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自喷漆可以喷家具吗:现代服务业：扩大内需的基础﹐多數百姓共同富裕— 五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6 07:26:01
擴大內需的基礎﹐多數百姓共同富裕 — 五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 梁曉﹑趙欣[1]
30年改革開放﹐已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1999年﹐胡潤首次推出中國內地富豪排行榜﹐個人財富達到六百萬美元就可以上榜﹐當時只有50人上榜。而在2007年的一個富豪榜上﹐上榜門檻為一億美元﹐卻有五百人上榜。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億萬富豪人數大幅增加”。[2] 胡潤說﹐“2004年以來﹐個人財富達到十億（人民幣）以上的人數大幅增加﹐當年資產達到十億元的鉅富我們只找到了一百個﹐而今年僅我們找到﹑在榜的就有一千人。”[3] 2008年﹐中國成為“全球第四大富人集中地”﹐百萬美元富翁人數超越英國﹐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4] 2008年﹐有百萬美元金融資產的家庭﹐“佔家庭總數不到0.1％﹐但擁有45.8％的總財富﹐而且這種財富集中的趨勢未來幾年仍有望隨著經濟復甦而持續”。[5] 另一項統計﹐中國2008年擁有可投資資產逾千萬元人民幣的富翁約30萬人﹐共持有8.8萬億元人民幣的該類資產﹐“這相當於中國2008年全年GDP 30萬億元的29％”。[6]“中國富豪群體的另一個世界之最是他們的年齡。根據渣打銀行的測算﹐中國一百萬美元資產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齡是34歲﹐遠低於45歲的世界平均水平”。[7]
與此同時﹐八億農民2009年“人均年純收入首次突破五千元大關﹐實際增幅6％以上”﹐[8] 折算下來﹐月均417元。對比鮮明。而且﹐收入差距還在不斷拉大。“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9] 中科院在五省40個縣做社會問卷調查﹐“老百姓都認定排在頭兩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和貧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個省才有變化﹐如環保﹑住房等”。[10]
表~1﹕不同國家收入或消費分配的比較
國家 調查年份 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收入之比 最低收入20％人口的
收入份額（％） 最高收入20％人口的
收入份額（％） 基尼係數
中國 2005 8.39 5.7 47.8 41.5
美國 2000 8.48 5.4 45.8 40.8
英國 1999 7.21 6.1 44.0 36.0
日本 1993 3.37 10.6 35.7 24.9
德國 2000 4.34 8.5 36.9 28.3
法國 1995 5.58 7.2 40.2 32.7
印度* 2004~2005 5.59 8.1 45.3 36.8
俄羅斯* 2005 6.89 6.4 44.1 37.5
印度尼西亞* 2005 6.66 7.1 47.3 39.4
馬來西亞 2004 6.94 6.4 44.4 37.9
巴西 2007 19.57 3.0 58.7 55.0
註﹕表中除俄羅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是比較消費數據外﹐其餘國家均為收入數據。最高與最低兩個組別的收入（消費）之比﹐由收入份額計算而得。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第72~74頁﹔本表只節選了部分國家（地區）情況。
根據世界銀行2009年公佈數據﹐2005年中國收入最低的20％人口僅拿到總收入的5.7％﹐收入最高的20％人口這一比例達到47.8％。再計算最高與最低兩個組別的收入之比﹕中國是8.39倍﹐盛產百萬富翁的美國是8.48倍﹐略高於中國﹔其餘幾大經濟體﹐英國是7.21倍﹐法國是5.58倍﹐德國是4.34倍﹐發達國家中最低的日本只有3.37倍（見表~1）。[11] 根據2006年底世界銀行發佈的《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結論﹐按照世行每天消費一美元（按國際可比價格計算）的標準衡量﹐中國的貧困率從2001年佔總人口16％降至2004年的10％﹔然而﹐2001~2003年期間中國的住戶調查結果顯示﹐處於收入分配中最低的10％住戶的平均實際收入降低了2.4％。[12]
鉅大的收入差距﹐帶來鉅大的消費差距。[13]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統計數據﹐2001年佔中國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佔總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佔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其份額高達50％。[14] 同為發展中國家﹑同樣人口眾多﹑以貧民窟“聞名於世”的印度﹐2004~2005年﹐最貧困20％人口的消費份額也有8.1％（表~1）。
指望那幾十萬名百萬富翁﹑或是20％的最富裕人口﹐啟動什麼樣的“內需”﹖“截至2009年1月底﹐中國奢侈品消費以總額86億美元﹑全球佔有率25％的份額﹐首次超過美國﹐穩居亞軍寶座﹐屈居日本之後。……中國富豪年平均消費二百萬元。其中﹐名車﹑名錶等奢侈品是最大花銷項目。”[15]“2009年前七個月戴姆勒（奔馳）集團全球銷量同比下降近18％﹐而在華銷量同比增長49％﹔寶馬集團全球銷量同比下降19％﹐而在華銷量同比增長26％﹔奧迪全球銷量同比下降8％﹐在華銷量卻增長15％。”[16] 2009年全球奢侈品市場預料萎縮8％﹐“其中歐洲的奢侈品消費開支下降8％﹑北美下降16％﹑日本亦下跌14％至286億美元。不過﹐各大奢侈品品牌在中國的銷售額有望達到96億美元﹐較2008年增長12％。”[17] — 中國富豪的消費﹐也許會給各大奢侈品牌出口國的經濟以強有力支持﹐不見得能解救使用廉價勞動力﹑低成本大批量生產的中國製造業。
貧富分化﹐腐敗蔓延﹐信仰危機﹐道德敗壞﹐繼續改革開放的重點是﹐繼續讓一部分人更富起來﹐還是執政為民﹐讓大多數普通百姓共同富裕﹖
在這裡﹐貧富分化甚至不是一個道德概念﹐而是站在該如何繼續走好經濟發展的道路這一立場上﹐需要進行的理性思考。首先和主要的﹐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如何實踐的問題。一﹑保住GDP﹐就能解決就業﹖
（一）我國就業問題現狀
隨著歐美衣食父母的“消費狂歡”落幕﹐[18] 我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帶動經濟高速增長難以為繼﹐就業形勢也日趨嚴峻﹕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08年第三季度以來﹐我國出現了近年從未有過的企業用工需求下滑情況﹐全國企業用工需求下降了5.5％。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陷入困頓﹐造成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困難﹐一些勞務輸出大省出現大批農民工返鄉。
國家統計局調查推算﹐目前已有近一千萬農民工失去就業崗位。而滯留城市的農民工由於生活無著﹐將會給城市社會管理增加新的難度﹔農村富餘勞動力失去務工機會﹐將會給農民增收﹑農村穩定帶來新的問題。
同時﹐2009年﹐全國城鎮新增勞動力規模將進一步擴大﹐其中僅高校畢業生就有610萬﹐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值﹔城鎮現有登記失業人員800多萬﹐預計還將增多。[19]
以上是2009年初的估計。到2009年三季度﹐隨著全球經濟“回穩”﹑中國出口“止跌”﹐部分沿海地區又開始鬧“民工荒”了。是否意味著困境就此過去﹐又可以放心沿著以往的道路大踏步前進了﹖且不說“這時的招工主要是‘補員’﹐而不是新增用工”﹐[20]〈“民工荒”不過是“廉價勞動力荒”〉﹐[21]“對於‘民工荒’問題需要更新觀念”﹔[22] 只要擡頭看看美國個人儲蓄率在金融海嘯後的迅速提昇﹐[23] 想想為何股市不斷回昇之際﹑美國政府2009年末還要“無限量支持兩房穩樓市”﹐[24] 仔細掂量掂量歐美經濟“無就業復甦”的本質。[25] 中國第二產業兩億就業人口﹑尤其是加工製造行業六七千萬就業人口的飯碗﹐還要隨著國際市場訂單﹑尤其是歐美消費的起伏不定﹐繼續“望天打卦”﹖
（二）振興經濟與就業出路
圖~1﹕四萬億投資投向構成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四萬億投資構成及中央投資項目最新發展情況〉﹐2009年5月21日（http://www.ndrc.gov.cn/xwzx/xwtt/t20090521_280383.htm）。
歐美衣食父母靠不住﹐還得自力更生﹐啟動內需。問題是﹐啟動什麼樣的內需﹖“四萬億人民幣的振興經濟方案中﹐基礎設施支出佔72％。……激增的投資額佔中國2009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88％﹐是過去十年平均值的二倍”。[26]“2009年以來激增的天量銀行貸款（扣除票據）中﹐有大半投向了基礎設施行業﹐而地方政府的平臺公司正是融資的主體。”[27]
其中的重頭戲是鐵路建設。〈二萬億盛宴開席﹕鐵路訂單接不完〉﹕從2008年10月初至11月中﹐“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全國開工建設的鐵路工程高達11條。鐵道部發展計劃司司長楊忠民日前明確表示﹐今後兩個月﹐34個準備充分的項目有可能被批復﹐規模達到3800億元。明年計劃完成的投資達到六千億元。此外﹐明年還準備新開工項目約70個﹐投資規模約一萬億元。”[28]“按照《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到2010年﹐中國政府批准新建鐵路四萬公里以上﹐總投資達到四萬億元。”[29] 2009年1~6月﹐全國鐵路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319.63億元﹐其中基本建設投資2014.5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55.1％。[30]“鐵道部副部長王志國表示﹐到2012年﹐我國將有1.3萬公里客運專線及城際鐵路投入運營。……‘至2009年年底﹐我國鐵路營業里程將達到8.6萬公里﹐超過俄羅斯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2008~2012年是我國鐵路路網建設規模前所未有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收穫的階段﹐平均每年投資資金將在七千億元以上﹐有五千公里以上新線投入運營。’王志國透露﹐到2012年﹐我國鐵路營業總里程將從現在的八萬公里提昇至11萬公里以上﹐鐵路主要通道實現客貨分線運輸”。[31]
公路建設在這一輪基礎建設投資中只佔次要地位﹐但發展勢頭不遑多讓。2009年上半年﹐“公路建設完成投資3627億元﹐同比增長49.0％﹐其中高速公路建設完成投資1959億元﹐增長55.1％。……全國新開工高速公路建設項目111個﹑建設里程1.2萬公里﹑計劃總投資約七千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6倍﹑5.9倍和六倍。”[32]“中國高速公路的建設正由於各省級單位的亢奮突進處於一種失控危險中﹐……1998~2007年﹐我國高速公路年均通車里程超過4900公里﹐年平均投資在1700億元左右。而到2008年﹐高速公路建設‘快馬加鞭’﹐總里程被調整為十萬公里﹐當年就建設6433公里﹐總投資六千億。……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多的國家美國﹐也只有八萬公里左右。而到2009年6月﹐中國已建成的高速公路就已經達到7.5萬公里左右。”[33]
毫無疑問﹐修橋鋪路能拉動GDP增長﹐也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解決就業問題。“每修一公里鐵路就需要勞動力六百人左右。2009年﹐新增建設里程將達到一萬公里”[34]﹐粗略估算﹐當年可以帶來六百萬就業。“高速公路每億元投入﹐可創造3900個就業崗位”。[35] 但是﹐這些一次性的﹑處於“亢奮突進”狀態的大型基建項目﹐吸納勞動力的作用﹐與二﹑三十年來持續增長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不可同日而語。以佔我國全部貨物進出口總額七分之一紡織服裝業為例﹐“紡織產業的職工在二千萬以上﹐約八成是農民工”。[36]
另外﹐“目前我們的中小企業提供的城鎮就業崗位已經佔到75％以上﹐這個比例是很高的。”[37] 但這個“就業的主陣地”﹐尚未出現明顯復甦的跡象。[38] 2008年“下半年﹐實施一系列保增長﹑擴內需的政策措施後﹐一方面﹐在總體資金面寬鬆的情況下﹐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卻還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融資難問題。另一方面﹐以國家投資為主的一些項目由於種種原因﹐民營資本依然難以進入。”[39] 例如﹐“來自民間資本強省浙江的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前五個月﹐全省的政府主導基礎設施投資完成86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1.8％﹐而民間投資只有個位數增長﹐為8.2％。”[40] 2009年上半年的銀行信貸激增﹐也未能惠及中小企業。直到2009年三季度﹐人民銀行“認真做好中小企業﹑‘三農’﹑就業﹑助學﹑災後重建等改善民生類信貸支持工作”﹐中小企業人民幣貸款增長較快﹔但是﹐盤點2009年前三個季度的中長期貸款﹐投向基礎設施行業和房地產的仍分別佔了50.5％和11.4％。[41] 缺乏中長期資金支持的中小企業﹐前景未明﹐[42] 如何擴大就業規模﹖二﹑以消費來啟動內需﹖
以生產法計算國內生產總值﹕GDP=消費（C）+國內私人總投資（I）+政府的消費開支和總投資（G）+商品和勞務淨出口（X）。[43] 其中﹐淨出口X是外需﹔所謂“擴大內需”﹐指的是增加公式中的前三項﹕消費C﹑私人投資I和政府支出G。
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的重擔大部分都壓在了增加政府支出上。[44] 無可否認﹐確實在短期內迅速將GDP增長率拉到了預定水平。但從長遠來看﹐政府能這樣投多少個四萬億﹖更別說增加政府支出有可能給私人投資帶來的“擠出效應”了。[45]
因此﹐想要保證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從提高居民的整體消費水平入手﹐擴大內需。
（一）拉動經濟﹐繞不開“消費不足”的難題
圖~2﹕中國居民消費與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1978~2008年
資料來源﹕〈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結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1980年以來﹐中國的居民消費率基本呈下降趨勢﹐居民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從超過50％﹐拾級而下﹐降到2008年的35％左右（圖~2）。
居民消費支出下降﹐與收入佔GDP比重的持續下降互相呼應。從圖~3可見﹐1990年代﹐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還基本保持在50％以上﹐到2007年已經下降到39.7％。“而英國﹑美國和巴西等國近十年的平均勞動者報酬佔比分別約為60％﹑68％和50％。顯然﹐我國勞動者報酬佔比遠低於英﹑美等發達國家﹐而且由於近十年來降幅頗大﹐這一比重也低於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46]
圖~3﹕勞動者報酬與企業盈餘佔GDP比重﹐1990~2007年
註﹕2004年無數據。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地區生產總值收入法構成項目〉﹐《中國統計年鑑》1991~2008年。
勞動者報酬長期下降﹐居民消費支出長期下降﹐如何刺激消費﹖應對“百年一遇”金融海嘯﹐世界各國家地區趕緊出臺了派發消費券﹑退稅等政策措施。這類“打強心針”的短期措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消費﹖能否簡單地將當前收入和消費掛鉤﹐認為只要是收入增加﹐甭管是什麼類型的收入﹐都理所當然帶來相應的消費﹖
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只有永久性收入增長﹐才能使消費者增加消費﹕“如果消費者知道自己某一年的收入只是非常規地提高﹑在往後的年份又會回落的話﹐他將傾向於按‘正常’的收入﹑而不是按當前的高收入來進行消費。另一方面﹐如果把儲蓄定義為當前收入與當前支出的差額﹐那麼儲蓄將隨著當前收入的增長而增加”。根據這一理論分析﹐弗里德曼傾向於使用“永久性收入”和“永久性消費”的概念。[47]
這個強調永久性收入的理論﹐似乎更符合經濟現實。“2001年美國政府退稅1770億美元﹐事後發現只有17％用於消費。”[48]“美國經濟研究局就2008年首輪退稅措施效果分析﹐發現八成的退稅留作儲蓄﹑減債之用﹐只有兩成用作消費。”[49] 又如﹐雖然恆生指數2009年全年上漲52％﹐“香港經濟亦有明顯反彈”﹐但是“失業憂慮加深”﹐2010年初仍有近七成的受訪香港人打算增加儲蓄。[50]
即使是直接對消費進行補貼﹐效果也不見得理想。例如﹐“家電下鄉訊息管理系統顯示”﹐2009年1~11月﹐“相關產品累計銷售金額為540億元﹐較財政部年初預測的約1500億元目標有很大出入”。[51] 就算補貼管住了眼前﹐想讓老百姓繼續提前消費﹐今後更難﹗— 法國汽車銷售市場因為政府2008年底推出購買新車補貼計劃而“強勁反彈”﹐隨著新車補貼政策逐步收縮﹑發放門檻提高﹐“或許不能延續2009年的暢旺走勢﹐多家法國媒體甚至預測﹐2010年法國汽車市場將萎縮8％”。[52]
由此可見﹐要想長治久安地增加消費﹐還得從提高永久性收入以及降低儲蓄率著手。
（二）新“三座大山”與收入兩極分化
都說中國人愛儲蓄﹐未雨綢繆﹐以備不時之需﹐固然是美德。然而﹐“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老調已經許久未有人掛在嘴邊了﹐為什麼老百姓還是節儉得有錢也不想消費﹖或是不敢消費﹖除了讓大多數人的固定收入﹑永久性收入增加﹐還要扳倒支出上的“三座大山”﹐才能真正讓人們把“可支配收入”更多地用於日常消費。
1﹑日益沉重的教育開支
“有調查顯示﹐近年城鄉居民教育費用持續攀昇﹐子女教育費用﹐在居民總消費中已排在首位﹐超過養老﹑醫療﹑住房﹐嚴重影響了城鄉居民家庭消費傾向。”[53] 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高昂的教育費用已成為有適齡子女居民家庭中一項沉重的負擔﹐有七成的家長覺得難以承受。……子女平均每月消費的金額佔整個家庭收入的比重最多佔四分之一以上”。[54]“2004年對45個縣教育經費的審計﹐涉及教育亂收費4.5億元﹐縣均一千萬元。”[55]“2006~2007年﹐一些教育部門和學校違規收取擇校﹑補課﹑贊助等費用5.02億元”。[56] 張路雄分析﹐“1992年以後﹐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加快﹐市場經濟對教育界衝擊很大﹐首先表現為﹐中小學校的亂收費。……我國大學收費制度改革不但造成貧困者上不起大學﹐而且城鄉一般收入者群體也感覺負擔過重。……中小學收費也是水漲船高﹐學生家庭的負擔越來越重。許多農村孩子因繳費過高而上不起學。”[57]
居民教育費用負擔日益沉重﹐對應的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長期偏低。早在1980年代﹐鄧小平談2000年中國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時就算過大賬﹐“那時我們可以進入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以上的國家的行列﹐……國家總的力量大了﹐那時辦事情就不像現在這樣困難了。比如﹐拿出國民生產總值的5％辦教育﹐就是五百億美元。”[58] 1993年﹐國務院發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具體指標﹕“到本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應達到4％。”[59]
圖~4﹕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比重﹐1992~2008年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1997~2000﹐2004~2008年（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2.jsp?tablename=748）。
