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贡市食品药品监督局:中国湿地危机

　　湿地之失

　　策划I李伟 撰文I《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宋雪莲

　　这或许不如突发的灾难那样引人注目，然而，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许就是灾难的前兆。

　　这并非危言耸听。

　　因经济快速发展，短短几十年间，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土地利用大格局正发生着变化：大量的城市扩容、高速公路兴建……等等这些都有可能占用大量耕地，中国的粮食生产基也由此发生着变化，而这也正改变着湿地，更多的湿地被开垦成耕地。

　　这既是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也是生态布局的变化。在这样的格局中，被誉为“地球之肾”、“生命的摇篮”和“物种的基因库”的湿地，劣势难扳。

　　有识之士呼吁：要像保卫耕地红线一样保卫湿地红线。

　　然而，我们问题的起点是：为什么要保护湿地？失去了湿地，人类将会怎样？

　　杨邦杰现在忧心忡忡。

　　杨邦杰，全国人大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著名的农业专家和生态专家。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关注国家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湿地是他长期关注的一个重点。

　　他近期从祁连山调研回来，那里的情况很不乐观：作为敦煌最后一道绿色屏障的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66万公顷区域中仅存11.35万公顷湿地，且因水资源匮乏逐年萎缩，库木塔格沙漠正以每年4米的速度向这块湿地逼近。

　　而位于甘肃省甘南州玛曲县的高寒沼泽湿地，是黄河的天然蓄水池，这块湿地正逐步萎缩并沙化。玛曲县沙化面积达80万亩，并以每年3.1%的速度递增，黄河沿岸已形成220公里的沙化带。

　　祁连山地处青藏高原东北的青藏、蒙新、黄土三大高原交界处，跨越甘肃、青海两省；涵养输送着年径流量约158亿立方米的近千条河流，是西北干旱地区最重要的水源地、西北乃至全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那里，也是整个大西北生态最脆弱的地方。

　　“一边是水源地，另一边又都是沙漠，如果湿地消失了，对西北的生态环境乃至东部的影响都是不可想象的。”杨邦杰说。

　　这样的情形所释放的信号并不如突发的灾难那样引人注目，然而，这一切倘若被忽略，也许就是灾难之前的信号。

　　回来之后，杨邦杰很快将调研的情况形成报告，提交给了国务院。

　　湿地危机

　　祁连山是中国湿地现状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整个中国的湿地所面临的形势都不太乐观。

　　“东北大片的湿地变成了耕地；长三角、珠三角的湿地一直在减少；整个黄河源头、长江源头都在荒漠化；很多湖泊湿地都在消失……”湿地的减少和破坏触目惊心——这是杨邦杰这些年最深刻的感受。

　　这个表述转化为具体的数据或许更具说服力：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全国湿地开垦面积达1000万公顷，全国沿海滩涂面积已削减过半，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原有沼泽失去近八成，“千湖之省”湖北省的湖泊锐减了2/3，56%以上的红树林丧失。全国各类大小湖泊消失了上千，众多湿地水质逐年恶化，不少湿地生物濒临灭绝，约1/3的天然湿地存在着被改变、丧失的危险。

　　根据官方的数据描述，中国现存自然或半自然湿地仅占国土面积的3.77％，远低于世界6%的平均水平?，且面积下降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

　　由杨邦杰提供的数据显示，中国有部分国际重要湿地由于缺水而面临着被列入国际《湿地公约》“蒙特勒记录”的风险。一旦被列入，对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但这还远不只是面子问题。

　　“湿地到底有多重要？湿地消失了很多物种就没了，这个生态系统也不存在了，就这么严重。”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举例，尤其像云南高原湿地生态系统，是相对封闭的生态系统。只能在这个系统里自我循环，带来它的脆弱性，很容易遭到破坏，破坏之后很难恢复。

　　“像滇池，已经投入了200多个亿，花了很大力气，但真正恢复很困难。”滇池是云贵高原上的重要湿地，近些年滇池环境质量不断恶化，蓝藻事件频发，严重地破坏了滇池湿地的生态功能。从“九五”时期国家就开始投巨资进行滇池“蓝藻”治理，虽然增加了一些人工湿地，但其生态功能显然无法比拟天然湿地。

　　“湿地是水源地以及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这两点是毫无疑问的，所有河流的源头都是一片湿地，生物多样性产生的地方一定是湿地，这么多湿地消失了，影响我们的生存环境那是肯定的。”杨邦杰在调研报告中直言，2010年西南地区遭受的严重旱灾，与该地区湿地受到破坏有直接的关系。

　　在《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调查中亦发现：在云南严重旱灾期间，湿地保护较好的地区周围，受干旱影响明显轻微。

　　杨邦杰呼吁：要像保卫耕地红线一样保卫湿地红线。他认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此两者对国家都至关重要。

　　“开荒”红利下的尴尬保护

　　杨邦杰曾是农业部农业资源监测总站站长，透过遥感监测，他看到了过去这些年中国整个土地利用格局的大转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江淮平原、成都平原，大量的水稻田变成了城市、高速公路；东北大量的湿地被开垦，变成了耕地。

