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攻螺丝的英文:揭秘：毛泽东如何韬光养晦 遵义会议确立领导地位2011年0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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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进程中光辉的里程碑，其深远意义已为世人共知。这次会议的召开和成功，除了有其现实原因和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外，主要应归功于毛泽东的正确斗争策略。

一、韬光养晦，留住“青山”

1933年秋，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来到苏区，当时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奉其为“太上皇”，军事问题全由李德说了算，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长征。此时的毛泽东已没有什么发言权，但他心里完全清楚李德、博古等人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他采取“静观”的态度，没有公开与其进行面对面的斗争。

对“左”倾领导者的排挤、扣帽子、打棍子等，毛泽东忍辱负重，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不意气用事。他知道在党内“盲崇”共产国际盛行的情形下与李德正面交锋是“鸡蛋碰石头”。因为李德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此时的红军广大指战员还未真正认识到“左”倾路线的实质和危害。

毛泽东是坚定的革命者，他在不断地思考着红军的前途和命运，但他的正确主张如果直接向博古、李德提出，就会因他们的偏见和嫉妒而不被采纳。因此，他往往是通过与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交换意见，由他们提出来研究，这样就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左倾”路线给红军带来的损失。毛泽东“静”观势态的发展，思考着红军的前途，谋划着与“左”倾路线斗争的策略。“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1]由于毛泽东的“冷静”，使其避免了被“整死”的下场。

二、避其锋芒，蓄积力量

伟大的遵义会议，从酝酿、准备到召开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在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起了谋划和推动的作用。但是，毛泽东的杰出作用，离不开他的亲密战友的合作，离不开党的高级干部对“左”倾危害的认识，离不开广大红军战士从盲崇中的觉醒。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遵义会议前夕，毛泽东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做了很多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毛泽东要首先争取“实力”人物的支持，他不断找党性强、作风正派、处于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党和军队高级干部交换意见，提出自已的正确主张，指出博古、李德的错误和危害。

长征途中，毛泽东始终与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当时张闻天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书记处书记，王稼祥任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显然，这是毛泽东的有意为之，他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者”。[2]“王稼祥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在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上，逐步摆脱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以崭新的姿态开始向成熟的马列主义者奔进，这是毛泽东对他积极影响的结果”。[3]

李德后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对博古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一会儿待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待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们接受他的思想。”但博古已“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充足的理由把这三个老资格共产党领导人分开”。[4]

同时，毛泽东针对累战累败的惨痛教训，紧紧抓住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能够取得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这样一个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又容易反思出道理来的实例，作为攻击“左”倾路线的突破口，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进行引导，使其认清在“左”倾路线领导下的红军必将走向灭亡的道理，以提高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思想认识，这为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遵义会议后，吴黎平曾问毛泽东：“反王明路线的斗争能否不等到遵义会议而在中央苏区后期就发动起来？”毛泽东回答说：“不能，也不好。因为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打的是国际路线的旗帜，同时他们错误路线的危害性当时还暴露得不够显著；当时还有一些人盲目追随他们。那时虽然已有部分干部觉察到他们的错误，但大部分的干部和群众还不清楚，如果早在一二年就发动反王明路线的斗争，那末他们还能欺骗和团集较大的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局面。这对强大的敌人有利，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因之，我虽然在反第五次‘围剿’战争中早已经看清楚王明路线的严重危害，但为了大局我也只得暂时忍耐，只得做必要的准备工作。”[5]

要变更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绝非易事，必须要等待有利时机。在到达遵义前，由于毛泽东耐心细致的“解释”和王稼祥、张闻天等的积极工作，毛泽东的作战思想逐渐占据上风。相反，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只有2万多人，“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和危害已充分暴露出来，红军指战员对“左”倾领导者的不满情绪达到了极点，并意识到这是排斥毛泽东正确意见的结果。在血的教训面前，广大指战员已认识到，只有毛泽东出来指挥战斗，才能使红军打胜战，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已是呼之欲出。

此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左”倾领导者无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不能再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指挥红军了，这是中国共产党解决自身问题的最好时机。“毛泽东一直等待的那个有利契机终于出现了”。李德对此表现得痛心疾首，几十年后，他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回忆到：“特别是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党的领导完全同外界隔绝，此事造成的后果尤为严重。他们从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那里，具体地说就是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6]因此，毛泽东强烈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军事上的问题。“为此，王稼祥找张闻天，……接着，他又找了其他负责同志，一一交换了意见”，[7]“我（王稼祥）先同张闻天谈了，后来又取得周恩来同志的同意，这样，会议（指遵义会议）顺利召开”。[8]

遵义会议“无疑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共同商议的结果”，“他们甚至就谁在会议上首先发言讨论了很久”。[9]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中也说：中央红军在遵义休整时，毛泽东“利用这次休整时间，强迫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召开了所谓的扩大会议。”[10]由于会前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得遵义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公开表态支持毛泽东。在常委分工会议上，毛泽东坚决地对博古说：“你考虑的不是继续当总书记问题，而是把职务交出来的问题。”毛泽东毫不留情，不给“左”倾领导者一点回旋的余地。

为了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使红军更加团结，避免出现分裂，会议只讨论当时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解除了博古和李德两人的军事指挥权，以挽救处于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红军。张闻天曾说过“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和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11]如果此时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将会陷入纠错的“沼泽”，打击一大片，出现思想上、政治上的混乱，给党和红军造成重大的损失。

此时，毛泽东的威信在全军已重新树立起来，并得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等人的支持，完全有实力和有资格成为全党全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毛泽东拒绝了，他推举作风民主的张闻天（洛甫）担任总书记，这样既避免授人以柄，认为毛泽东是在夺权，又能使正确主张得以实施，使党和军队更加团结统一，同时又容易让共产国际接受。毛泽东说：“这个时候还是洛甫合适，……他是从莫斯科来的，他负责好团结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第三国际那里也好交待。”[12]“会上，要我取博古而代之，不行呀，还有斯大林在莫斯科，不能叫我毛泽东代替博古，我说让洛甫来……”以后到了苏区，时机成熟了，“个别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毛泽东）说‘好，就是我’，所以这个时期，我是中央的总负责人。”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最终确立。

遵义会议实行的是正确的党内斗争，虽然争论比较激烈，但是采取的是讲道理的方式，不搞过火斗争，不过多追究个人责任。遵义会议之后博古仍然参加中央集体领导，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书记。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曾写到：“有趣的是，全党都知道，尽管博古曾反对毛，但毛对博古是宽宏大量的。在毛的地位得到巩固以后很久，博古在中央委员会仍处于受信任的地位。李德也继续受到尊重，毛有意地经常找他咨询事务。”[13]这体现了伟人毛泽东的宽广胸怀。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红军转败为胜，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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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4][9]王树增：《长征》，人民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82页，第151页，第161页，第 241页。

[3]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页。

[5]吴黎平：《中共六十年纪念文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20页。

[6][10]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221页，第128页。

[7]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7-209页。

[8]朱仲丽：《回忆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11]董钧：《读遵义会议决议的几点体会》，《党史通讯》，1985，（1）。

[12]石永言：《遵义会议纪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

[13]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