然而﹐我國的教育經費支出至今尚未“達標”。1999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GDP的比重僅為2.51％。[60] 相比之下﹐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為4.41％﹐低收入國家也有3.09％。[61] 到了2008年﹐我國的這一比重上昇至3.48％﹐[62] 但與15年前的目標仍有差距。此外﹐“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負擔遠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我們的總教育經費當中政府負擔65％左右﹐但大多數國家﹐包括印度﹐總教育經費當中政府負擔達75％以上﹐甚至接近80％。”[63] 更何況﹐還有各種截流﹑擠佔挪用基礎教育經費的情況﹐屢禁不絕。[64]
同時﹐教育經費投入的不足也會使“減負”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例如﹐2009年2月2日﹐財政部﹑國家發改委下發通知﹐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2009年起取消。本是利民的好事﹐可是﹐政府的財政補貼跟不上。就連經濟較發達的廣州﹐“荔灣﹑天河區的一些校長都表示﹐現在借讀費取消了﹐財政補貼又跟不上﹐他們無奈就只能減少借讀生學位。”[65] 一些學校只好以動員家長“自願捐款”的方式彌補開支。[66] 搬掉了“借讀費”﹐家長們背上的“教育大山”依然沉重。又如﹐“從1993年起﹐中國內地公辦幼兒園等學前教育機構逐步減少﹐到2007年﹐包括企業事業單位所屬的公辦幼兒園已從10.2萬所減少到5063所﹐……朱永新強調﹐2007年有十個省沒有幼兒教育專項經費﹐包括貴州﹑甘肅等中西部很多農村目前還沒有公辦幼兒園。”[67]
到如今﹐“中國的學費標準已經從2000年開始連續穩定了幾年﹐現在看來高等學校的收費標準平均在4000~4500元左右。……4500元的學費﹐1200元的住宿費﹐再加上生活費﹑學習用品費﹑吃住行﹐一個學生一年肯定要支出一萬元。”[68] 2007年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378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以此計算﹐供養一個大學本科生﹐要花費一個城鎮居民約三年的收入（不吃不喝不消費）﹐或者一個農民大約十年的收入。
2﹑“有病難就醫”[69] 與醫療衛生開支
“1990~2004年﹐全國綜合醫院的門診費用上漲了大約11倍﹑住院費用上漲了約九倍﹐而同期城鄉民眾的收入僅僅上漲了大約六倍和四倍多。調查表明﹐1993~2003年中國居民患病後因經濟困難未就診者的比重﹐從5.2％上昇到18.7％。”[70]
我國衛生總費用主要由政府﹑社會和個人衛生支出三部分構成（圖~5）。1978年以來﹐衛生總費用中政府和社會的衛生支出比重呈下降趨勢﹐而個人衛生支出比重迅速增長﹕其中﹐政府衛生支出佔的比重從1978年的32.2％減少到2007年20.4％﹔而個人衛生支出佔的比重則從1978年20.4％上昇至2007年45.2％﹐2001年高峰期甚至達到60％。個人的醫療衛生負擔持續﹑迅猛加重﹐是不爭的事實。
圖~5﹕政府﹑社會及個人支出佔中國衛生總費用的比例﹐1978~2007年
資料來源﹕〈4-1-1衛生總費用〉﹐《2009中國衛生統計年鑒》﹐衛生部網站（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nj/year2009/t-4.htm）。
再看世界衛生組織採用的另一口徑﹐只按政府支出和私人支出兩大類劃分﹕2006年﹐世界各國政府衛生支出佔衛生費用總支出的平均比重為57.6％﹐即使是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也有43.2％﹔私人衛生支出佔衛生費用總支出的平均比重為42.4％﹐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這一比重為56.8％。[71] 2006年我國政府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支出比重為40.7％﹐低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私人衛生支出比重為59.3％﹐高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72]
政府衛生支出比重過低﹐個人衛生支出比重過高﹐在“醫療大山”的壓迫下﹐普通百姓很難放手消費。
3﹑住房擠佔消費開支
如何衡量房價是否超出一般居民的購買能力﹖“房價收入比（即一套住宅的總價格與家庭年收入的比例）是被世界廣泛使用的判斷房地產價格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標。世界銀行的標準是5比1﹐聯合國的標準是3比1。美國目前的比例是3比1﹐日本則是4比1。而在我國﹐這個比例大約是10~15比1。香港房地產在1997跌落之前﹐房價收入比大約是14比1。”[73] 2003~2004年﹐上海的“房價收入比”為15~16。[74] 這還是幾年前﹑樓市尚未大漲時的數字。
高盛公司研究數據顯示﹐過去六年﹐上海和北京的房價上漲速度已分別超過收入增速30個百分點和80個百分點。目前﹐按北京平均房價和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一位北京居民七個月的收入總和約可在當地購買一平方米房屋。[75]
2009年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同比增長了44％﹐而銷售額卻增長了80％﹐量價之間的鉅大缺口主要是由房價暴漲引起的。……然而﹐內地城鎮居民收入卻難以跟上﹐2009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8.8％﹐增幅呈現逐年下降趨勢。房價一再攀昇已超出普通居民的承受力……[76]
如果將購房列入CPI統計﹐2009年全國老百姓購買包括住房在內的生活品價格﹐上漲幅度應在10％左右。很多買了房子的人承受著鉅大的債務壓力﹐必須設法限制自己的其他消費﹐想要買房的人也儘量削减其他開支﹐攢錢買房。結果是很多老百姓生活上的負擔在CPI低於零的背景下﹐不是小了﹐而是大了。[77]
居民之所以有如此強的儲蓄意識﹐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是需要存錢支付購房首期。據麥肯錫及萬事達卡的兩份調查﹐購買住房成為影響居民儲蓄的重要因素﹐被調查者給出肯定答案的分別佔23％及27％﹐排名相當靠前。經估算﹐2009年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總額7.28萬億元﹐而購房投資卻有2.43萬億元﹐佔三分之一。[78]
如此高房價背景下“釋放住房需求”﹐進一步擴大房地產市場﹐到底是拉動消費﹐還是抑制正常消費﹖薄熙來說住房﹐“這就是現階段最大的社會問題﹐最大的民生問題”。[79]
4﹑城鄉差距帶來的兩極分化
2000年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為2.79倍。社科院魏後凱指出﹐2008年城鄉收入比是3.31倍﹔如果考慮到可比性因素﹐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4~6倍。[80]“這個差距甚至比改革前還要大。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還看不到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81]
收入差距拉大﹐帶來消費的兩極分化。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已經是逐年下降（圖~2）﹐而農村居民消費在整體居民消費支出中所佔的比重也在下降。“農村消費支出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82] 也就是說﹐佔總人口一半多的農村戶籍人口﹐消費支出只佔了四分之一。例如﹐“從每百戶家用電腦擁有量來看﹐2008年城鎮地區達到59.3臺﹐比農村地區高十倍左右”。[83]
各種產品在“狹窄”的東部市場和城鎮市場“激烈拚殺”﹐而具有鉅大發展潛力的中西部地區市場﹑農村市場卻沒有被激活﹐這是中國潛在市場幾乎無限大而現實市場卻有限的真實背景。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顯然不可能“擴大內需”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已成為開拓國內市場的最大障礙。[84]
5﹑養老和社會保障開支
有人將養老支出列為另一版本的“三座大山”之一。圖~3中的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2007年已經下降到39.7％。然而﹐就算是這個不斷走低的比重﹐也還“不能真正反映勞動者當期實際取得的收入。在1995~2007年間﹐社保福利繳款在GDP中所佔比重從1.65％上昇至4.2％﹐因此勞動者實際取得的收入在這期間比勞動者報酬佔比下降的幅度更大。……社保福利繳款等價於對勞動徵稅﹐較高的社保繳費率將抑制勞動者可支配的勞動者報酬”。[85]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的發言﹐與上述數據相呼應﹕2008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佔中央財政支出比重是7.5％﹐“發達國家德國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國是30.2％”。[86]
“2008年基本養老保險情況是﹐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職工人數為1.66億人﹐佔城鎮單位從業人員1.89億人的87.9％﹐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農村工2416萬人﹐佔全國1.4億農民工的17.2％。”[87] 已納入養老保險體系的﹐個人繳款比重上昇增加負擔﹐還得面對個人賬戶未做實的“空賬”風險。[88]“中國目前僅有不及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能夠享受到養老保障。如果政府不採取有力措施﹐退休人員將面臨艱難的晚年。”[89]“政府應關注社保基金的資金來源和使用﹐通過加強再分配階段的轉移支付﹐增加對社保基金的投入﹐擴大社保基金的覆蓋面﹑降低社保繳費率﹐增加勞動者可支配的勞動收入報酬。”[90]
應該關注的不僅僅是社保基金﹐為國計﹑為民生﹐多增加對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投資﹐減輕人民群眾負擔﹐才能真正刺激消費內需保經濟。然而﹐在2009年中具體公佈的四萬億投資計劃中﹐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項目﹐加起來只佔了3.75％（圖~1）。[91]三﹑打開內在癥結 — 城市化嚴重滯後
進一步梳理﹐可以把當前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及其困境﹐簡要概括如下﹕
1﹑以政府支出為主體﹐擴大投資﹐基建項目佔大頭﹐拉動GDP增長。— 弊端﹐一次性投入﹐不可持續。
2﹑土地收入﹑稅費佔地方政府收入近半﹐[92] 繁榮的房地產業拉動GDP增長。— 弊端﹐帶動房價迅速上漲﹐房地產泡沫。
3﹑居民人均收入低（農民人均收入更低）﹐基尼係數高﹐貧富兩極分化﹐兩代民工仍是城裡的“常住流動人口”﹐都導致了目前的低消費率。
第1﹑2兩點相互交織﹐中央政府主導﹑基建為主的“四萬億項目”﹐需要地方政府配套投入﹔而地方政府的收入一半以上來自賣地收入及相關稅收﹐房價越漲﹑房地產越熱﹐可以運籌帷幄的資源越充分﹐“四萬億項目”的地方配套資金才更有保障。[93] 邏輯上﹐與房價迅速上漲的大趨勢一致。
房地產熱的大環境﹐再結合第3點﹕普通老百姓買房﹐壓抑其它消費﹐會導致整體消費率更低﹐想由消費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緣木求魚﹐不得不更依賴一次性投入﹑不可持續發展的政府基建投資拉動﹔普通老百姓不買房﹐房地產市場中的投機炒作成分所佔比重日增﹐勢必進一步加劇房地產泡沫。
一旦泡沫破滅﹐不但房地產本身作為“支柱產業”反向拉動GDP﹔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相應減少﹐由政府繼續投資基建拉動的GDP增長也將大打折扣。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如何繼續向前跑﹖
（一）工業產值~城市人口機械增長﹐不相匹配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阻礙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內在癥結﹐是城市化嚴重滯後。
“在世界城市化進程中﹐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化水平相關已被公認﹐特別是在相對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聯性比較明顯。……世界上大多數人均GDP在一千美元以上的國家城市化水平都超過50％”。[94] 2008年﹐中國人均GDP突破三千美元﹔2007年末﹐全國城市化水平只有44.94％。[95]“其實﹐真實的城市化率還要低很多。”[96]
“從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規律來看﹐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同步推進﹐甚至超過工業化的速度。……發展中國家在人均GNP超過三百美元之後城市化發展都很快﹐往往超過工業化率。但是﹐中國城市化卻明顯滯後於工業化。1978年滯後20.4個百分點﹐1990年滯後10.6個百分點﹐1999年滯後12.2個百分點。”[97] 從圖~6也可以清楚看到﹐1985~2007年﹐工業產值的增長速度﹐遠遠大於城鎮人口增長速度。
圖~6﹕中國工業總產值和城鎮人口增長趨勢﹐1985~2007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經濟學家網站﹕《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08》網絡版（http://bbs.jjxj.org/thread-61914-1-5.html）。
（二）城市化對經濟的拉動效應
按城市經濟學的分析﹐“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將有利於促進工業化進程﹐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和昇級﹐……城市化通過需求擴張拉動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昇級”﹕一方面﹐“城市化對市場需求的拉動表現為直接拉動和間接拉動。直接拉動是指城市人口增加所帶來的消費品市場需求擴張。中國市場分為城市高消費和農村低消費兩大群體﹐城市化的過程就是變農村低消費群體為城市高消費群體的過程。……間接拉動是指由於城市人口增加對城市和區域公共基礎設施物品的需求增加。農村人口從進入城市的一刻起﹐就不斷地消耗交通﹑能源﹑房地產﹑上下水管道﹑綠化﹑學校﹑廣場﹑警察﹑城市安全系統等城市基礎設施。根據研究﹐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需基礎設施投資六萬元（包括國家投資﹑企業投資和個人投資）﹐……城市化的持續推進將為基礎設施產業提供持續擴張的市場”。另一方面﹐“城市化拉動的新增市場是一個不斷昇級的商品和勞務市場﹐將為新型工業化時期產業結構昇級提供相應的市場基礎”。[98]
進一步看﹐在城市化進程中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務部門﹐無論是就業人數還是佔GDP的比重﹐都舉足輕重。公共事業就業人數佔城鎮單位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常年保持在40％以上（表~2）。
表~2﹕公共事業就業人數佔城鎮單位總就業人數的比例﹐2004~2008年 （％）
行業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2.71 2.63 2.58 2.52 2.51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5.69 5.38 5.23 5.18 5.14
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 2.00 2.00 2.01 2.02 2.11
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1.59 1.58 1.60 1.61 1.62
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 0.49 0.47 0.48 0.48 0.46
教育 13.22 13.01 12.84 12.65 12.58
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 4.46 4.46 4.49 4.51 4.62
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1.11 1.07 1.04 1.04 1.03
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 10.80 10.88 10.80 10.74 10.95
合計 42.07 41.48 41.07 40.75 41.02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4~7各地區按行業分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年底數）〉﹐《中國統計年鑑》2009的數據計算整理。
表~3﹕公共事業增加值佔城鎮GDP比重﹐2004~2007年 （％）
行業 2004 2005 2006 2007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3.65 3.71 3.78 3.73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5.82 5.91 5.89 5.75
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 1.10 1.12 1.14 1.14
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0.48 0.46 0.45 0.43
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 1.55 1.71 1.67 1.55
教育 3.06 3.09 2.92 2.83
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 1.64 1.60 1.51 1.48
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0.65 0.65 0.63 0.59
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 3.84 3.73 3.59 3.36
合計 21.79 18.25 21.58 20.86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2~11分行業增加值〉﹐《中國統計年鑑》2008﹑2009中的數據計算整理。
（三）城市化的“灰色地帶”— 兩代民工仍是城鎮“常住流動人口”
既然城市化有如此這般好處﹐為何我國的城市化率會長期滯後於經濟發展水平﹖一個重要的關節點﹕“中國城市化水平也一直滯後於勞動力的非農化水平﹐並呈不斷擴大的趨勢。1999年﹐中國工業化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達43.1％﹐城鄉從業人員中從事第二﹑三產業的非農勞動力已佔社會勞動力總數的49.9％﹐而城市化水平則僅為30.9％。”[99] 到2007年末﹐非農勞動力佔全國就業人員比重已上昇至59.2％﹔[100] 全國城鎮人口5.94億﹐只佔44.94％。[101]
圖~7﹕城鎮常住人口與非農業戶籍人口比較﹐1980~2008年
註﹕城鎮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鎮範圍內的全部常住人口。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衛生部﹕〈人口數及構成〉﹐《2009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再進一步分析﹐2007年這5.94億已納入“城鎮人口”﹑統計上算是已經城市化了的人中﹐其實還包括了1.3~1.5億常住城鎮的農業戶籍人口﹐即圖~7兩條曲線之間正在逐步擴大的缺口。[102] 2006年﹐離開本鄉鎮外出從業的農村戶籍勞動力﹐佔農村從業人員比重已超過四分之一。“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流動和轉移﹐在加工製造業﹑建築業﹑採掘業及環衛﹑家政﹑餐飲等服務業中﹐已佔從業人員半數以上。”[103]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5億﹐其中本鄉鎮以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4億﹐佔農民工總量的62.3％﹐[104] 佔中國總人口的比例近六分之一。大量離開農村進入城鎮﹑工廠的農民工夾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經常被約定俗成地稱為“流動人口”。這些“流動人口”開始在工作地生活﹑居住﹑生兒育女﹐有些甚至兩三代同住﹐逐漸流而不動﹐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