　　“历史上，中国都是南粮北运，长三角、珠三角、淮海平原和成都平原是膏腴之地，沃野千里，为中国提供粮食，‘湖广熟则天下足’，然而，由于30年来的高速发展，这些很好的耕地都变成了城市，粮食的生产基地只有不停地向东北发展。”杨邦杰说。

　　新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新疆的湿地开垦非常快。很多湖泊都干涸了，一到夏天起风的时候就漫天扬沙，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杨邦杰说，这既是粮食生产格局的变化，也是生态布局的变化。无论是从生态安全的角度还是粮食安全的角度都是巨大的变化，它改变了中国数千年来的土地利用格局。

　　再回看整个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逻辑，大概是：农村让位于城市，生态的安全让位于粮食的安全，环境的保护让位于经济的增长。

　　在新一波的城市化以及产业转移的浪潮中，这个趋势并没有明显放缓的意思。

　　从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普查结果看，已完成调查的6个省份中，北京、吉林和广东的湿地面积在进一步减少，黑龙江、江苏和天津湿地效益和功能还在下降。

　　自然湿地的面积在减少，湿地的生态功能在下降——这个趋势一直没有得到遏制。

　　“像昆明这样的地方，可以概括地说，保护的速度跟不上破坏的速度。就以滇池湿地为例，保护的速度跟不上破坏的速度。”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郭辉军很无奈。时至目前，由于工业排污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偏低，仍有大量未达标污水注入滇池。

　　从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印红的分析来看，湿地破坏的主要直接原因是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垦、引水、富营养化、污染、过度捕捞、过度利用以及外来物种的引入，主要间接原因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加快。

　　这并非问题的全部，更为根本性的原因当是，湿地保护缺乏立法和制度上的保障。

　　在现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内，原生、自然的湿地多被定义为“荒滩”、“荒水”，在现行土地分类中被列入了“未利用地”，往往成为保障耕地、建设用地、林地等的牺牲品。

　　“在有限的国土开发空间格局中，湿地在土地利用方式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的地位而没有改变。”印红颇为尖锐地指出，这直接导致了湿地面积的锐减。

　　“地方政府往往会把它当做后备资源而没有意识到保护它的重要性。”杨邦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现在很多地方领导的心目当中都是将湿地作为一种后备资源来对待，“看到湿地就会想，放在这里不利用多可惜呀。”

　　“最典型的就是海岸，海岸本来有很多红树林，对海岸的保护很重要，但这几年大量填海、围海造田，破坏了很多湿地。滩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保障也是渔民生存的资本，但大量的滩涂正在消失。”

　　在中国1800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这样一些直接甚至带有些强暴的经济力量并不罕见：填海工程、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

　　“你看天津渤海湾、曹妃甸、辽宁营口填了多少地……再看福建、浙江、江苏，都在消灭滩涂。”杨邦杰有些激动。

　　以浙江为例，根据《浙江省滩涂围垦管理条例》，滩涂的宜农、宜渔、宜水、宜建开发被明确鼓励。在2010年初的浙江省围垦工作会议上，当地官方这样总结：“围垦的贡献在浙江是可歌可泣的。仅‘十一五’以来的4年，我省就圈围了47万亩……”

　　事实上，不只是浙江，《福建省沿海滩涂围垦办法》、《江苏省滩涂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等都有这样的规定。有时甚至规定开垦一亩滩涂给予高达6000元的补助。

　　在中国这条漫长的海岸线上，涌动的是发展的冲动与欲望，滨海湿地则成为了经济思维下满足欲望的牺牲品。

　　郭辉军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最头疼的是开发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这个湿地保护好了，开发商就想过来。因为在一个比较好的湖边或海边做开发能赚钱，湿地已经成为房地产开发和旅游开发的新热点了。”

　　问题的关键还是地方政府对湿地保护重视不够，甚至没有意识。

　　“他们觉得湿地的保护对他们影响不大。从发展的角度看，这块地是保留还是开发，完全根据它的需要。比如，有些城市，它想搞生态城，它就有保护湿地的意识，将湿地作为旅游景点开发和保护；但如果它想要发展工业的时候，就会把湿地填掉搞开发区。”某地林业系统的一位官员说，这种随意性在很多城市都存在。

　　这也是湿地当前在城市发展当中面临的两种认识和命运。

　　在广西，一些红树林湿地，地方政府申报各类湿地保护区的积极性并不高。“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担心报了保护区之后，国家投入的钱太少，他们反而没有自主权了，他们想用的时候没得用。”这位官员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副厅长刘中奇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现在积极申报保护区的那些地方，无非有两个利益驱动，一是希望得到国家的项目资金，二是需要这个品牌来搞旅游。如果说纯粹是为了保护，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不高。因为一旦申报了以后，就必须要根据国家的规则来管理和保护。如果国家没有钱来投入的话，他们不愿意把自己的手脚给绑住。

　　这是一场主角不是湿地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