始皇二十八年，嬴政东巡琅琊台，留下碑刻文字“上农除末，黔首是富”，富人被划为不好的成份。古时的致富大体上“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就拿商人来说，他们很长时段里没有政治权利，唐朝盛世，可科举还是不准商人参加，到宋朝，商人的儿子辈才可参加考试步入仕途，以后，商人的地位有所改善，但也还是低人一等。西方照样也不例外，罗马帝国居然有这样的法律：窃盗者处以两倍的罚金，放债者罚金四倍。他们认为放债致富比偷盗更为恶劣！这种重贵轻富的观念由来已久，对人们的价值观一直有着潜在的影响。
富和贵也可以相通，贵者求富，富者求贵，这是人之常情。但富和贵并非对等，我们可以发现由贵及富属正常情况，而由富及贵多少有些例外，先秦时期中国就出现由富及贵的典型吕不韦，结果是善始而不能善终，没有好下场。由富及贵一开始就遇到麻烦，事情并非偶然。说到有钱的人，大家一定记得明初有个沈万山，此人为江浙巨富，还是开国元老刘伯温的朋友。他以为凭着金钱的力量和上层的关系，已经高贵得不可一世了，甚至还向刘伯温吹牛说，国家在别人手里，财富却在我手里。不料皇帝嫉恨他的大款派头，由刘伯温献计，轻而易举地定为欺君之罪，发配四川充军去了。古代中国是个权利支配财产的社会，如果发现某人富到一定程度，对统治权力构成威胁，那是统治当局不能答应的。而且社会等级制度一向规定有各阶层的生活标准，如坐什么样的车，穿什么样的衣服等，有钱也不可以随便享用，不能轻易越礼教的轨。本质上讲，贫民富民都是民，富民缺少经济以外的社会特权，这样看来，由富及贵难度大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由最富而至最贵的人物可能要算是193年花钱当上罗马帝国皇帝的迪迪厄斯·朱利艾纳斯。那年的3月28日上午，皇帝被仇恨他的一群禁卫兵所杀，禁卫军想将这个肥缺交给元老院的几个议员，但他们不敢接受。最后草草决定是将皇位拍卖。61岁的老富翁迪迪厄斯做海上贸易发了财，吃晚饭的时后听说有这等好事，当晚跑去出高价买下皇位，成为统治者。此举引起了广大市民的不满，议会在禁卫军的恐吓下才批准了新的皇帝即位。这事刚过去两个月，不服新领导的造反派攻进罗马城，迪迪厄斯被杀。他化了一生积蓄，只买了60天的皇位，还搭上了一条性命，这买卖实在不划算。他只知道钱可以买到皇位，但不知道那至高无上的身份是无法立刻用钱买到的，在别人眼里他还是那个阔佬，至多是个政客，不是个政治家。高位能卖出高价，但高价很难买到高贵，充分说明由富及贵不容易。
迪迪厄斯的求贵之道过于直接草率，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先收买人心，间接致贵。汉武帝时期，匈奴南侵，连年战争，国家财政困难。当时有河南卜氏，世代勤劳，家业兴旺，他上书朝廷，愿意将家产的一半捐献给国家。事后，武帝派人询问他是否愿作官，卜氏答，从小做牧羊人，没学过仕宦，也不想作官。又问，是否想申冤？答曰，我向来不与人争，和邻里相处很好，没有仇人，何来冤情。再问，那为何捐献家产？他说，我听说匈奴犯境，我国派人征伐，国库空虚，我量力行事，希望将匈奴赶走，人民太平。包括宰相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卜氏一定有所图，所言不能当真
但武帝深信其忠义，赠他官职作为酬劳，最后卜氏官至御使大夫，赐为关内侯。这事情说明，由富及贵最好先表现一点思想境界，至少表面上要先名后利，先人后己，千万性急不得。
由贵及富相对于由富及贵来得容易和稳当，官越大，挣钱越多，正所谓“官尊者禄厚”，汉代名臣桑弘羊甚至直截了当说“夫富于朝，妻贵于室”。因为由贵及富比较稳和易，所以贵者往往不满足于依靠俸禄勤俭治家，而敢于冒点风险用收受贿赂的办法致富。政府有时对官员的贪污处分异常严厉，如朱元璋时代针对贪赃者的剥皮食草极刑，但这样的情况毕竟少数，通常对越轨官员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老实实的清官幸运时落个好名声，倒起霉来反而要吃亏。清乾隆年间，彰化知县朱山为官清廉，处处为民着想，将该县治理的井井有条，但也因此得罪了贪得无厌的上司，最后被诬陷入狱。入狱之前，老百姓送钱的送钱，送东西的送东西，挤满了行船。朱山在狱中吃了不少苦，但好在最后真相大白。出狱后，回家一看，家中居然盖了漂亮的新宅，问家人才知道是乡民合力为他建造的。朱山的经历，道出了为“贵”之道的酸甜苦辣。
权贵们不但可以冒点风险，靠受贿来钱，还可以利用地位和特权进行商业活动，发财致富。这样的事情每朝每代都少不了，上至帝王下至文武百官，都有这样干的。古代大款们的生活方式似乎也使帝王们羡慕不已，有时连皇帝也忍不住汉灵帝刘宏曾在后宫设下店面亲自着商贾之服，偕宫女做生意，南北朝时期的齐明帝也曾在宫廷里过足了一把生意瘾。如果说帝王经商只是偶而为之，那么官员经商可就是家常便饭了，开始还是暗地里的，后来就干脆公开搞，这些“大人”或仰仗官商的特殊地位，或利用其权势，抑商抑不到他们头上。有的朝代里，官、商、地主已经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关系。
世上总也少不了有一些不顾一切致富的贵人，晋代的开国名臣之后石崇是个利欲熏心的贪官，他在当荆州刺史时利用家中数支船只作起江洋大盗，由于头脑灵活，善于应变，成为巨富。他不但大胆致富而且大胆斗富，甚至要把皇亲国戚们比下去。他的行为引起了众多同仁的嫉恨不满，最后终被设计告发处死。这种直接致富的办法太不妥当。
曾几何时，金钱的力量已经非同小可，入仕、入学、出国、出名，无所不能；相反，权贵的面目却越来越让大众不放心也不感兴趣。欧洲16世纪的新教改革为求富者修正名誉，18世纪产业革命改革又给求富带来了更多的机会，由富及贵逐渐成了个人奋斗的快车道。晚清科举状元张謇，当亲眼目睹了京城里权贵们的窘迫之后，毅然回他家乡南通，办企业致富去了，这不能不说明时代的变化已经不可逆转。现代社会里金钱的地位无疑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本文草草而就，不甚严谨，作者其实无意贬贵，也无心褒富，只是力求反映一点有关富和贵的历史事实，仅供富者和贵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