以上海為例﹐這個社會群體的數字異常龐大﹐2008年在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常住人口有517.42萬人﹐佔當年統計外來人口642.27萬人的八成。[105] 近年來﹐“不到一年的‘短期’常住人口比重明顯下降﹐一年及以上的‘長期’常住人口比重則迅速增大﹐……而且在滬居留時間越長的外來常住人口比重上昇速度越快”。[106]“現在的來滬人員已不能稱之為流動人口﹐因為他們在上海居住的時間越來越長﹐‘流而不動’成為他們的特徵﹐調查結果表明75％以上的人在上海居住了一年以上﹐居住滿五年的比例已經達到32.5％﹐即使是十年以上的比例也達到了8％。……調查中家庭戶人員的比例為74％左右﹐這表明越來越多的來滬人群是以家庭規模遷移的”。[107] 他們當中﹐很多人希望能夠定居上海。譬如﹐上海有號稱“百萬大軍”的建築業民工﹐其中58.3％的被調查者希望能在上海定居。[108] 外來人口的工作也越來越穩定。58.3％的郊區外來人口有固定工作﹔在同一個崗位上持續工作時間也越來越長﹐從事同一工作1~2年的達到24％﹐2~3年的達到12.5％﹐工作三年以上的達到30.8％。“與身處相同崗位的上海本地居民相比﹐有將近一半外來人口的收入與本地居民接近”。[109]
表~4﹕上海外來“流動人口”在滬居留時間的變化 （％）
在滬居住時間 1993 1997 2000 2003 2005
半年以內 50.7 28.7 21.0 23.20 24.58
半年及以上 49.3 71.3 79.0 76.80 75.42
其中﹕半年~不滿一年 20.4 19.5 21.6 12.9 11.19
一年~不滿五年 22.6 37.1 39.3 40.18 64.23
五年~不滿十年 5.7 10.2 13.1 16.23
十年~不滿15年 0.6 3.4 3.7 6.48
15年及以上 1.1 1.3 1.67
資料來源﹕〈表~2﹕上海外來流動人口在滬居留時間的變化〉﹐王戰﹑周振華主編﹕《城市轉型與科學發展 — 2006/2007年上海發展報告》第246頁。
如此二﹑三十年下來﹐很多人早已“不返鄉﹑不種地”﹐但不變的是“農民工”﹑“民工”的身份﹔而且﹐“新生代農民工”等名詞應運而生。[110] 據估計﹐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大約一個億﹐佔農民工外出打工的60％”。[111] 新生代農民工中還出現一個具一定規模的特殊群體 —“無地農民工”。“‘無地農民’和失地農民不同。失地農民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其喪失土地過程是顯性的﹐失地農民不僅有一大筆土地補償款﹐還會被政府納入城鎮職工保障體系﹐在就業﹑養老﹑醫療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顧。但‘無地農民’一直處於隱性狀態﹐游離於政府的目光之外﹐還無法享受到政府的額外關照和重視。”[112] 如果這個群體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無論滯留城市還是回到農村﹐都可能面臨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
而且﹐“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是以戶為單位的轉移形式。這種‘舉家遷移’的方式﹐決定了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對平等享有教育﹑醫療﹑就業落戶等方面的願望極為迫切”。[113]“但是我們的城市卻沒有相應的舉措”。[114]
按鄧英淘課題組的分析﹐“目前我國城鎮人口約六億人﹐其中約3.7億人為真城鎮人口﹐還有約2.3億人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我們稱之為擬城鎮人口。這兩類人口群體的消費需求及其增長潛力大不相同。”擬城鎮人口“這部分約有2.3億至2.5億人。其中約有一億人在本鄉鎮從事非農產業﹔約有0.7億人在省內本鄉鎮以外從事非農產業﹔約有0.6~0.7億人為跨省流動的農民工﹔主要是在出口導向部門就業。如以1比1的贍養係數計算﹐擬城鎮人口的潛在規模約五億人﹔是現有真城鎮人口3.7億人的1.35倍。他（她）們目前在城鎮裡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呢﹖先看住房。2.3億農民工在城裡的居住條件通常是集體宿舍﹐有的甚至是住工棚﹐人均居住面積最多不過三﹑四個平米﹐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比不上真城鎮人口在1978年的水平。汽車就更不用說了。他（她）們的飲食﹑衣著可能相當於城市居民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水平﹐只有通信條件與目前城市居民相差不多。”[115]
簡單一句話﹕兩代民工﹐外來流動人口“流而不動”﹐即使身在城裡﹑家在城邊﹐也很難真正享受到城市化的好處﹐當然也不能像真正的城裡人那樣消費。“因此﹐可以這樣說﹐在中長期裡﹐去擬化才是擴大內需的第一重點。”[116]
（四）城市化滯後﹐阻礙農村人口繼續向城市轉移
1﹑農業內部積累越來越多剩餘勞動力
已經離開土地的農民工沒有變成真正的城裡人﹐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城市化的滯後發展﹐限制了農村人口的轉移﹐農村人口比重過大﹐農業內部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力”。[117] 第一產業吸納不了﹐又無法向城市轉移的人口﹐無奈成為一億多“農村富餘勞動力”。[118]
農業收入低﹐[119] 又缺乏順暢的城市化道路﹐農村人口很難大幅提高收入﹐以及相應地增加消費。值得強調﹐“農民增收根本在減少農民”。[120]
2﹑集約使用寶貴的土地資源﹐還是“大量農村土地繼續流向城市”﹖[121]
隨著賣地火熱﹐城市可開發利用的土地面積迅速減少。[122] 如今﹐都在談農村土地流轉﹐包括宅基地流轉﹐[123] 成為增加可建設用地﹐緩解城市用地矛盾的希望所在。問題是﹐如果缺了真正城市化這一環﹐農民工一頭在城裡沒有踏實地扎下根﹐另一頭又失去了農村的土地和房子﹐其中相當部分必然成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保障無份﹑創業無錢”的弱勢群體。[124]“基層幹部分析認為﹐……絕大多數農民還是把承包地作為自己主要的生產資料和最終的生活保障﹐農戶寧願粗耕粗放﹐賠本經營﹐也寸土必爭﹐不願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對土地流轉存有戒心﹐把土地看成了‘保命田’‘退路田’。”[125] 張路雄總結﹕“老百姓對土地制度的最基本要求是平等的使用權。……如果有很多農民是無地農民﹐或者農戶間耕地佔有量差別很大﹐都不利於農村社會的穩定。”[126] 國土部長徐紹史擔心﹐“當前要警惕一種傾向﹐農村缺錢﹑城市缺地﹐兩者一拍即合﹐大量農村土地繼續流向城市。”[127]
且不說土地流轉﹑“農地入市”的最終實施效果如何﹐[128] 如果沒有合理的城市化渠道﹐農民進城卻無穩定工作﹑收入﹐後果堪憂。巴西里約熱內盧﹑印度孟買三分之一居民住在貧民窟﹐絕大多數是失去了家鄉土地的農民。[129]
3﹑通過戶籍改革﹐就能吸引農民進城﹖
指望通過戶籍改革﹐“只要成千上萬的農民一進城﹐衣食住行的龐大需求就會隨之而來”﹐[130] 現實嗎﹖先得問問那已經在城裡闖蕩了20多年的兩代一億多“農民工”。
〈農民工“不願”入城﹖〉“戶籍制度的限制慢慢放寬﹐但農民工有自己的‘一筆賬’……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城市統分統包的政策‘紅利’日漸消失﹐而城市生活壓力又在不斷增加﹐這就使那些有資格進城落戶的農民不願意或者不敢提出申請。……農民工群體的職業具有不穩定性﹐如果‘轉戰’其他城市﹐永久居住權就失去了意義﹐為此放棄土地收益﹐顯然不划算。……農民工們認為﹐與其給戶口﹐還不如提供一些比如子女教育﹑經濟適用房方面的保障﹐這樣即使沒有戶口也不影響成為城鎮人。”全國人大代表﹑“農民工中的佼佼者”胡小燕說得簡單明瞭﹐“即使我拿到了戶口沒有自己的房子﹐還是一個無根的人。”[131]
裡外裡﹐不管有戶口沒戶口﹐算不算真正的城裡人﹐只要有“三座大山”壓著﹐尤其是存有買不起房子的顧慮﹐就不敢放開消費﹔不但城市化的好處不能完全體現出來﹐而且農民缺乏進一步城市化的渠道和積極性。說到底﹐我國城市化滯後的根本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戶籍等配套制度﹐而是房地產市場。大力發展住房建設﹐以“居者有其屋”來帶動城市化﹐具體政策措施有待進一步推敲和討論﹔但是﹐抓住“執政為民的住房保障體系”這一條﹐就是制勝的關鍵。四﹑結合西部大開發﹐拔地而起新城市
“補課”城市化﹐如何與全國經濟的其它重要環節結合起來﹐為啟動內需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戰略性行業不可能全部依賴“市場調節”
圖~8的國際原油﹑鐵礦砂價格﹐很能說明問題。如此大漲大落﹐是供給和需求不平衡造成的嗎﹖在長達30多年時間裡﹐國際原油市場的供求大致平衡﹐而且絕大部分年份是供大於求。就算是油價暴漲急跌的2008年﹐國際原油供給也略大於需求。[132] 傳統經濟學教科書的供求原理﹐無論如何解釋不通。[133]
圖~8﹕國際原油﹑鐵礦砂價格﹐1986~2009年
註﹕原油價格為現貨價（Cushing, OK WTI Spot Price FOB）﹔鐵礦砂長期協議價為粉鐵礦（Iron Ore Fines）巴西至歐洲價格。
資料來源﹕原油價格來自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網站（http://tonto.eia.doe.gov/dnav/pet/hist/rwtcD.htm）﹔鐵礦砂長期協議價來自EconStats網站（http://www.econstats.com/rt_ironore.htm）﹐2009年4月後的價格按年降價幅度33％計算而得。
金融市場“創新”各類衍生工具的初衷﹐本是要對沖風險﹐為實質經濟服務。可發展到如今﹐衍生工具到底是減少還是擴大了價格波動﹖2009年6月30日﹐倫敦PVM石油經紀公司一位“流氓炒手”讓油價在一小時內漲了2.5美元﹐他買入的1600萬桶布蘭特原油期貨﹐數量比沙特阿拉伯的日產量多約一倍﹑比正常成交量五百萬桶多兩倍。[134]
航空業鉅頭國泰航空公佈2008年度業績﹐“歷年最差”﹐由穩定盈利大戶淪落到虧損85.5億港元﹐燃油對沖虧損是主要原因之一。國泰航空主席說﹐如果2009~2010兩年油價處於平均45美元水平﹐就要支付14億美元平倉﹐坐實虧損﹔如果未來三年平均昇至每桶75美元﹐“則不會對現金淨額造成不良影響”。[135] 一個用油大戶﹐油價上漲直接對應著日常營運成本增加﹐可現在卻天天盼著石油漲價﹐以免損失太多現金﹖匪夷所思﹗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投機炒作威脅的﹐還不僅僅是經濟安全。2007~2008年國際糧食價格成倍上漲﹐非洲和拉美諸國以及埃及﹑印尼和巴基斯坦等30多個國家隨即陷入糧食危機﹐發生搶糧“暴動”。倫敦《新政治家週刊》文章分析﹐〈瘋狂炒賣令糧價飛昇〉﹐“糧食雖然有上昇壓力﹐但形成‘危機’主要是次按危機令衍生工具投機市場式微﹐投機者把以千億計資金轉投農作物期貨市場促成。”[136] 養家活口每日不可或缺的糧食﹐也淪為炒家手中舞高弄低的籌碼。“糧食漲價對窮人和窮國打擊最大﹐發展中國家人們的收入高達5~6成用作購買糧食。”[137]
從2006年起﹐中國已有50％的石油需求依賴進口﹔鐵礦砂價格談判﹐年年成為關注焦點。而且﹐遊戲規則的制訂權全在別人手中。[138] 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必需品﹐是否還要繼續遵循這樣的“市場調節”﹐把國家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安全的命脈﹐系於大起大伏的“投機賭博新經濟”﹖
（二）西部大開發﹐工業以資源開發為核心
中國石油長期以來的東部油田﹐如今已近枯竭﹔海洋石油產量增長迅速﹐但開採成本是陸上石油的3~5倍﹐而且受颱風﹑冰凍等氣候因素制約﹔“西部油區的石油資源蘊藏量佔陸上石油資源量的45％”﹐成為每年新增產油能力的大頭。“中國油﹑氣資源量的比例為1比1.7﹐天然氣的後備儲量比石油樂觀。加大天然氣的開發力度﹐早已成世界潮流。……隨著東部油田逐漸枯竭和西部一個又一個大型整裝油氣田的發現﹐中國石油工業的骨幹隊伍和設備將開始一場由東到西的大規模遠距離遷徙。……油氣的燃料需求大頭在東部。東南沿海進口部分油氣﹐滿足燃料需求﹔西部油氣大開發﹐善用有限的資源﹐就地大力發展材料型的石油化工﹐似乎是順利成章的佈局思路。……中國化工能源消費一直佔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9％上下﹐堪稱典型的高耗能產業。而西部恰恰有的是電能。”[139]
“中國油少煤多的資源條件﹐先天決定了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中國煤炭資源賦存的地理特點是西多東少﹑北富南貧。”以煤炭的清潔燃燒技術為主導﹐對煤炭資源綜合利用的化工﹐包括煤層氣的開發利用﹐煤炭液化和氣化等技術﹐等等﹐都大有可為。[140] 在國際油價大幅波動﹑我國石油進口依存度又居高不下的今天﹐加大西部煤炭開發力度﹐意義重大。
除煤氣油外﹐中國很多重要的礦產資源集中地分佈在西部。所有這些礦產的開採﹑冶煉合加工﹐都是典型的高耗能產業。同時﹐中國的水電資源82.5％分佈在西部﹔崇山峻嶺﹑人煙稀少的西南就佔了70％。因此﹐充分利用西部便宜的水電資源﹐就地發展高耗能﹑耗礦產業﹐事半功倍。[141]
同時﹐西部大開發需要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一旦發動起來﹐將成為“前所未有的大工地”﹕“西部每年都有幾千億元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是可以預期的。這些工程消耗的炸藥﹑水泥﹑鋼筋﹑建築材料﹑機械設備等﹐勢必就近刺激西部重工業的發展”。[142]
（三）以資源開發型重工業﹐
帶動“超常規的大規模城市化”[143]
自力更生﹐以調水和資源開發為著力點的西部大開發﹐“開發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內需源源不斷。……經濟發展的重心從東南沿海輕型加工工業到西部重型資源開發工業的轉移﹐直接意味著同時展開大規模的城市化。”[144]
資源開發型重工業﹐產業工人隊伍相對穩定﹐[145] 不僅需要住宅﹑交通﹐而且需要教育﹑醫療﹑金融﹑服務等等第三產業的發展。“根據國外城市化的經驗﹐一名城市第二產業的就業往往伴隨2~3名第三產業就業。如果一個就業人口贍養2.5人﹐一名第二產業就業（包括就業者本人）可以增加7~10個城市居民﹗譬如﹐大慶油田年產五千萬噸原油﹐職工29萬人﹐家屬80萬人﹐加上政府機構﹑學校﹑醫院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整個大慶是一座在荒漠中拔地而起的二百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另一座石油城克拉瑪依﹐“整個所謂‘核心層’只有三萬職工﹐包括勘探﹑採油﹑煉油和輸油。圍繞這三萬‘核心’﹐是建築﹑運輸﹑維修﹑水電氣﹑住房﹑餐飲﹑學校﹑醫院﹑公安﹑政府……克拉瑪依的石油開發對城市化的人口帶動是1比11~13。這個比例高於大慶。”[146]
（四）集約使用土地和資源﹐配合生態環境治理
西部大開發實在是一個大題目﹐環境保護﹑資源的有效利用等﹐都需要考慮在內。鄧英淘﹑王小強等著的《西部大開發方略》及其系列調研實錄﹐已經進行過較深入的探討﹐試列舉如下﹕
輕型出口加工工業的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不受自然資源分佈的制約﹐方便的海陸交通顯得更重要。“結果是在人口稠密的東南沿海農村﹐鄉鄉建廠﹐村村冒煙﹐離土不離鄉﹐即便是工廠廠房連成片﹐水泥建築平鋪開來﹐佔據大量良田﹐集中的大城市也不會自然發展起來。”相反﹐自然資源的開發往往是大規模長程性的集中投資﹐更能集中使用土地和資源﹐甚至是一個項目一座城市。而且﹐一旦要加大力度治理污染﹑強化資源管理﹐“許多小企業根本無法承受由此提高的成本。從根本上講﹐工業要集中於城市﹐在某個發展階段還要相對集中於大中城市﹐有利於治污﹐是一個重要理由。”[147]
改變目前扶貧﹑山區開發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的極大浪費。“村村通這通那﹐特別是在荒山禿嶺上搞幾通一平 — 通路﹑通電﹑通水﹑通電話﹑通電視和水平梯田”﹐與幹線建設的投資類比﹐類似於灌溉系統中毛渠與幹渠的關係 — 毛細血管佔人體血管總長度的99.7％。城裡20多層一座樓﹑成百上千個單元集中在一起通這通那﹐與崇山峻嶺之中﹐幾十裡地一個村﹐一個村三兩戶人家通這通那﹐成本不可同日而語。“能不能把這些錢挪過來推動城市化﹐或者說﹐把荒山禿嶺上的幾通一平挪到城市邊上幹﹖”[148]
改變農牧民不進城的生態困境。“在許多生態平衡極端脆弱﹑極度敏感的局部地區﹐少數農牧民的生存就對大面積生態發生難以逆轉的不利影響。……為什麼不可以用年復一年的扶貧款﹐把這點點農牧民安排到格爾木去開發鉀鹽當工人呢﹖”[149]
從整個國土的宏觀圖景上看﹐結合西部大開發﹐“把生態治理與當地群眾發家致富和企業盈利有機結合起來”﹐以經濟效益推動的生態建設﹐有望改變治理速度趕不上破壞速度的困境。成功的組織形式包括﹕行政組織的大規模生態治理﹐個體生態經濟圈﹐現代公司成片開發﹐公司加農戶成片治理﹐等等﹔還可以探討大開發的“兵團加公司”。[150]
……
實施以大規模開發西部國土為核心內容的國土整治﹕一方面加速城市化進程﹐完成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歷史性轉移過程﹔一方面調整與國土開發和國土整治相聯繫的人口佈局﹐逐步解決農業規模經營問題﹐同時恢復﹑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體系。使這個大手筆真正獲得成功的關鍵舉措之一﹐是大規模的南水北調﹐我們稱之為大空間﹑大時間尺度的大時空調水戰略。[151]五﹑老百姓“居者有其屋”﹐凝聚民心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立足於資源和市場兩頭在內﹕論民生﹐有城市化和為老百姓解決住房問題的大方向﹐綱舉目張。配合完善教育﹑醫療和養老等保障體系﹐既保障原有城鎮居民﹐從而鼓勵大多數人放心消費﹔又能配合城市化步伐﹐讓更多“擬城鎮人口”加入城市化進程﹐良性循環﹐就業﹑啟動內需順理成章。說國計﹐加上大西線調水和西部資源大開發﹐以及隨之而來的超常規模城市化﹐更足以啟動幾十年可持續發展的龐大內需﹗
兩千年前﹐曾子寫《大學》﹐“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南懷瑾展開講解得精彩﹕“要想創業建國﹐唯一的條件﹐須要有人民群眾的歸心擁護。有人民群眾才能得國﹔相反失掉民心﹐就會失國。……賺錢難﹐聚財難。但是用錢更難﹐散財更不易。能夠賺錢聚財﹐又能夠善於用錢和散財的﹐必然是人中豪傑﹐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152]
如今﹐中國有創紀錄的財政收入﹐[153] 有史無前例的兩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GDP世界排名“坐三望二”有望超越日本﹐經濟實力前所未有。擁有這樣的力量﹐更應駕馭市場﹐找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以民為本”﹐追求共同富裕﹐讓市場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多數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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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論﹑二論﹑三論﹑四論見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2]“根據胡潤富豪榜﹐中國內地擁有數十億美元資產的富豪人數已從2004年的七人上昇到2007年的106人。而在《福布斯》公佈的富豪榜上﹐中國共有66名億萬富豪”（〈英《金時》﹕中國超級富豪速富之路〉﹐香港《信報》2008年7月11日﹐第12頁）。
[3]“福布斯富豪榜也顯示﹐近年來中國富豪上榜門檻不斷抬高。2009年﹐中國大陸四百名富豪的上榜門檻﹐從2008年的12.2億元躍昇到歷史高點20.5億元（約相當於三億美元）﹐前40位富豪的身家全部達到70億元（約十億美元）﹐而2008年只有24人達到這個標準。”（徐壽松﹑周偉﹑陳冀﹑顏秉光﹕〈中國富豪的“財富地圖”〉﹐《瞭望》2010年第7~8期﹐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213/08407416629.shtml）
[4]〈港百萬富翁急跌六成﹐幅度全球最大〉﹐香港《信報》2009年6月26日﹐第8頁。2007年﹐中國的百萬富翁人數由2006年的34.5萬人增至41.5萬人﹐已超越法國﹐直逼英國﹐居新興經濟體之首（〈中國百萬富翁超法趕英﹐富人人口居世界第五〉﹐人民網2008年6月26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7430585.html）。
[5] 據波士頓咨詢公司（BOG）的報告﹐百萬美元資產指的是金融資產﹐包括現金﹑股票和債券﹐不包括房產和私營企業﹐“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的數量為41.7萬戶﹐這一數值已超過德國和英國﹐全球排名第三”（〈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全球第三〉﹐香港《信報》2009年11月20日﹐第14頁）。
[6] 據招商銀行和全球知名咨詢公司貝恩公司聯合發佈的〈2009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可投資資產”不包括房產和持有的私人企業價值（〈中國千萬富翁30萬人〉﹐香港《信報》2009年4月1日﹐第16頁）。
[7]〈中國百萬美元富翁逾40萬〉﹐香港《信報》2008年11月27日﹐第33頁。
[8]〈中國農民人均收入首破五千元大關〉﹐香港《信報》2009年12月29日﹐第13頁。200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4761元人民幣﹐月均397元﹔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比農民高了兩倍多﹐也不過是月均1315元（〈外貿受到衝擊﹐農民月入四百〉﹐香港《信報》2009年1月23日﹐第9頁）。
[9]〈發改委制定分配調節方案上報國務院審批〉﹐《中國經濟週刊》2009年10月26日（http://news.163.com/09/1026/01/5MGV743F0001124J.html）。
[10] 葛如江﹑沈錫權﹑孫洪磊﹕〈來自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半月談》2009年第22期（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09-11/27/content_12550937.htm）。
[11] 根據世界銀行﹕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第72~74頁的數據計算。
[12]“2003年的貧困人口與2001年的貧困人口並不完全是同一批人。……2001~2004年期間出現相當多的脫貧和返貧現象”（〈新任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副行長上任後首次訪華〉﹐世界銀行網站﹐http://go.worldbank.org/G967VTIA10）。
[13] 在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等機構的調查報告中﹐通常也將收入和消費差距並列比較。
[1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第271~272頁（http://hdr.undp.org/en/media/HDR05_complete.pdf）﹔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15] 轉引自世界奢侈品協會報告﹐及胡潤百富〈2009至尚優品 — 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世界奢侈品協會預測﹐“五年後中國奢侈品市場可能將達到全球奢侈品消費額的頂峰。……屆時每年將有至少140億美元的奢侈品銷售額在中國市場產生”（〈中國奢侈品市場首超美國﹐“富二代”成消費主力〉﹐香港《信報》2009年6月13/14日﹐第21頁）。
[16]〈內地膺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香港《信報》2009年9月21日﹐第6頁。
[17] 顧問公司Bain & Company 2009年11月公佈《全球奢侈品市場報告》（〈頂尖品牌看好亞洲〉﹐香港《信報》2009年11月12日﹐第16頁）。
[18]“因為2008年第三季度美國家庭合共損失七萬億美元市值﹐全年虧損超過12萬億美元﹐2009年消費下沉已無法避免”（畢老林﹕〈從樹上長出來的錢〉﹐香港《信報》2009年1月8日﹐第15頁）。推薦參閱王小強﹑何小亮﹕〈啟動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19]“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初步統計﹐2008年上半年湖南出省務工農民工返鄉人數同比增長11.45％﹐約佔外出務工總人數的8％。河南省統計局2008年10月底的專項抽查則顯示﹐全省已返鄉的勞動力佔外出勞動力的16.2％﹐比上年同期增加12個百分點﹐因所在企業倒閉﹑放假﹑裁員﹑降薪而返回的佔返鄉人數的35.7％”（董瑞豐﹕〈預警群體性事件〉﹐《瞭望新聞週刊》2009年第1期）。
[20]“人社部監測的企業崗位變化已印證了這一點﹐6~8三個月崗位數略有增長﹐但1~8月總體上增減相抵還是凈減”（白天亮﹕〈且莫輕言“民工荒”〉﹐《人民日報》2009年10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10/26/content_12326579.htm）。
[21]“找不到滿意工作的民工依然很多﹐而一些緊俏的工廠從來都不擔心招不到工人。……從某種角度來看﹐所謂“民工荒”是一個站在企業視角說話的偽問題”（舒聖祥﹕〈“民工荒”不過是“廉價勞動力荒”〉﹐《北京青年報》2009年9月23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103652.html）。
[22]“一些管理部門和企業長期把這部分勞動力視為‘短工’﹐而非納入勞動力市場範疇”（倪小林﹕〈對待“民工荒”要轉變思路〉﹐新華網2009年9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9/10/content_12022349.htm）。
[23] 美國2009年“5月份個人儲蓄率達到6.9％﹐為15年來最高水平”（劉洪﹑劉麗娜﹕〈美國個人儲蓄率昇至15年來最高〉﹐新華網2009年6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6/26/content_11608870.htm）。按季度計算﹐美國個人儲蓄佔個人可支配收入之比也達到4.9％（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網站﹐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SelectTable.asp）。
[24] 美國財政部2009年12月24日宣佈﹐不再對未來三年注資房利美和房貸美的金額設上限﹐“對兩房給予無限量資金支持的承諾﹐可顯示兩房在樓市中仍不可或缺”（〈美無限量支持兩房穩樓市〉﹐香港《信報》2009年12月30日﹐第16頁）﹔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樓市﹑股市和“錢市”的正反饋循環﹐以及宏觀經濟調控必須面對的現實邏輯﹐詳見王小強﹑梁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25]“這不是靠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自主調節出來的‘均衡’﹐恰恰是各國政府手掐把拿﹑不讓市場充分活動的成果。而且﹐也只能算是臨時性的﹑救急措施的成果﹐邏輯上沒解決根本問題﹐更談不上‘退市的時機’”（梁曉﹕〈轉向﹐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香港傳真》No. HK2009~18）。
[26]〈羅奇指中國基建投資過度〉﹐香港《信報》2009年8月10日﹐第1頁。
[27]“所謂融資平臺﹐是指地方政府發起設立﹐通過劃撥土地﹑股權﹑規費﹑國債等資產﹐迅速包裝出一個資產和現金流均可達融資標準的公司﹐必要時再輔之以財政補貼作為還款承諾﹐以實現承接各路資金的目的”（〈地方政府融資的狂歡〉﹐《財經》2009年6月8日﹐第74~76頁）。
[28] 柯智華﹕〈二萬億盛宴開席﹕鐵路訂單接不完〉﹐《東方早報》2008年11月15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81115/02432516302.shtml）。
[29] 2009年六千億的基本建設投資﹐“需用鋼材二千萬噸﹑水泥1.2億噸﹐能夠提供六百萬個就業崗位﹐可以直接帶來全國GDP增幅提高1.5％的拉動效應”（〈鐵道部﹕到2010年鐵路建設投資總規模達到四萬億〉﹐中國新聞網2008年11月17日﹐
http://www.chnrailway.com/news/20081117/200811171131291476814.shtml）。
[30]〈2009年1~6月份全國鐵路主要指標完成情況〉﹐鐵道部網站（http://www.china-mor.gov.cn/zwgk/zwgk_tjxx_2009_1_6.html）。
[31] 俞瑋﹕〈鐵道部﹕2012年全國形成以北京為中心1~8小時交通圈〉﹐新華網2009年8月1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8/11/content_11861381.htm）﹔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32]“其中新開工國家高速公路項目34個﹑建設里程3738公里﹑計劃總投資約2350億元﹐分別增長10.3倍﹑5.4倍和5.5倍”（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2009年上半年公路水路交通運輸經濟運行情況〉﹐交通部網站2009年7月28日﹐
http://www.moc.gov.cn/zhuzhan/jiaotongredian/200907/t20090728_604520.html）。
[33]“‘如果把現在各省規劃都算上﹐高速公路總里程將有差不多18萬公里﹐或許有數萬億元資金使用不科學。’交通運輸部內部一位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風險是可以計算的﹐按照全國八萬公里高速公路﹐每公里建設資金五千萬計算﹐大約四萬億投資﹐其中70~80％是銀行貸款﹐大約是三萬億左右。‘這三萬億利息一年就是一千多億﹐可全國每年高速收費也就一千多億﹐收的錢不夠還利息﹐產生壞賬的風險非常高。’”（何東﹕〈失控的高速公路〉﹐《華夏時報》2009年8月8日﹐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808017021/）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34]“以京滬高速鐵路為例﹐除在年內完成五百億元的投資外﹐目前已經吸納十萬勞動人口就業”（〈建一公里鐵路增六百人就業〉﹐中國新聞網2008年11月17日﹐http://www.chnrailway.com/news/20081117/200811171046922595377.shtml）。
[35]“每公里需要鋼材500~1500噸﹑水泥0.4~1.2萬噸﹑瀝青1900噸”（〈四萬億方案A股有好處嗎﹖〉香港《信報》2008年11月17日﹐第30頁）。
[36] 丁望﹕〈扶持紡織產業﹐推動東桑西移〉﹐香港《信報》2009年4月30日﹐第13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說到支持勞動密集型工業﹐特別是輕工業和紡織工業﹐“這種行業的就業人口達四千萬”（蔡京揚﹕〈海嘯無情﹐職工飯碗難保〉﹐香港《信報》2008年11月21日﹐第9頁）。
[37]〈中小企業成為擴大就業主渠道﹐提供城鎮75％以上就業崗位〉﹐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7年6月7日（http://www.gov.cn/wszb/zhibo78/content_639767.htm）。
[38] 譚浩俊﹕〈中小企業不活﹐就業之路不通〉﹐新華網2009年7月25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7/25/content_11766102.htm）。
[39] 李曉超等﹕〈2008年民營工業和民營投資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黃孟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No. 6（2008~2009）》。“截至2008年底﹐個體私營企業在幾乎無法獲得長期貸款的情況下﹐其在短期貸款餘額中的比重僅為3.37％﹐這一微弱比重在2009年的1﹑2月份還出現下降態勢。”（〈四萬億投資排擠民營經濟〉﹐香港《信報》2009年8月8日﹐第6頁）
[40]〈內地寬鬆貨幣政策面臨挑戰〉﹐香港《信報》2009年7月13日﹐第2頁。
[41]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三季度）〉。
[42] 沈明高分析﹐“在貨幣政策寬鬆時﹐地方政府貸款超常增長﹐擠壓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空間。一旦貨幣政策收緊﹐由於地方政府項目投資期限長﹐在短期內難以壓縮貸款﹐回收貸款的壓力很可能將集中在貸款期限較短的中小企業﹐對中小企業造成第二次傷害”（沈明高﹕〈警惕“信貸財政化”〉﹐《財經》2009年6月8日﹐第87~88頁）。
[43] 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318~322頁。
[44] 如前文所述﹐基建投資是重中之中﹐資金來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地方政府設立的各種融資平臺﹑以及相關的銀行貸款。
[45] 有關分析和討論﹐可見陳永傑等﹕〈政府及相關部門要為民營企業生存發展創造條件〉﹐紀敏等﹕〈為何貸款大量增加而個體私營經濟貸款反而減少〉﹐黃孟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No. 6（2008~2009）》﹔俞嵐﹕〈發改委﹕四萬億不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中新社2009年10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gncj/news/2009/10-27/1933585.shtml）﹔彭興庭﹕〈四萬億無“擠出效應”且慢下結論〉﹐中國網2009年10月30日
（http://big5.china.com.cn/news/comment/2009-10/30/content_18795366.htm）。
[46]“由於國家統計局在2003年之前將個體經營者收入核算為勞動者報酬﹐但自2004年開始將其核算為營業盈餘﹐這一核算方法的改變使勞動者報酬佔比在2004年陡降﹐剔除這一核算方法變化的影響後﹐勞動者報酬佔比在1995~2007年間下降約6.3個百分點﹐截至2007年為45.1％”（白重恩﹑錢震傑﹕〈我國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2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0861880.html）。
[47] Milton Friedma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第222﹑9~11頁。
[48] 曹仁超﹕〈牛年唔輸錢已經當贏〉﹐香港《信報》2009年1月29日﹐第11頁。
[49] 林俊泓﹕〈美國經濟看到曙光了麼﹖〉《中銀財經述評》2009年4月2日。另有說法﹐“據分析指出﹐1975及2001年美國曾分別推出類似的退稅計劃﹐但對推動居民消費的分別為退稅額的12~24％及66％﹐作用有較大差異”（陳偉深﹕〈美國經濟低潮持續及其含義〉﹐《中銀財經述評》2008年6月16日）。
[50] 匯豐保險的一項亞洲區調查顯示﹐“67％受訪港人表示失業是影響今年長期儲蓄的主要原因”（〈七成港人憂失業擬增儲蓄〉﹐香港《信報》2010年1月21日﹐第6頁）。
[51]“似乎有關政策不太受內地農民歡迎”（〈家電下鄉產品上限價大幅調高〉﹐香港《信報》2009年12月28日﹐第5頁）。
[52]“按政府規定﹐在2009年報廢十年車齡以上的舊車﹐並購買小排量環保型新車的車主﹐可從政府獲得最高一千歐元的補貼。許多法國人為了最大程度享受這項補貼﹐趕在2010年之前購買新車”（〈政府補貼車市反彈〉﹐香港《信報》2010年1月15日﹐第22頁）。“這些刺激計劃很大程度只把需求推前﹐面對大部分報廢計劃已經結束﹐歐洲車廠就好像一個突然停止服用毒品的癮君子一樣﹐痛苦難耐”（〈歐洲車業先甜後苦〉﹐香港《信報》2010年2月18日﹐第32頁）。
[53] 江迅﹕〈透視﹕教育收費排首位〉﹐BBC中文網2006年3月14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430000/newsid_4435200/4435294.htm）。
[54]“國家統計局調查黑龍江省16個縣市的1220戶家庭﹐……這些費用主要包括補課費﹑擇校費﹑住宿費﹑生活費等”（〈高昂教育費用成家庭沉重負擔﹐七成家長稱難承受〉﹐《重慶晚報》2009年11月9日﹐http://news.sohu.com/20091109/n268048225.shtml）。
[55] 李培林執筆﹕〈中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 2005~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總報告〉﹐汝信等﹕《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7頁。
[56] 周兆軍﹑余湛奕﹕〈審計署﹕一些教育部門和學校違規收費逾五億〉﹐中新網2009年6月24日（http://news.cyol.com/content/2009-06/24/content_2726637.htm）。
[57]“1995年中央紀委全會就把‘中小學亂收費’列為‘三股不正之風’的第二位。可見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已經在全國各個行業中位居前列”（張路雄﹕〈困境與出路﹕現代化﹑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教育體制〉﹐《香港傳真》No. 2006~32）。
[58]“現在才七八十億美元”（〈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1986年6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62頁）。
[59]〈國務院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國發【1994】39號﹐1994年7月3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19/info3319.htm）。
[60] 比起1993年的2.35％﹐只增加了0.16個百分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的數據計算）。
[61] 國家統計局﹕〈15~5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和公共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國際統計年鑑2008》。
[6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8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的數據計算。
[63] 李新玲﹑樊未晨﹕〈教育經費投入﹐不差錢﹖〉《中國青年報》2009年4月25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4/25/content_2640016.htm）。
[64] 根據國家審計署調查﹐2006~2007年“部分城市違規統籌使用﹑擠佔挪用基礎教育經費18.08億元﹐一些地區和部門滯留基礎教育經費24.31億元”（周兆軍﹑余湛奕﹕〈審計署﹕一些教育部門和學校違規收費逾五億〉﹐中新網2009年6月24日）。
[65] 盧文潔﹑黃茜﹕〈粵取消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廣州日報》網絡版2009年4月28日（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04/28/content_551271.htm）。
[66] 太原市北營小學的校長干脆給家長們算了筆賬﹐告訴家長﹕“一下子沒有了借讀費,這個月連聘用老師的工資都發不出了”（〈停收借讀費﹐太原一小學改讓家長捐款〉﹐新華網山西頻道2009年3月16日﹐http://www.sx.xinhuanet.com/jryw/2009-03/16/content_15966261.htm）。
[67]“而民辦幼兒園卻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朱永新今天稱﹐這表明政府對學前教育的公益性重視不夠﹐投入不足”（曾利明﹕〈中國公辦幼兒園大幅減少﹐政府投入不足是主因〉﹐中國新聞網2009年8月9日﹐http://www.chinanews.com.cn/edu/edu-zcdt/news/2009/08-09/1810132.shtml）。
[68]“所以對於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來說是比較困難的。”2007年﹐教育部財務司巡視員兼資助中心主任崔邦炎如是說（李東﹕〈高校被拖欠學費最多達上億元﹐少數學生惡意欠費〉﹐中國網2007年7月2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07-07/02/content_8469091.htm）。
[69]“在2005年﹐分別有20.8％的城市居民﹑19.7％的小城鎮居民和26.1％的農村居民（包括其家人）曾經因為費用問題﹐在需要去醫院看病的時候卻沒有去。分別有9.1％城市居民﹑7.5％小城鎮居民和12.8％農村居民曾經因為費用問題﹐在需要住院治療的時候卻沒有去住院治療”（張慧﹑袁嶽﹕〈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調查報告〉﹐汝信等﹕《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59頁）。
[70] 李培林執筆﹕〈中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 2005~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總報告〉﹐汝信等﹕《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7頁。
[71] 高收入國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政府佔衛生支出的比重分別為60.7％和55.1％（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09﹐第116頁﹐
http://www.who.int/whosis/whostat/EN_WHS09_Full.pdf）。
[72]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09﹐第108頁。
[73] 顧建發﹕《上海房地產週期波動分析》第70頁。
[74] 王鍊利﹕〈住房公積金制度在為什麼人服務﹖〉《香港傳真》No. 2007~42。另有說法﹐上海2004年為10.7。“2000~2005年期間﹐從全國平均的房價收入比（全國平均商品住宅價格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來看﹐基本在4~5之間波動”（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287﹑108頁）。
[75]〈昇勢蔓延至二三線城市〉﹐香港《信報》2009年12月28日﹐第1頁。
[76]“個別城市房價反彈令人吃驚。深圳新房成交均價從2008年12月的每平方米1.1萬元昇至2009年12月的2.2萬元﹐3~12月京﹑滬﹑杭房價漲了四成至一倍”（應堅﹕〈內地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必要性及難點〉﹐《中銀財經述評》2010年1月29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09年內地商品房銷售額達4.4萬億元﹐同比增長超過75％。……2009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約9.37萬億平方米﹐較2008年增長42％”（〈內地去年售樓增75％﹐樓市泡沫恐再現〉﹐香港《信報》2010年1月20日﹐第9頁）。
[77] 王學慶﹕〈居民消費價格統計的背後〉﹐《瞭望》2009年第51期
（http://www.sxgh.org.cn/particular.aspx?id=9557&parentID=56）。
[78]“同時﹐購房款過大也將侵佔裝修﹑傢俱等支出。同時業主在供款期間不得不節衣縮食”（應堅﹕〈內地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必要性及難點〉﹐《中銀財經述評》2010年1月29日）﹔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79]〈薄熙來﹕住房是最大民生問題﹐要動大腦筋解決〉﹐《重慶日報》2009年12月24日（http://big5.ce.cn/cysc/fdc/fc/200912/24/t20091224_19951052.shtml）﹔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80]〈社科院﹕城鄉差別4~6倍〉﹐香港《信報》2009年6月16日﹐第13頁。
[81] 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30％的水平（陳錫文﹕〈當前農村改革發展的形勢和總體思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2009/200904/01.pdf）。
[82]“城市居民消費支出佔居民消費支出比重從1952年的31.1％上昇到2008年的74.4％”（〈馬建堂﹕居民消費佔GDP支出比重下降趨勢明顯〉﹐網易財經2009年7月4日﹐http://money.163.com/09/0704/09/5DCB5CII00253GAD.html）。
[83]〈社科院﹕城鄉差別4~6倍〉﹐香港《信報》2009年6月16日﹐第13頁。
[84] 吳小渝﹑吳海東﹕《中國城市化與西部小城鎮發展》﹐第37頁﹔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85] 白重恩﹑錢震傑﹕〈我國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26日。
[86]“中國老百姓儲蓄率比較高﹐我個人認為還是對未來個人生活的態度持謹慎態度。比如養老防大病等等。”（〈馬建堂﹕居民消費佔GDP支出比重下降趨勢明顯〉﹐網易財經2009年7月4日﹐http://money.163.com/09/0704/09/5DCB5CII00253GAD.html）另有說法﹐“就中央財政而言﹐2008年的中央對社會保障的支出佔中央財政支出比重為7.04％﹐2009年該比例卻未昇反降﹐僅為6.68％﹔就全國財政來看﹐2008年的全國社會保障支出佔全國財政支出比重為10.16％。2009年略有增長﹐僅提高到10.27％”（藍方﹕〈高水平社保尚遠〉﹐《財經》2009年3月30日﹐第96~97頁）。
[87]〈馬建堂﹕居民消費佔GDP支出比重下降趨勢明顯〉﹐網易財經2009年7月4日。
[88]〈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1.4萬億〉﹐香港《信報》2009年5月22日﹐第29頁。
[89]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報告稱﹐“中國必須合理解決老齡化問題﹐否則﹐該問題將威脅到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中國老齡化威脅社會穩定〉﹐香港《信報》2009年4月23日﹐第13頁）﹔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90] 白重恩﹑錢震傑﹕〈我國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26日。
[91]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四萬億投資構成及中央投資項目最新發展情況〉﹐2009年5月21日。
[92] 例如﹐“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研究資料顯示﹐發達地區縣市土地出讓金佔到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成為名副其實的‘土地財政’。”（林家彬﹕〈我國土地制度的特徵及其對住宅市場的影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7年8月15日﹐http://edu.drcnet.com.cn/DRCNet.Channel.Web/expert/showdoc.asp?doc_id=199165）。“總括2009年賣地成績﹐北京市全年總成交金額達923億元人民幣﹐佔該市預期財政收入近半。”（〈北京誕新“地王”﹐樓面地價1.7萬元〉﹐香港《信報》2009年12月31日﹐第10頁）
[93] 2009年審計署的跟蹤審計發現﹐“在中央擴大內需項目中﹐有90.07億元地方政府配套資金尚未落實到位﹐佔應配套資金總額的45.58％”（〈審計署﹕四萬億項目近半地方配套資金未到位〉﹐2009年12月30日﹐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0912/30/t20091230_20715542.shtml）。
[94]“不過﹐最近的數據顯示﹐人均GDP與城市化之間存在離散﹐在亞太和阿拉伯地區﹐人均GDP與城市化之間有較為確切的關係﹐而北美﹑拉美﹑東歐等地區兩者間的關係並不確切。……但是﹐有一點卻是在兩百多年來世界城市化進程中被一再證明的﹐即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動力﹐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伴隨較高的城市化水平”（張敦富主編﹕《城市經濟學原理》第60~61頁）。
[95]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96]“這是因為﹐自2001年起﹐中國國家統計局就把每年在城市生活六個月以上的農民工納入城市人口統計﹐使得中國的城市化率大幅提高”（常曉紅﹕〈賦權勝“多予”〉﹐《財經》2009年2月2日﹐第103~104頁）。
[97]“如美國在1870年時工業化率為16％﹐其城市化水平為26％﹐到1940年﹐其工業化水平為30.3％﹐而城市化水平已達56％”（吳小渝﹑吳海東﹕《中國城市化與西部小城鎮發展》第32頁）。
[98]“城市化將形成對工業產品和勞務市場的有效需求。……城市化將促進第三產業市場快速擴張。……城市化將促進製造業產品市場結構的昇級”（張敦富主編﹕《城市經濟學原理》第111~112頁）。
[99] 吳小渝﹑吳海東﹕《中國城市化與西部小城鎮發展》﹐第32頁。
[100]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統計局﹕〈2007年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網站2008年5月21日（http://www.molss.gov.cn/gb/zwxx/2008-06/05/content_240415.htm）。
[101] 城鎮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鎮範圍內的全部常住人口﹐鄉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
[102] 2007年﹐全國非農業戶籍人口4.31億﹐農業戶籍人口8.77億（衛生部﹕〈人口數及構成〉﹐《2009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nj/200908/42635.htm）。
[103] 根據2008年2月公佈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2006年﹐農村戶籍勞動力中離開本鄉鎮外出從業的有1.32億人﹐佔4.79億農村從業人員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一（樊平﹕〈2008年中國農民發展報告〉﹐中國網2009年1月13日﹐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9zgshxs/content_17101490.htm）。
[104] 國家統計局﹕〈2008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542萬人〉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0471）。
[105] 外來常住人口佔總常住人口的比重則達到27.38％（上海市統計網﹐http://www.stats-sh.gov.cn/2004shtj/tjnj/tjnj2009.htm#）。
[106] 王戰﹑周振華主編﹕《城市轉型與科學發展 — 2006/2007年上海發展報告》第246~247頁。
[107] 胡蘇雲﹑何瑋娜﹕〈上海外來務工人員的公共服務問題〉﹐盧漢龍主編﹕《上海社會發展報告（2008）》第66頁。
[108]“從事建築業的外來建築民工80萬﹐人數排在各行業之首。外來建築民工佔全市外來民工總人數的20％﹐為上海建築行業總人數的80％（市建設交通系統初步統計上海建築工人隊伍為百萬大軍）”（道良德﹑張良﹕〈建築民工的現狀﹑問題及對策思路 — 上海外來建築民工群體調查〉﹐王榮華主編﹕《2008年上海社會報告書》第364﹑372頁）。
[109] 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上海郊區外來常住人口為341萬﹐約佔全市外來常住人口的78％﹔郊區外來常住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在規模上已經上昇到44比100的高對比關係（王桂新等﹕〈加強對郊區外來人口的服務與管理研究〉﹐袁以星主編﹕《上海“三農”決策咨詢研究》第38﹑47﹑49頁）。
[110]“現在很多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名詞﹐即‘新生代農民工’﹐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上選擇不返鄉﹑不種地的生活方式﹐也正是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將產生重要影響”（陳錫文﹕〈當前農村改革發展的形勢和總體思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111]〈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已達一億﹐變為市民意願強烈〉﹐《經濟參考報》2010年2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c/2010-02-12/023519678873.shtml）
[112]“安徽省阜陽市市長孫雲飛提出了‘無地農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說﹐‘無地農民工’的存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部分無地農民是計劃外超生人口﹐他們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未能分到集體土地﹐還有一部分是農村土地30年不動政策實施後的新生兒。‘無地農民’長大成人外出務工﹐就成了‘無地農民工’。‘無地農民工’的年齡層次基本都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範圍。……據阜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汝天彬粗略估計﹐阜陽市228萬外出農民工中有‘無地農民工’60萬人﹐……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分析﹐‘無地農民工’群體分化為三類﹕第一類能在城市定居並成為市民﹐有著醫療﹑養老等保險。在當前戶籍﹑社保﹑教育等現有制度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能在城市擁有穩定工作﹑收入和固定住所並定居城市的﹐只有極少數人能成為第一類﹔第二類人在城市工作多年﹐隨著青春消逝﹐其就業選擇範圍越來越窄﹐甚至面臨失業﹐但由於長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不願回農村﹐仍選擇留在城市﹐成為城市中的赤貧者﹔第三類將返回農村﹐耕種父母或親屬的土地﹐或者租種他人土地﹐以此為生。後兩類人將可能是‘無地農民工’群體的主要去向。”（程士華﹑郭奔勝﹑王恒志﹕〈無地民工成城市新群體﹐面臨困境或成不穩定因素〉﹐《經濟參考報》2009年10月19日﹐http://www.china.com.cn/news/local/2009-10/19/content_18725494.htm）
[113] 程士華﹑郭奔勝﹑王恒志﹕〈無地民工成城市新群體﹐面臨困境或成不穩定因素〉﹐《經濟參考報》2009年10月19日。
[114]“二億多農民離開他的村莊外出就業﹐其中1.4億離開村所在的鄉鎮前往城市。……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的變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城鎮不能沒有一點變化。……因此﹐我們要加快制度改革﹐包括戶籍的改革。戶籍改革的困難就在於如何解決戶籍制度之上的福利政策﹑社會保障問題”（陳錫文﹕〈當前農村改革發展的形勢和總體思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115] 柯堤整理﹕〈出口導向一鼓再衰﹐內需拓展由表及裡〉﹐《調查研究通訊》No. 2009~8。
[116]“圍繞著這個人口群體潛在需求的釋放﹐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拉動和加工貿易出口部門的轉型便可以落到實處﹐同時也就基本消除了主要產能過剩的隱患。伴隨著去擬化過程的擴展和深化﹐三農問題也將迎刃而解。”（柯堤整理﹕〈出口導向一鼓再衰﹐內需拓展由表及裡〉﹐《調查研究通訊》No. 2009~8）
[117] 吳小渝﹑吳海東﹕《中國城市化與西部小城鎮發展》﹐第36頁。
[118]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2009年兩會期間答記者問﹐“大約現在農村還有一億多富餘勞動力﹐每年需要大約轉移800~900萬”（〈尹蔚民﹕全國40％企業減崗﹐失去三百萬工作崗位〉﹐網易新聞2009年3月10日﹐http://news.163.com/09/0310/10/541MT25N000136K8.html）。
[119]“這些年國家關注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的力度不斷加大﹐如增加農業補貼﹐取消農業稅﹐將農民納入醫保﹑養老體系等﹐都讓農民感受到了切切實實的好處。但問題依然存在。據李昌平等學者的調查﹐如果除去打工等額外收入﹐中國農民從農業上的收入是減少的。”（〈專家稱中國農業政策落後﹐農民增收困局20年未變〉﹐新浪網2009年11月9日﹐http://news.sina.com.cn/c/2009-11-09/101219006822.shtml）
[120]“對於農民增收的手段﹐陳錫文認為根本出路還是在於轉移農村人口﹐使農民人均土地增加﹐‘否則以當前中國農民人均一畝三分八的地﹐種金子也富不了’”（李靜睿﹕〈十八億畝耕地紅線未突破〉﹐《新京報》2010年3月7日﹐第A06頁）。
[121]〈人民網2009“十大最強音”〉﹐人民網2010年1月3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10693906.html）。
[122] 以深圳為例﹐“根據國務院批復的〈深圳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大綱（2006~2020年）〉﹐2020年建設用地規模不能突破976平方公里。也就是說﹐今後11年內﹐深圳建設用地面積僅可淨增59平方公里﹐年均僅四平方公里。嚴峻﹗就是深圳土地資源緊缺的形勢。”（〈深圳新增建設用地潛力僅142平方公里〉﹐《深圳晚報》2009年12月17日﹐http://city.finance.sina.com.cn/city/2009-12-17/118787.html）“城市發展面臨土地承載力不足在全國是一個普遍現象。……根據國土資源部的一項調查﹐佛山市原土地利用規劃確定到2010年的用地規模﹐早在兩年前就已經被突破。……由於城市發展越來越受制於土地瓶頸﹐各地不得不在政策的邊緣遊走﹐不斷探索和突破﹕蕪湖市2009年實際用地已經超過全年指標一倍以上﹐達到1.3萬多畝﹐多出來的六千多畝土地使用指標都是通過大項目圈外用地﹑平移農村建設用地指標等方式來解決的﹔2008年以來﹐北京市朝陽區也加大土地儲備力度﹐啟動了一系列徵地拆遷項目﹐目標是儲備26平方公里建設用地﹔深圳﹑東莞﹑佛山等城市開始‘舊城鎮﹑舊廠房﹑舊村居’的‘三舊’改造﹐也是希望借此騰出更多的城市建設用地”（侯大偉﹑楊玉華﹕〈建設用地在城鄉兩頭擴張﹐過度開發挑戰承載極限〉﹐《經濟參考報》2010年1月11日﹐http://big5.ce.cn/cysc/fdc/fc/201001/11/t20100111_20011079.shtml）。
[123]“200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穩定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賦予農民包括離鄉農民工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有關專家認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從長期不變到長久不變﹐一字之差﹐卻具有重大的實質性意義﹐將成為農村土地流轉的新起點”（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王曉明﹑王春雨﹑曹國廠﹕〈新時期我國土地流轉存在的隱患及對策分析〉﹐上海農業網2009年3月23日﹐http://www.shac.gov.cn/zxzx/xwkd/gnxw/200903/t20090323_1226935.htm）。
[124] 韓俊提出要關注的幾個數據﹐“1990年代以來﹐由於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大量農用土地轉為非農用地﹐全國每年至少有三百萬農民成為失地農民。……現在累計的失地農民可能已達4~5千萬﹐已成為很龐大的社會群體﹐其中完全失去土地﹑沒有工作的農民至少在一千萬人以上﹐佔失地農民的20％。……有關調查顯示﹐46％的失地農民失地後生活水平下降”（趙蓓蓓﹕〈如何解決失地農民問題﹖— 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人民日報》2005年12月5日﹐第16頁）。
[125] 王曉明﹑王春雨﹑曹國廠﹕〈新時期我國土地流轉存在的隱患及對策分析〉﹐上海農業網2009年3月23日。
[126] 張路雄﹕〈中國耕地制度存在的問題及不可迴避的政策選擇〉﹐《香港傳真》No. 2009~2。“若土地私有化﹐即使開始是平等的﹐那麼僅僅隨著各家各戶人口的變化﹐人均擁有的土地也會產生變化﹐導致新的不平等的出現。至於力量薄弱的小農經濟﹐在市場與資本的壓力下不可避免的分化就更不用說了。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不僅應該是長期﹑穩定的﹐更應該是平等的﹐這些比其完全的所有權更符合農民的利益”（賀雪峰﹕〈土地平等使用權+民主合作自治 — 農村發展的方向〉﹐《綠葉》2009年第8期﹐第116~119頁）。
[127]〈人民網2009“十大最強音”〉﹐人民網2010年1月3日。
[128] 值得一提﹐農民宅基地換房的“上樓致窮”現象﹕“宅基地換房或者舊村改造﹐讓農民上樓居住﹐某種程度上給農民的生活帶來了太多的不便﹐尤其是那些沒有穩定工作的農民﹐還要繼續從事農業工作的農民更為嚴重。……原來在宅基地居住時的隱性成本就成顯性成本﹐比如物業費﹑水費﹑電費等都會大增﹐原來的院子可以養豬﹑雞﹐現在都不能養了﹐原來的房子可以多建幾間出租﹐現在也都不行了﹐這樣的剛性成本增加是農民‘上樓致窮’的主要原因”（鄭風田﹕〈農地入市的是與非〉﹐人民網三農論壇2009年11月29日﹐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0&treeView=1&view=2&id=96131031）。
[129] 又如﹐李昌平指出﹐“菲律賓曾經是‘亞洲典範’﹐跟我們今天的情況是一樣的﹐大資本下鄉﹐逼著農民破產﹐農民就進城打工。當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大量農民工失業﹐可是農民工再也回不去了﹐在城市裡要工作﹑要民主﹑要革命。菲律賓1960年代的軍事政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專家稱中國農業政策落後﹐農民增收困局20年未變〉﹐中廣網2009年11月9日）。
[130]〈戶籍改革﹐農民進城擴內需〉﹐香港《信報》2009年12月8日﹐第1頁。
[131] 劉茜﹕〈農民工“不願”入城﹖〉《南方日報》2010年1月28日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01/28/content_6816349.htm）。
[132]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6和2009。
[133] 至於石油等戰略性行業的國家安全﹑政治意義﹐詳見梁曉﹕〈石油﹐不全是經濟〉﹐《世界是平的嗎﹖》
[134]“事後有關人等指出此為‘未經授權的交易’。眾所周知﹐如果這宗買賣替公司帶來利潤﹐‘流氓’便是‘英雄’﹐而交易有否獲批准亦無關宏旨﹗”（林行止﹕〈油價不易測﹐生化能源吃香〉﹐香港《信報》2009年7月6日﹐第8頁）
[135] 國泰航空上一次出現虧損是在1998年﹐趕上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虧5.4億港元（〈需求放緩拖累﹐燃油對沖損手﹐國泰勁蝕85.5億歷年最差〉﹐香港《信報》2009年3月12日﹐第1頁）。
[136]“海地人民甚至以黃土加鹽和菜油搓成泥粉焗成泥餅﹐一百塊普通餅乾大小的泥餅售價由一年前的3.5美元上昇至4月上旬的五美元﹐漲價的原因是從山區運泥的費用因能源價格急昇而上漲。……4月23日德國《明鏡週刊》在報道該國一個農作物投資俱樂部的資產從1.5萬歐元變成1500萬歐元時以‘致命的貪婪’（Deadly Greed）為欄目”（林行止﹕〈糧食危機中對富人和中國的期待〉﹐香港《信報》2008年4月28日﹐第10頁）。
[137]〈糧食短暫失衡﹐毋須誇大危機〉﹐香港《信報》2008年4月15日﹐第2頁。
[138] 鐵礦石三大供應商要價強硬﹐歐佩克調節供給控制油價﹐國際炒家大鱷投機操縱油價﹐醞釀中的天然氣卡特爾……就連全球暖化﹐也能創新﹑繼而發展壯大出“碳排放權”期貨交易。
[139] 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47~252頁。
[140]“據中國第二次煤田預測﹐太行山~雪峰山一線以西11個省區共有煤炭資源4.5萬億噸﹐佔全國煤炭總資源量的89％﹐其中新疆預測資源為2.08萬億噸﹐佔全國的32％”（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53~259頁）。
[141]“鉻﹑鈦﹑鎳﹑汞﹑鉑族﹑鉀鹽﹑石棉的探明儲量佔全國的90％以上﹐鉛﹑鋅﹑釩﹑錳﹑錫﹑銻﹑重晶石佔全國的60~80％﹐銅﹑鈷﹑鎢﹑磷﹑硫鐵礦佔全國的比重超過或接近50％﹐鋁﹑鐵﹑銀﹑金﹑硼﹑天然鹼在全國也有重要位置。僅西北地區探明的130種礦藏中﹐鉬﹑鋰﹑鉀﹑鎳等40多種礦產居全國首位”（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60~265頁）。
[142]“譬如﹐著名的西氣東輸工程﹐規劃七年建成﹐估算直接使用鋼材207萬噸﹐消耗焊條5100噸﹐挖填土石方三千萬立方米以上﹐同時需要大量水泥﹑木材﹑氣泵﹑儀器儀錶和自動化設備。除了555億元主幹管道投資外﹐西部氣田和沿途城市內部管網的投資額上千億元。工程所需的施工機械﹑糧草供應以及產生的關聯效益尚未計算在內。水泥﹑木材﹑鋼材﹑建築材料不可能都從沿海運過來。這一個工程就可以大大激活管道沿途省區鋼鐵﹑水泥﹑土建安裝﹑機械﹑電子等產業的發展潛能。”（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67~270頁）
[143]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417頁。
[144]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第二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145] 不像指望著外來訂單的“三來一補”出口加工業﹐隨著訂單多寡﹑開工量的多少﹐工人今天來﹑明天走。
[146]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42﹑429~430頁。“這還是在高度限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條件下實現的”（李旭梅﹕〈西部大開發之“大”— 讀《西部大開發方略》〉﹐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之二》第87頁）。
[147]“許多大量排污的鄉村企業﹐是靠損壞環境﹑破壞資源維持生存的。……從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源破壞的嚴重程度看﹐我國已經不可能再繼續承受進一步的破壞”（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40﹑242﹑58~61頁）。
[148]“同樣是花錢治理﹐同樣是幾通一平﹐沒有城市化﹐既解決不了農民繼續摟草砍柴﹑挖甘草﹑挖髮菜﹐也解決不了一斤蘋果五分錢﹐從而無法終止30多年來生態治理與生態破壞之間的競賽。……借西部大開發的東風﹐換一個思路﹐把幾通幾平從荒山禿嶺挪到城市邊上去幹﹐生態環境惡化和工農產品需求不足的難題﹐邏輯上就一舉解決了”（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165~168頁）。
[149]“譬如﹐青海湖環湖地區和長江﹑黃河源頭地區﹐沒有工業開發﹐沒有農墾兵團﹐只有很少數牧民﹐荒漠化土地面積每年擴大二百萬畝。黃河源頭瑪多縣﹐全縣人口才10717人﹐70％的草場退化﹐生態系統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幹部職工近一半時間發不出工資”（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421頁）。
[150] 參閱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10~230頁。
[151]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53頁。關於大時空調水戰略﹐推薦參閱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楊雙﹕《再造中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之一》﹔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之二》。
[152]“至於死守財富和亂散錢財﹐當然是一般社會人群中常有的兩種典型”（南懷瑾﹕《原本大學微言》第444﹑446頁）。
[153] 例如﹐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根據“公費醫療神木模式”算大賬﹐“全國只要花6％財政收入就可解決看病問題……神木一年下來﹐每人免費的公費醫療花銷是330元﹐全國都按照神木的標準實行免費公費醫療的話﹐4300億就可以實現了 — 而在每年七萬億的財政收入下﹐這只能說明‘有了錢不會花’”（〈民政部肯定公費醫療神木模式﹐人年均花費330元〉﹐《揚子晚報》2010年2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05/content_12935510.htm）。
中信泰富經濟研究部 梁曉﹑趙欣[1]
30年改革開放﹐已經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1999年﹐胡潤首次推出中國內地富豪排行榜﹐個人財富達到六百萬美元就可以上榜﹐當時只有50人上榜。而在2007年的一個富豪榜上﹐上榜門檻為一億美元﹐卻有五百人上榜。然而﹐更引人注目的是億萬富豪人數大幅增加”。[2] 胡潤說﹐“2004年以來﹐個人財富達到十億（人民幣）以上的人數大幅增加﹐當年資產達到十億元的鉅富我們只找到了一百個﹐而今年僅我們找到﹑在榜的就有一千人。”[3] 2008年﹐中國成為“全球第四大富人集中地”﹐百萬美元富翁人數超越英國﹐僅次於美國﹑日本和德國。[4] 2008年﹐有百萬美元金融資產的家庭﹐“佔家庭總數不到0.1％﹐但擁有45.8％的總財富﹐而且這種財富集中的趨勢未來幾年仍有望隨著經濟復甦而持續”。[5] 另一項統計﹐中國2008年擁有可投資資產逾千萬元人民幣的富翁約30萬人﹐共持有8.8萬億元人民幣的該類資產﹐“這相當於中國2008年全年GDP 30萬億元的29％”。[6]“中國富豪群體的另一個世界之最是他們的年齡。根據渣打銀行的測算﹐中國一百萬美元資產以上富豪的平均年齡是34歲﹐遠低於45歲的世界平均水平”。[7]
與此同時﹐八億農民2009年“人均年純收入首次突破五千元大關﹐實際增幅6％以上”﹐[8] 折算下來﹐月均417元。對比鮮明。而且﹐收入差距還在不斷拉大。“突出表現在收入份額差距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東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過大﹑高低收入群體差距懸殊等方面”。[9] 中科院在五省40個縣做社會問卷調查﹐“老百姓都認定排在頭兩位的社會問題是腐敗和貧富差距﹐只是到了第三位各個省才有變化﹐如環保﹑住房等”。[10]
表~1﹕不同國家收入或消費分配的比較
國家 調查年份 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收入之比 最低收入20％人口的
收入份額（％） 最高收入20％人口的
收入份額（％） 基尼係數
中國 2005 8.39 5.7 47.8 41.5
美國 2000 8.48 5.4 45.8 40.8
英國 1999 7.21 6.1 44.0 36.0
日本 1993 3.37 10.6 35.7 24.9
德國 2000 4.34 8.5 36.9 28.3
法國 1995 5.58 7.2 40.2 32.7
印度* 2004~2005 5.59 8.1 45.3 36.8
俄羅斯* 2005 6.89 6.4 44.1 37.5
印度尼西亞* 2005 6.66 7.1 47.3 39.4
馬來西亞 2004 6.94 6.4 44.4 37.9
巴西 2007 19.57 3.0 58.7 55.0
註﹕表中除俄羅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亞是比較消費數據外﹐其餘國家均為收入數據。最高與最低兩個組別的收入（消費）之比﹐由收入份額計算而得。
資料來源﹕世界銀行﹕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第72~74頁﹔本表只節選了部分國家（地區）情況。
根據世界銀行2009年公佈數據﹐2005年中國收入最低的20％人口僅拿到總收入的5.7％﹐收入最高的20％人口這一比例達到47.8％。再計算最高與最低兩個組別的收入之比﹕中國是8.39倍﹐盛產百萬富翁的美國是8.48倍﹐略高於中國﹔其餘幾大經濟體﹐英國是7.21倍﹐法國是5.58倍﹐德國是4.34倍﹐發達國家中最低的日本只有3.37倍（見表~1）。[11] 根據2006年底世界銀行發佈的《貧困評估》報告初步結論﹐按照世行每天消費一美元（按國際可比價格計算）的標準衡量﹐中國的貧困率從2001年佔總人口16％降至2004年的10％﹔然而﹐2001~2003年期間中國的住戶調查結果顯示﹐處於收入分配中最低的10％住戶的平均實際收入降低了2.4％。[12]
鉅大的收入差距﹐帶來鉅大的消費差距。[13]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統計數據﹐2001年佔中國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佔總消費的份額只有4.7％﹐而佔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其份額高達50％。[14] 同為發展中國家﹑同樣人口眾多﹑以貧民窟“聞名於世”的印度﹐2004~2005年﹐最貧困20％人口的消費份額也有8.1％（表~1）。
指望那幾十萬名百萬富翁﹑或是20％的最富裕人口﹐啟動什麼樣的“內需”﹖“截至2009年1月底﹐中國奢侈品消費以總額86億美元﹑全球佔有率25％的份額﹐首次超過美國﹐穩居亞軍寶座﹐屈居日本之後。……中國富豪年平均消費二百萬元。其中﹐名車﹑名錶等奢侈品是最大花銷項目。”[15]“2009年前七個月戴姆勒（奔馳）集團全球銷量同比下降近18％﹐而在華銷量同比增長49％﹔寶馬集團全球銷量同比下降19％﹐而在華銷量同比增長26％﹔奧迪全球銷量同比下降8％﹐在華銷量卻增長15％。”[16] 2009年全球奢侈品市場預料萎縮8％﹐“其中歐洲的奢侈品消費開支下降8％﹑北美下降16％﹑日本亦下跌14％至286億美元。不過﹐各大奢侈品品牌在中國的銷售額有望達到96億美元﹐較2008年增長12％。”[17] — 中國富豪的消費﹐也許會給各大奢侈品牌出口國的經濟以強有力支持﹐不見得能解救使用廉價勞動力﹑低成本大批量生產的中國製造業。
貧富分化﹐腐敗蔓延﹐信仰危機﹐道德敗壞﹐繼續改革開放的重點是﹐繼續讓一部分人更富起來﹐還是執政為民﹐讓大多數普通百姓共同富裕﹖
在這裡﹐貧富分化甚至不是一個道德概念﹐而是站在該如何繼續走好經濟發展的道路這一立場上﹐需要進行的理性思考。首先和主要的﹐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如何實踐的問題。一﹑保住GDP﹐就能解決就業﹖
（一）我國就業問題現狀
隨著歐美衣食父母的“消費狂歡”落幕﹐[18] 我國“兩頭在外﹐大進大出”帶動經濟高速增長難以為繼﹐就業形勢也日趨嚴峻﹕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2008年第三季度以來﹐我國出現了近年從未有過的企業用工需求下滑情況﹐全國企業用工需求下降了5.5％。特別是長三角﹑珠三角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陷入困頓﹐造成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就業困難﹐一些勞務輸出大省出現大批農民工返鄉。
國家統計局調查推算﹐目前已有近一千萬農民工失去就業崗位。而滯留城市的農民工由於生活無著﹐將會給城市社會管理增加新的難度﹔農村富餘勞動力失去務工機會﹐將會給農民增收﹑農村穩定帶來新的問題。
同時﹐2009年﹐全國城鎮新增勞動力規模將進一步擴大﹐其中僅高校畢業生就有610萬﹐達到近年來的最高值﹔城鎮現有登記失業人員800多萬﹐預計還將增多。[19]
以上是2009年初的估計。到2009年三季度﹐隨著全球經濟“回穩”﹑中國出口“止跌”﹐部分沿海地區又開始鬧“民工荒”了。是否意味著困境就此過去﹐又可以放心沿著以往的道路大踏步前進了﹖且不說“這時的招工主要是‘補員’﹐而不是新增用工”﹐[20]〈“民工荒”不過是“廉價勞動力荒”〉﹐[21]“對於‘民工荒’問題需要更新觀念”﹔[22] 只要擡頭看看美國個人儲蓄率在金融海嘯後的迅速提昇﹐[23] 想想為何股市不斷回昇之際﹑美國政府2009年末還要“無限量支持兩房穩樓市”﹐[24] 仔細掂量掂量歐美經濟“無就業復甦”的本質。[25] 中國第二產業兩億就業人口﹑尤其是加工製造行業六七千萬就業人口的飯碗﹐還要隨著國際市場訂單﹑尤其是歐美消費的起伏不定﹐繼續“望天打卦”﹖
（二）振興經濟與就業出路
圖~1﹕四萬億投資投向構成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四萬億投資構成及中央投資項目最新發展情況〉﹐2009年5月21日（http://www.ndrc.gov.cn/xwzx/xwtt/t20090521_280383.htm）。
歐美衣食父母靠不住﹐還得自力更生﹐啟動內需。問題是﹐啟動什麼樣的內需﹖“四萬億人民幣的振興經濟方案中﹐基礎設施支出佔72％。……激增的投資額佔中國2009年上半年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88％﹐是過去十年平均值的二倍”。[26]“2009年以來激增的天量銀行貸款（扣除票據）中﹐有大半投向了基礎設施行業﹐而地方政府的平臺公司正是融資的主體。”[27]
其中的重頭戲是鐵路建設。〈二萬億盛宴開席﹕鐵路訂單接不完〉﹕從2008年10月初至11月中﹐“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全國開工建設的鐵路工程高達11條。鐵道部發展計劃司司長楊忠民日前明確表示﹐今後兩個月﹐34個準備充分的項目有可能被批復﹐規模達到3800億元。明年計劃完成的投資達到六千億元。此外﹐明年還準備新開工項目約70個﹐投資規模約一萬億元。”[28]“按照《中長期鐵路網規劃》﹐到2010年﹐中國政府批准新建鐵路四萬公里以上﹐總投資達到四萬億元。”[29] 2009年1~6月﹐全國鐵路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319.63億元﹐其中基本建設投資2014.56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55.1％。[30]“鐵道部副部長王志國表示﹐到2012年﹐我國將有1.3萬公里客運專線及城際鐵路投入運營。……‘至2009年年底﹐我國鐵路營業里程將達到8.6萬公里﹐超過俄羅斯僅次於美國﹐位居世界第二。……2008~2012年是我國鐵路路網建設規模前所未有的一個階段﹐同時也是收穫的階段﹐平均每年投資資金將在七千億元以上﹐有五千公里以上新線投入運營。’王志國透露﹐到2012年﹐我國鐵路營業總里程將從現在的八萬公里提昇至11萬公里以上﹐鐵路主要通道實現客貨分線運輸”。[31]
公路建設在這一輪基礎建設投資中只佔次要地位﹐但發展勢頭不遑多讓。2009年上半年﹐“公路建設完成投資3627億元﹐同比增長49.0％﹐其中高速公路建設完成投資1959億元﹐增長55.1％。……全國新開工高速公路建設項目111個﹑建設里程1.2萬公里﹑計劃總投資約七千億元﹐同比分別增長3.6倍﹑5.9倍和六倍。”[32]“中國高速公路的建設正由於各省級單位的亢奮突進處於一種失控危險中﹐……1998~2007年﹐我國高速公路年均通車里程超過4900公里﹐年平均投資在1700億元左右。而到2008年﹐高速公路建設‘快馬加鞭’﹐總里程被調整為十萬公里﹐當年就建設6433公里﹐總投資六千億。……世界高速公路里程最多的國家美國﹐也只有八萬公里左右。而到2009年6月﹐中國已建成的高速公路就已經達到7.5萬公里左右。”[33]
毫無疑問﹐修橋鋪路能拉動GDP增長﹐也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解決就業問題。“每修一公里鐵路就需要勞動力六百人左右。2009年﹐新增建設里程將達到一萬公里”[34]﹐粗略估算﹐當年可以帶來六百萬就業。“高速公路每億元投入﹐可創造3900個就業崗位”。[35] 但是﹐這些一次性的﹑處於“亢奮突進”狀態的大型基建項目﹐吸納勞動力的作用﹐與二﹑三十年來持續增長的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不可同日而語。以佔我國全部貨物進出口總額七分之一紡織服裝業為例﹐“紡織產業的職工在二千萬以上﹐約八成是農民工”。[36]
另外﹐“目前我們的中小企業提供的城鎮就業崗位已經佔到75％以上﹐這個比例是很高的。”[37] 但這個“就業的主陣地”﹐尚未出現明顯復甦的跡象。[38] 2008年“下半年﹐實施一系列保增長﹑擴內需的政策措施後﹐一方面﹐在總體資金面寬鬆的情況下﹐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卻還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融資難問題。另一方面﹐以國家投資為主的一些項目由於種種原因﹐民營資本依然難以進入。”[39] 例如﹐“來自民間資本強省浙江的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前五個月﹐全省的政府主導基礎設施投資完成866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1.8％﹐而民間投資只有個位數增長﹐為8.2％。”[40] 2009年上半年的銀行信貸激增﹐也未能惠及中小企業。直到2009年三季度﹐人民銀行“認真做好中小企業﹑‘三農’﹑就業﹑助學﹑災後重建等改善民生類信貸支持工作”﹐中小企業人民幣貸款增長較快﹔但是﹐盤點2009年前三個季度的中長期貸款﹐投向基礎設施行業和房地產的仍分別佔了50.5％和11.4％。[41] 缺乏中長期資金支持的中小企業﹐前景未明﹐[42] 如何擴大就業規模﹖二﹑以消費來啟動內需﹖
以生產法計算國內生產總值﹕GDP=消費（C）+國內私人總投資（I）+政府的消費開支和總投資（G）+商品和勞務淨出口（X）。[43] 其中﹐淨出口X是外需﹔所謂“擴大內需”﹐指的是增加公式中的前三項﹕消費C﹑私人投資I和政府支出G。
從2008年下半年開始﹐中國擴大內需﹑刺激經濟的重擔大部分都壓在了增加政府支出上。[44] 無可否認﹐確實在短期內迅速將GDP增長率拉到了預定水平。但從長遠來看﹐政府能這樣投多少個四萬億﹖更別說增加政府支出有可能給私人投資帶來的“擠出效應”了。[45]
因此﹐想要保證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從提高居民的整體消費水平入手﹐擴大內需。
（一）拉動經濟﹐繞不開“消費不足”的難題
圖~2﹕中國居民消費與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1978~2008年
資料來源﹕〈支出法國內生產總值結構〉﹐國家統計局（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1980年以來﹐中國的居民消費率基本呈下降趨勢﹐居民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從超過50％﹐拾級而下﹐降到2008年的35％左右（圖~2）。
居民消費支出下降﹐與收入佔GDP比重的持續下降互相呼應。從圖~3可見﹐1990年代﹐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還基本保持在50％以上﹐到2007年已經下降到39.7％。“而英國﹑美國和巴西等國近十年的平均勞動者報酬佔比分別約為60％﹑68％和50％。顯然﹐我國勞動者報酬佔比遠低於英﹑美等發達國家﹐而且由於近十年來降幅頗大﹐這一比重也低於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46]
圖~3﹕勞動者報酬與企業盈餘佔GDP比重﹐1990~2007年
註﹕2004年無數據。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地區生產總值收入法構成項目〉﹐《中國統計年鑑》1991~2008年。
勞動者報酬長期下降﹐居民消費支出長期下降﹐如何刺激消費﹖應對“百年一遇”金融海嘯﹐世界各國家地區趕緊出臺了派發消費券﹑退稅等政策措施。這類“打強心針”的短期措施﹐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刺激消費﹖能否簡單地將當前收入和消費掛鉤﹐認為只要是收入增加﹐甭管是什麼類型的收入﹐都理所當然帶來相應的消費﹖
弗里德曼的研究表明﹐只有永久性收入增長﹐才能使消費者增加消費﹕“如果消費者知道自己某一年的收入只是非常規地提高﹑在往後的年份又會回落的話﹐他將傾向於按‘正常’的收入﹑而不是按當前的高收入來進行消費。另一方面﹐如果把儲蓄定義為當前收入與當前支出的差額﹐那麼儲蓄將隨著當前收入的增長而增加”。根據這一理論分析﹐弗里德曼傾向於使用“永久性收入”和“永久性消費”的概念。[47]
這個強調永久性收入的理論﹐似乎更符合經濟現實。“2001年美國政府退稅1770億美元﹐事後發現只有17％用於消費。”[48]“美國經濟研究局就2008年首輪退稅措施效果分析﹐發現八成的退稅留作儲蓄﹑減債之用﹐只有兩成用作消費。”[49] 又如﹐雖然恆生指數2009年全年上漲52％﹐“香港經濟亦有明顯反彈”﹐但是“失業憂慮加深”﹐2010年初仍有近七成的受訪香港人打算增加儲蓄。[50]
即使是直接對消費進行補貼﹐效果也不見得理想。例如﹐“家電下鄉訊息管理系統顯示”﹐2009年1~11月﹐“相關產品累計銷售金額為540億元﹐較財政部年初預測的約1500億元目標有很大出入”。[51] 就算補貼管住了眼前﹐想讓老百姓繼續提前消費﹐今後更難﹗— 法國汽車銷售市場因為政府2008年底推出購買新車補貼計劃而“強勁反彈”﹐隨著新車補貼政策逐步收縮﹑發放門檻提高﹐“或許不能延續2009年的暢旺走勢﹐多家法國媒體甚至預測﹐2010年法國汽車市場將萎縮8％”。[52]
由此可見﹐要想長治久安地增加消費﹐還得從提高永久性收入以及降低儲蓄率著手。
（二）新“三座大山”與收入兩極分化
都說中國人愛儲蓄﹐未雨綢繆﹐以備不時之需﹐固然是美德。然而﹐“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老調已經許久未有人掛在嘴邊了﹐為什麼老百姓還是節儉得有錢也不想消費﹖或是不敢消費﹖除了讓大多數人的固定收入﹑永久性收入增加﹐還要扳倒支出上的“三座大山”﹐才能真正讓人們把“可支配收入”更多地用於日常消費。
1﹑日益沉重的教育開支
“有調查顯示﹐近年城鄉居民教育費用持續攀昇﹐子女教育費用﹐在居民總消費中已排在首位﹐超過養老﹑醫療﹑住房﹐嚴重影響了城鄉居民家庭消費傾向。”[53] 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高昂的教育費用已成為有適齡子女居民家庭中一項沉重的負擔﹐有七成的家長覺得難以承受。……子女平均每月消費的金額佔整個家庭收入的比重最多佔四分之一以上”。[54]“2004年對45個縣教育經費的審計﹐涉及教育亂收費4.5億元﹐縣均一千萬元。”[55]“2006~2007年﹐一些教育部門和學校違規收取擇校﹑補課﹑贊助等費用5.02億元”。[56] 張路雄分析﹐“1992年以後﹐隨著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加快﹐市場經濟對教育界衝擊很大﹐首先表現為﹐中小學校的亂收費。……我國大學收費制度改革不但造成貧困者上不起大學﹐而且城鄉一般收入者群體也感覺負擔過重。……中小學收費也是水漲船高﹐學生家庭的負擔越來越重。許多農村孩子因繳費過高而上不起學。”[57]
居民教育費用負擔日益沉重﹐對應的是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長期偏低。早在1980年代﹐鄧小平談2000年中國建立小康社會的目標時就算過大賬﹐“那時我們可以進入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萬億美元以上的國家的行列﹐……國家總的力量大了﹐那時辦事情就不像現在這樣困難了。比如﹐拿出國民生產總值的5％辦教育﹐就是五百億美元。”[58] 1993年﹐國務院發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具體指標﹕“到本世紀末﹐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應達到4％。”[59]
圖~4﹕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佔GDP比重﹐1992~2008年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1997~2000﹐2004~2008年（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level2.jsp?tablename=748）。
然而﹐我國的教育經費支出至今尚未“達標”。1999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GDP的比重僅為2.51％。[60] 相比之下﹐2000年世界平均水平為4.41％﹐低收入國家也有3.09％。[61] 到了2008年﹐我國的這一比重上昇至3.48％﹐[62] 但與15年前的目標仍有差距。此外﹐“受教育人口的家庭教育負擔遠遠高於國際平均水平。我們的總教育經費當中政府負擔65％左右﹐但大多數國家﹐包括印度﹐總教育經費當中政府負擔達75％以上﹐甚至接近80％。”[63] 更何況﹐還有各種截流﹑擠佔挪用基礎教育經費的情況﹐屢禁不絕。[64]
同時﹐教育經費投入的不足也會使“減負”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例如﹐2009年2月2日﹐財政部﹑國家發改委下發通知﹐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2009年起取消。本是利民的好事﹐可是﹐政府的財政補貼跟不上。就連經濟較發達的廣州﹐“荔灣﹑天河區的一些校長都表示﹐現在借讀費取消了﹐財政補貼又跟不上﹐他們無奈就只能減少借讀生學位。”[65] 一些學校只好以動員家長“自願捐款”的方式彌補開支。[66] 搬掉了“借讀費”﹐家長們背上的“教育大山”依然沉重。又如﹐“從1993年起﹐中國內地公辦幼兒園等學前教育機構逐步減少﹐到2007年﹐包括企業事業單位所屬的公辦幼兒園已從10.2萬所減少到5063所﹐……朱永新強調﹐2007年有十個省沒有幼兒教育專項經費﹐包括貴州﹑甘肅等中西部很多農村目前還沒有公辦幼兒園。”[67]
到如今﹐“中國的學費標準已經從2000年開始連續穩定了幾年﹐現在看來高等學校的收費標準平均在4000~4500元左右。……4500元的學費﹐1200元的住宿費﹐再加上生活費﹑學習用品費﹑吃住行﹐一個學生一年肯定要支出一萬元。”[68] 2007年我國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13786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140元﹔以此計算﹐供養一個大學本科生﹐要花費一個城鎮居民約三年的收入（不吃不喝不消費）﹐或者一個農民大約十年的收入。
2﹑“有病難就醫”[69] 與醫療衛生開支
“1990~2004年﹐全國綜合醫院的門診費用上漲了大約11倍﹑住院費用上漲了約九倍﹐而同期城鄉民眾的收入僅僅上漲了大約六倍和四倍多。調查表明﹐1993~2003年中國居民患病後因經濟困難未就診者的比重﹐從5.2％上昇到18.7％。”[70]
我國衛生總費用主要由政府﹑社會和個人衛生支出三部分構成（圖~5）。1978年以來﹐衛生總費用中政府和社會的衛生支出比重呈下降趨勢﹐而個人衛生支出比重迅速增長﹕其中﹐政府衛生支出佔的比重從1978年的32.2％減少到2007年20.4％﹔而個人衛生支出佔的比重則從1978年20.4％上昇至2007年45.2％﹐2001年高峰期甚至達到60％。個人的醫療衛生負擔持續﹑迅猛加重﹐是不爭的事實。
圖~5﹕政府﹑社會及個人支出佔中國衛生總費用的比例﹐1978~2007年
資料來源﹕〈4-1-1衛生總費用〉﹐《2009中國衛生統計年鑒》﹐衛生部網站（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nj/year2009/t-4.htm）。
再看世界衛生組織採用的另一口徑﹐只按政府支出和私人支出兩大類劃分﹕2006年﹐世界各國政府衛生支出佔衛生費用總支出的平均比重為57.6％﹐即使是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也有43.2％﹔私人衛生支出佔衛生費用總支出的平均比重為42.4％﹐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這一比重為56.8％。[71] 2006年我國政府衛生支出佔衛生總費用支出比重為40.7％﹐低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私人衛生支出比重為59.3％﹐高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72]
政府衛生支出比重過低﹐個人衛生支出比重過高﹐在“醫療大山”的壓迫下﹐普通百姓很難放手消費。
3﹑住房擠佔消費開支
如何衡量房價是否超出一般居民的購買能力﹖“房價收入比（即一套住宅的總價格與家庭年收入的比例）是被世界廣泛使用的判斷房地產價格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標。世界銀行的標準是5比1﹐聯合國的標準是3比1。美國目前的比例是3比1﹐日本則是4比1。而在我國﹐這個比例大約是10~15比1。香港房地產在1997跌落之前﹐房價收入比大約是14比1。”[73] 2003~2004年﹐上海的“房價收入比”為15~16。[74] 這還是幾年前﹑樓市尚未大漲時的數字。
高盛公司研究數據顯示﹐過去六年﹐上海和北京的房價上漲速度已分別超過收入增速30個百分點和80個百分點。目前﹐按北京平均房價和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一位北京居民七個月的收入總和約可在當地購買一平方米房屋。[75]
2009年商品住宅銷售面積同比增長了44％﹐而銷售額卻增長了80％﹐量價之間的鉅大缺口主要是由房價暴漲引起的。……然而﹐內地城鎮居民收入卻難以跟上﹐2009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8.8％﹐增幅呈現逐年下降趨勢。房價一再攀昇已超出普通居民的承受力……[76]
如果將購房列入CPI統計﹐2009年全國老百姓購買包括住房在內的生活品價格﹐上漲幅度應在10％左右。很多買了房子的人承受著鉅大的債務壓力﹐必須設法限制自己的其他消費﹐想要買房的人也儘量削减其他開支﹐攢錢買房。結果是很多老百姓生活上的負擔在CPI低於零的背景下﹐不是小了﹐而是大了。[77]
居民之所以有如此強的儲蓄意識﹐原因很多﹐但其中之一是需要存錢支付購房首期。據麥肯錫及萬事達卡的兩份調查﹐購買住房成為影響居民儲蓄的重要因素﹐被調查者給出肯定答案的分別佔23％及27％﹐排名相當靠前。經估算﹐2009年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性支出總額7.28萬億元﹐而購房投資卻有2.43萬億元﹐佔三分之一。[78]
如此高房價背景下“釋放住房需求”﹐進一步擴大房地產市場﹐到底是拉動消費﹐還是抑制正常消費﹖薄熙來說住房﹐“這就是現階段最大的社會問題﹐最大的民生問題”。[79]
4﹑城鄉差距帶來的兩極分化
2000年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為2.79倍。社科院魏後凱指出﹐2008年城鄉收入比是3.31倍﹔如果考慮到可比性因素﹐城鄉收入差距大約在4~6倍。[80]“這個差距甚至比改革前還要大。需要注意的是﹐目前還看不到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81]
收入差距拉大﹐帶來消費的兩極分化。居民消費支出佔GDP比重已經是逐年下降（圖~2）﹐而農村居民消費在整體居民消費支出中所佔的比重也在下降。“農村消費支出比重由1952年的68.9％下降到2008年的25.6％。”[82] 也就是說﹐佔總人口一半多的農村戶籍人口﹐消費支出只佔了四分之一。例如﹐“從每百戶家用電腦擁有量來看﹐2008年城鎮地區達到59.3臺﹐比農村地區高十倍左右”。[83]
各種產品在“狹窄”的東部市場和城鎮市場“激烈拚殺”﹐而具有鉅大發展潛力的中西部地區市場﹑農村市場卻沒有被激活﹐這是中國潛在市場幾乎無限大而現實市場卻有限的真實背景。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顯然不可能“擴大內需”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已成為開拓國內市場的最大障礙。[84]
5﹑養老和社會保障開支
有人將養老支出列為另一版本的“三座大山”之一。圖~3中的勞動者報酬佔GDP比重﹐2007年已經下降到39.7％。然而﹐就算是這個不斷走低的比重﹐也還“不能真正反映勞動者當期實際取得的收入。在1995~2007年間﹐社保福利繳款在GDP中所佔比重從1.65％上昇至4.2％﹐因此勞動者實際取得的收入在這期間比勞動者報酬佔比下降的幅度更大。……社保福利繳款等價於對勞動徵稅﹐較高的社保繳費率將抑制勞動者可支配的勞動者報酬”。[85]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的發言﹐與上述數據相呼應﹕2008年﹐我國社會保障支出佔中央財政支出比重是7.5％﹐“發達國家德國是55.5％﹐加拿大是45.6％﹐美國是30.2％”。[86]
“2008年基本養老保險情況是﹐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職工人數為1.66億人﹐佔城鎮單位從業人員1.89億人的87.9％﹐參加基本養老保險農村工2416萬人﹐佔全國1.4億農民工的17.2％。”[87] 已納入養老保險體系的﹐個人繳款比重上昇增加負擔﹐還得面對個人賬戶未做實的“空賬”風險。[88]“中國目前僅有不及三分之一的勞動人口能夠享受到養老保障。如果政府不採取有力措施﹐退休人員將面臨艱難的晚年。”[89]“政府應關注社保基金的資金來源和使用﹐通過加強再分配階段的轉移支付﹐增加對社保基金的投入﹐擴大社保基金的覆蓋面﹑降低社保繳費率﹐增加勞動者可支配的勞動收入報酬。”[90]
應該關注的不僅僅是社保基金﹐為國計﹑為民生﹐多增加對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的投資﹐減輕人民群眾負擔﹐才能真正刺激消費內需保經濟。然而﹐在2009年中具體公佈的四萬億投資計劃中﹐醫療衛生﹑教育文化等“社會事業發展”項目﹐加起來只佔了3.75％（圖~1）。[91]三﹑打開內在癥結 — 城市化嚴重滯後
進一步梳理﹐可以把當前拉動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式及其困境﹐簡要概括如下﹕
1﹑以政府支出為主體﹐擴大投資﹐基建項目佔大頭﹐拉動GDP增長。— 弊端﹐一次性投入﹐不可持續。
2﹑土地收入﹑稅費佔地方政府收入近半﹐[92] 繁榮的房地產業拉動GDP增長。— 弊端﹐帶動房價迅速上漲﹐房地產泡沫。
3﹑居民人均收入低（農民人均收入更低）﹐基尼係數高﹐貧富兩極分化﹐兩代民工仍是城裡的“常住流動人口”﹐都導致了目前的低消費率。
第1﹑2兩點相互交織﹐中央政府主導﹑基建為主的“四萬億項目”﹐需要地方政府配套投入﹔而地方政府的收入一半以上來自賣地收入及相關稅收﹐房價越漲﹑房地產越熱﹐可以運籌帷幄的資源越充分﹐“四萬億項目”的地方配套資金才更有保障。[93] 邏輯上﹐與房價迅速上漲的大趨勢一致。
房地產熱的大環境﹐再結合第3點﹕普通老百姓買房﹐壓抑其它消費﹐會導致整體消費率更低﹐想由消費需求來拉動經濟增長﹐緣木求魚﹐不得不更依賴一次性投入﹑不可持續發展的政府基建投資拉動﹔普通老百姓不買房﹐房地產市場中的投機炒作成分所佔比重日增﹐勢必進一步加劇房地產泡沫。
一旦泡沫破滅﹐不但房地產本身作為“支柱產業”反向拉動GDP﹔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相應減少﹐由政府繼續投資基建拉動的GDP增長也將大打折扣。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如何繼續向前跑﹖
（一）工業產值~城市人口機械增長﹐不相匹配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阻礙中國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內在癥結﹐是城市化嚴重滯後。
“在世界城市化進程中﹐經濟發展水平與城市化水平相關已被公認﹐特別是在相對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城市化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關聯性比較明顯。……世界上大多數人均GDP在一千美元以上的國家城市化水平都超過50％”。[94] 2008年﹐中國人均GDP突破三千美元﹔2007年末﹐全國城市化水平只有44.94％。[95]“其實﹐真實的城市化率還要低很多。”[96]
“從世界城市化的普遍規律來看﹐工業化和城市化是同步推進﹐甚至超過工業化的速度。……發展中國家在人均GNP超過三百美元之後城市化發展都很快﹐往往超過工業化率。但是﹐中國城市化卻明顯滯後於工業化。1978年滯後20.4個百分點﹐1990年滯後10.6個百分點﹐1999年滯後12.2個百分點。”[97] 從圖~6也可以清楚看到﹐1985~2007年﹐工業產值的增長速度﹐遠遠大於城鎮人口增長速度。
圖~6﹕中國工業總產值和城鎮人口增長趨勢﹐1985~2007年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經濟學家網站﹕《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08》網絡版（http://bbs.jjxj.org/thread-61914-1-5.html）。
（二）城市化對經濟的拉動效應
按城市經濟學的分析﹐“中國快速的城市化進程將有利於促進工業化進程﹐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和昇級﹐……城市化通過需求擴張拉動經濟增長與產業結構昇級”﹕一方面﹐“城市化對市場需求的拉動表現為直接拉動和間接拉動。直接拉動是指城市人口增加所帶來的消費品市場需求擴張。中國市場分為城市高消費和農村低消費兩大群體﹐城市化的過程就是變農村低消費群體為城市高消費群體的過程。……間接拉動是指由於城市人口增加對城市和區域公共基礎設施物品的需求增加。農村人口從進入城市的一刻起﹐就不斷地消耗交通﹑能源﹑房地產﹑上下水管道﹑綠化﹑學校﹑廣場﹑警察﹑城市安全系統等城市基礎設施。根據研究﹐每增加一個城鎮人口需基礎設施投資六萬元（包括國家投資﹑企業投資和個人投資）﹐……城市化的持續推進將為基礎設施產業提供持續擴張的市場”。另一方面﹐“城市化拉動的新增市場是一個不斷昇級的商品和勞務市場﹐將為新型工業化時期產業結構昇級提供相應的市場基礎”。[98]
進一步看﹐在城市化進程中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務部門﹐無論是就業人數還是佔GDP的比重﹐都舉足輕重。公共事業就業人數佔城鎮單位總就業人數的比重﹐常年保持在40％以上（表~2）。
表~2﹕公共事業就業人數佔城鎮單位總就業人數的比例﹐2004~2008年 （％）
行業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2.71 2.63 2.58 2.52 2.51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5.69 5.38 5.23 5.18 5.14
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 2.00 2.00 2.01 2.02 2.11
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1.59 1.58 1.60 1.61 1.62
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 0.49 0.47 0.48 0.48 0.46
教育 13.22 13.01 12.84 12.65 12.58
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 4.46 4.46 4.49 4.51 4.62
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1.11 1.07 1.04 1.04 1.03
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 10.80 10.88 10.80 10.74 10.95
合計 42.07 41.48 41.07 40.75 41.02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4~7各地區按行業分城鎮單位就業人員數（年底數）〉﹐《中國統計年鑑》2009的數據計算整理。
表~3﹕公共事業增加值佔城鎮GDP比重﹐2004~2007年 （％）
行業 2004 2005 2006 2007
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 3.65 3.71 3.78 3.73
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 5.82 5.91 5.89 5.75
科學研究﹑技術服務和地質勘察業 1.10 1.12 1.14 1.14
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 0.48 0.46 0.45 0.43
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 1.55 1.71 1.67 1.55
教育 3.06 3.09 2.92 2.83
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 1.64 1.60 1.51 1.48
文化﹑體育和娛樂業 0.65 0.65 0.63 0.59
公共管理和社會組織 3.84 3.73 3.59 3.36
合計 21.79 18.25 21.58 20.86
資料來源﹕根據國家統計局﹕〈2~11分行業增加值〉﹐《中國統計年鑑》2008﹑2009中的數據計算整理。
（三）城市化的“灰色地帶”— 兩代民工仍是城鎮“常住流動人口”
既然城市化有如此這般好處﹐為何我國的城市化率會長期滯後於經濟發展水平﹖一個重要的關節點﹕“中國城市化水平也一直滯後於勞動力的非農化水平﹐並呈不斷擴大的趨勢。1999年﹐中國工業化增加值佔GDP的比重已達43.1％﹐城鄉從業人員中從事第二﹑三產業的非農勞動力已佔社會勞動力總數的49.9％﹐而城市化水平則僅為30.9％。”[99] 到2007年末﹐非農勞動力佔全國就業人員比重已上昇至59.2％﹔[100] 全國城鎮人口5.94億﹐只佔44.94％。[101]
圖~7﹕城鎮常住人口與非農業戶籍人口比較﹐1980~2008年
註﹕城鎮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鎮範圍內的全部常住人口。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9》﹔衛生部﹕〈人口數及構成〉﹐《2009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再進一步分析﹐2007年這5.94億已納入“城鎮人口”﹑統計上算是已經城市化了的人中﹐其實還包括了1.3~1.5億常住城鎮的農業戶籍人口﹐即圖~7兩條曲線之間正在逐步擴大的缺口。[102] 2006年﹐離開本鄉鎮外出從業的農村戶籍勞動力﹐佔農村從業人員比重已超過四分之一。“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流動和轉移﹐在加工製造業﹑建築業﹑採掘業及環衛﹑家政﹑餐飲等服務業中﹐已佔從業人員半數以上。”[103] 根據國家統計局農民工統計監測調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5億﹐其中本鄉鎮以外就業的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4億﹐佔農民工總量的62.3％﹐[104] 佔中國總人口的比例近六分之一。大量離開農村進入城鎮﹑工廠的農民工夾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經常被約定俗成地稱為“流動人口”。這些“流動人口”開始在工作地生活﹑居住﹑生兒育女﹐有些甚至兩三代同住﹐逐漸流而不動﹐成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
以上海為例﹐這個社會群體的數字異常龐大﹐2008年在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來常住人口有517.42萬人﹐佔當年統計外來人口642.27萬人的八成。[105] 近年來﹐“不到一年的‘短期’常住人口比重明顯下降﹐一年及以上的‘長期’常住人口比重則迅速增大﹐……而且在滬居留時間越長的外來常住人口比重上昇速度越快”。[106]“現在的來滬人員已不能稱之為流動人口﹐因為他們在上海居住的時間越來越長﹐‘流而不動’成為他們的特徵﹐調查結果表明75％以上的人在上海居住了一年以上﹐居住滿五年的比例已經達到32.5％﹐即使是十年以上的比例也達到了8％。……調查中家庭戶人員的比例為74％左右﹐這表明越來越多的來滬人群是以家庭規模遷移的”。[107] 他們當中﹐很多人希望能夠定居上海。譬如﹐上海有號稱“百萬大軍”的建築業民工﹐其中58.3％的被調查者希望能在上海定居。[108] 外來人口的工作也越來越穩定。58.3％的郊區外來人口有固定工作﹔在同一個崗位上持續工作時間也越來越長﹐從事同一工作1~2年的達到24％﹐2~3年的達到12.5％﹐工作三年以上的達到30.8％。“與身處相同崗位的上海本地居民相比﹐有將近一半外來人口的收入與本地居民接近”。[109]
表~4﹕上海外來“流動人口”在滬居留時間的變化 （％）
在滬居住時間 1993 1997 2000 2003 2005
半年以內 50.7 28.7 21.0 23.20 24.58
半年及以上 49.3 71.3 79.0 76.80 75.42
其中﹕半年~不滿一年 20.4 19.5 21.6 12.9 11.19
一年~不滿五年 22.6 37.1 39.3 40.18 64.23
五年~不滿十年 5.7 10.2 13.1 16.23
十年~不滿15年 0.6 3.4 3.7 6.48
15年及以上 1.1 1.3 1.67
資料來源﹕〈表~2﹕上海外來流動人口在滬居留時間的變化〉﹐王戰﹑周振華主編﹕《城市轉型與科學發展 — 2006/2007年上海發展報告》第246頁。
如此二﹑三十年下來﹐很多人早已“不返鄉﹑不種地”﹐但不變的是“農民工”﹑“民工”的身份﹔而且﹐“新生代農民工”等名詞應運而生。[110] 據估計﹐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大約一個億﹐佔農民工外出打工的60％”。[111] 新生代農民工中還出現一個具一定規模的特殊群體 —“無地農民工”。“‘無地農民’和失地農民不同。失地農民是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其喪失土地過程是顯性的﹐失地農民不僅有一大筆土地補償款﹐還會被政府納入城鎮職工保障體系﹐在就業﹑養老﹑醫療等方面得到行政力量的照顧。但‘無地農民’一直處於隱性狀態﹐游離於政府的目光之外﹐還無法享受到政府的額外關照和重視。”[112] 如果這個群體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無論滯留城市還是回到農村﹐都可能面臨缺乏基本生活保障的困境。
而且﹐“新生代農民工更多的是以戶為單位的轉移形式。這種‘舉家遷移’的方式﹐決定了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對平等享有教育﹑醫療﹑就業落戶等方面的願望極為迫切”。[113]“但是我們的城市卻沒有相應的舉措”。[114]
按鄧英淘課題組的分析﹐“目前我國城鎮人口約六億人﹐其中約3.7億人為真城鎮人口﹐還有約2.3億人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我們稱之為擬城鎮人口。這兩類人口群體的消費需求及其增長潛力大不相同。”擬城鎮人口“這部分約有2.3億至2.5億人。其中約有一億人在本鄉鎮從事非農產業﹔約有0.7億人在省內本鄉鎮以外從事非農產業﹔約有0.6~0.7億人為跨省流動的農民工﹔主要是在出口導向部門就業。如以1比1的贍養係數計算﹐擬城鎮人口的潛在規模約五億人﹔是現有真城鎮人口3.7億人的1.35倍。他（她）們目前在城鎮裡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呢﹖先看住房。2.3億農民工在城裡的居住條件通常是集體宿舍﹐有的甚至是住工棚﹐人均居住面積最多不過三﹑四個平米﹐無論在數量﹑還是在質量上都比不上真城鎮人口在1978年的水平。汽車就更不用說了。他（她）們的飲食﹑衣著可能相當於城市居民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水平﹐只有通信條件與目前城市居民相差不多。”[115]
簡單一句話﹕兩代民工﹐外來流動人口“流而不動”﹐即使身在城裡﹑家在城邊﹐也很難真正享受到城市化的好處﹐當然也不能像真正的城裡人那樣消費。“因此﹐可以這樣說﹐在中長期裡﹐去擬化才是擴大內需的第一重點。”[116]
（四）城市化滯後﹐阻礙農村人口繼續向城市轉移
1﹑農業內部積累越來越多剩餘勞動力
已經離開土地的農民工沒有變成真正的城裡人﹐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城市化的滯後發展﹐限制了農村人口的轉移﹐農村人口比重過大﹐農業內部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剩餘勞動力”。[117] 第一產業吸納不了﹐又無法向城市轉移的人口﹐無奈成為一億多“農村富餘勞動力”。[118]
農業收入低﹐[119] 又缺乏順暢的城市化道路﹐農村人口很難大幅提高收入﹐以及相應地增加消費。值得強調﹐“農民增收根本在減少農民”。[120]
2﹑集約使用寶貴的土地資源﹐還是“大量農村土地繼續流向城市”﹖[121]
隨著賣地火熱﹐城市可開發利用的土地面積迅速減少。[122] 如今﹐都在談農村土地流轉﹐包括宅基地流轉﹐[123] 成為增加可建設用地﹐緩解城市用地矛盾的希望所在。問題是﹐如果缺了真正城市化這一環﹐農民工一頭在城裡沒有踏實地扎下根﹐另一頭又失去了農村的土地和房子﹐其中相當部分必然成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保障無份﹑創業無錢”的弱勢群體。[124]“基層幹部分析認為﹐……絕大多數農民還是把承包地作為自己主要的生產資料和最終的生活保障﹐農戶寧願粗耕粗放﹐賠本經營﹐也寸土必爭﹐不願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對土地流轉存有戒心﹐把土地看成了‘保命田’‘退路田’。”[125] 張路雄總結﹕“老百姓對土地制度的最基本要求是平等的使用權。……如果有很多農民是無地農民﹐或者農戶間耕地佔有量差別很大﹐都不利於農村社會的穩定。”[126] 國土部長徐紹史擔心﹐“當前要警惕一種傾向﹐農村缺錢﹑城市缺地﹐兩者一拍即合﹐大量農村土地繼續流向城市。”[127]
且不說土地流轉﹑“農地入市”的最終實施效果如何﹐[128] 如果沒有合理的城市化渠道﹐農民進城卻無穩定工作﹑收入﹐後果堪憂。巴西里約熱內盧﹑印度孟買三分之一居民住在貧民窟﹐絕大多數是失去了家鄉土地的農民。[129]
3﹑通過戶籍改革﹐就能吸引農民進城﹖
指望通過戶籍改革﹐“只要成千上萬的農民一進城﹐衣食住行的龐大需求就會隨之而來”﹐[130] 現實嗎﹖先得問問那已經在城裡闖蕩了20多年的兩代一億多“農民工”。
〈農民工“不願”入城﹖〉“戶籍制度的限制慢慢放寬﹐但農民工有自己的‘一筆賬’……計劃經濟時期遺留下來的城市統分統包的政策‘紅利’日漸消失﹐而城市生活壓力又在不斷增加﹐這就使那些有資格進城落戶的農民不願意或者不敢提出申請。……農民工群體的職業具有不穩定性﹐如果‘轉戰’其他城市﹐永久居住權就失去了意義﹐為此放棄土地收益﹐顯然不划算。……農民工們認為﹐與其給戶口﹐還不如提供一些比如子女教育﹑經濟適用房方面的保障﹐這樣即使沒有戶口也不影響成為城鎮人。”全國人大代表﹑“農民工中的佼佼者”胡小燕說得簡單明瞭﹐“即使我拿到了戶口沒有自己的房子﹐還是一個無根的人。”[131]
裡外裡﹐不管有戶口沒戶口﹐算不算真正的城裡人﹐只要有“三座大山”壓著﹐尤其是存有買不起房子的顧慮﹐就不敢放開消費﹔不但城市化的好處不能完全體現出來﹐而且農民缺乏進一步城市化的渠道和積極性。說到底﹐我國城市化滯後的根本原因﹐不僅僅是因為戶籍等配套制度﹐而是房地產市場。大力發展住房建設﹐以“居者有其屋”來帶動城市化﹐具體政策措施有待進一步推敲和討論﹔但是﹐抓住“執政為民的住房保障體系”這一條﹐就是制勝的關鍵。四﹑結合西部大開發﹐拔地而起新城市
“補課”城市化﹐如何與全國經濟的其它重要環節結合起來﹐為啟動內需發揮更大的作用﹖
（一）戰略性行業不可能全部依賴“市場調節”
圖~8的國際原油﹑鐵礦砂價格﹐很能說明問題。如此大漲大落﹐是供給和需求不平衡造成的嗎﹖在長達30多年時間裡﹐國際原油市場的供求大致平衡﹐而且絕大部分年份是供大於求。就算是油價暴漲急跌的2008年﹐國際原油供給也略大於需求。[132] 傳統經濟學教科書的供求原理﹐無論如何解釋不通。[133]
圖~8﹕國際原油﹑鐵礦砂價格﹐1986~2009年
註﹕原油價格為現貨價（Cushing, OK WTI Spot Price FOB）﹔鐵礦砂長期協議價為粉鐵礦（Iron Ore Fines）巴西至歐洲價格。
資料來源﹕原油價格來自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網站（http://tonto.eia.doe.gov/dnav/pet/hist/rwtcD.htm）﹔鐵礦砂長期協議價來自EconStats網站（http://www.econstats.com/rt_ironore.htm）﹐2009年4月後的價格按年降價幅度33％計算而得。
金融市場“創新”各類衍生工具的初衷﹐本是要對沖風險﹐為實質經濟服務。可發展到如今﹐衍生工具到底是減少還是擴大了價格波動﹖2009年6月30日﹐倫敦PVM石油經紀公司一位“流氓炒手”讓油價在一小時內漲了2.5美元﹐他買入的1600萬桶布蘭特原油期貨﹐數量比沙特阿拉伯的日產量多約一倍﹑比正常成交量五百萬桶多兩倍。[134]
航空業鉅頭國泰航空公佈2008年度業績﹐“歷年最差”﹐由穩定盈利大戶淪落到虧損85.5億港元﹐燃油對沖虧損是主要原因之一。國泰航空主席說﹐如果2009~2010兩年油價處於平均45美元水平﹐就要支付14億美元平倉﹐坐實虧損﹔如果未來三年平均昇至每桶75美元﹐“則不會對現金淨額造成不良影響”。[135] 一個用油大戶﹐油價上漲直接對應著日常營運成本增加﹐可現在卻天天盼著石油漲價﹐以免損失太多現金﹖匪夷所思﹗類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投機炒作威脅的﹐還不僅僅是經濟安全。2007~2008年國際糧食價格成倍上漲﹐非洲和拉美諸國以及埃及﹑印尼和巴基斯坦等30多個國家隨即陷入糧食危機﹐發生搶糧“暴動”。倫敦《新政治家週刊》文章分析﹐〈瘋狂炒賣令糧價飛昇〉﹐“糧食雖然有上昇壓力﹐但形成‘危機’主要是次按危機令衍生工具投機市場式微﹐投機者把以千億計資金轉投農作物期貨市場促成。”[136] 養家活口每日不可或缺的糧食﹐也淪為炒家手中舞高弄低的籌碼。“糧食漲價對窮人和窮國打擊最大﹐發展中國家人們的收入高達5~6成用作購買糧食。”[137]
從2006年起﹐中國已有50％的石油需求依賴進口﹔鐵礦砂價格談判﹐年年成為關注焦點。而且﹐遊戲規則的制訂權全在別人手中。[138] 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必需品﹐是否還要繼續遵循這樣的“市場調節”﹐把國家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安全的命脈﹐系於大起大伏的“投機賭博新經濟”﹖
（二）西部大開發﹐工業以資源開發為核心
中國石油長期以來的東部油田﹐如今已近枯竭﹔海洋石油產量增長迅速﹐但開採成本是陸上石油的3~5倍﹐而且受颱風﹑冰凍等氣候因素制約﹔“西部油區的石油資源蘊藏量佔陸上石油資源量的45％”﹐成為每年新增產油能力的大頭。“中國油﹑氣資源量的比例為1比1.7﹐天然氣的後備儲量比石油樂觀。加大天然氣的開發力度﹐早已成世界潮流。……隨著東部油田逐漸枯竭和西部一個又一個大型整裝油氣田的發現﹐中國石油工業的骨幹隊伍和設備將開始一場由東到西的大規模遠距離遷徙。……油氣的燃料需求大頭在東部。東南沿海進口部分油氣﹐滿足燃料需求﹔西部油氣大開發﹐善用有限的資源﹐就地大力發展材料型的石油化工﹐似乎是順利成章的佈局思路。……中國化工能源消費一直佔全國能源消費總量的9％上下﹐堪稱典型的高耗能產業。而西部恰恰有的是電能。”[139]
“中國油少煤多的資源條件﹐先天決定了煤炭在能源結構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中國煤炭資源賦存的地理特點是西多東少﹑北富南貧。”以煤炭的清潔燃燒技術為主導﹐對煤炭資源綜合利用的化工﹐包括煤層氣的開發利用﹐煤炭液化和氣化等技術﹐等等﹐都大有可為。[140] 在國際油價大幅波動﹑我國石油進口依存度又居高不下的今天﹐加大西部煤炭開發力度﹐意義重大。
除煤氣油外﹐中國很多重要的礦產資源集中地分佈在西部。所有這些礦產的開採﹑冶煉合加工﹐都是典型的高耗能產業。同時﹐中國的水電資源82.5％分佈在西部﹔崇山峻嶺﹑人煙稀少的西南就佔了70％。因此﹐充分利用西部便宜的水電資源﹐就地發展高耗能﹑耗礦產業﹐事半功倍。[141]
同時﹐西部大開發需要進行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一旦發動起來﹐將成為“前所未有的大工地”﹕“西部每年都有幾千億元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是可以預期的。這些工程消耗的炸藥﹑水泥﹑鋼筋﹑建築材料﹑機械設備等﹐勢必就近刺激西部重工業的發展”。[142]
（三）以資源開發型重工業﹐
帶動“超常規的大規模城市化”[143]
自力更生﹐以調水和資源開發為著力點的西部大開發﹐“開發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內需源源不斷。……經濟發展的重心從東南沿海輕型加工工業到西部重型資源開發工業的轉移﹐直接意味著同時展開大規模的城市化。”[144]
資源開發型重工業﹐產業工人隊伍相對穩定﹐[145] 不僅需要住宅﹑交通﹐而且需要教育﹑醫療﹑金融﹑服務等等第三產業的發展。“根據國外城市化的經驗﹐一名城市第二產業的就業往往伴隨2~3名第三產業就業。如果一個就業人口贍養2.5人﹐一名第二產業就業（包括就業者本人）可以增加7~10個城市居民﹗譬如﹐大慶油田年產五千萬噸原油﹐職工29萬人﹐家屬80萬人﹐加上政府機構﹑學校﹑醫院和第三產業的就業人口﹐整個大慶是一座在荒漠中拔地而起的二百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另一座石油城克拉瑪依﹐“整個所謂‘核心層’只有三萬職工﹐包括勘探﹑採油﹑煉油和輸油。圍繞這三萬‘核心’﹐是建築﹑運輸﹑維修﹑水電氣﹑住房﹑餐飲﹑學校﹑醫院﹑公安﹑政府……克拉瑪依的石油開發對城市化的人口帶動是1比11~13。這個比例高於大慶。”[146]
（四）集約使用土地和資源﹐配合生態環境治理
西部大開發實在是一個大題目﹐環境保護﹑資源的有效利用等﹐都需要考慮在內。鄧英淘﹑王小強等著的《西部大開發方略》及其系列調研實錄﹐已經進行過較深入的探討﹐試列舉如下﹕
輕型出口加工工業的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不受自然資源分佈的制約﹐方便的海陸交通顯得更重要。“結果是在人口稠密的東南沿海農村﹐鄉鄉建廠﹐村村冒煙﹐離土不離鄉﹐即便是工廠廠房連成片﹐水泥建築平鋪開來﹐佔據大量良田﹐集中的大城市也不會自然發展起來。”相反﹐自然資源的開發往往是大規模長程性的集中投資﹐更能集中使用土地和資源﹐甚至是一個項目一座城市。而且﹐一旦要加大力度治理污染﹑強化資源管理﹐“許多小企業根本無法承受由此提高的成本。從根本上講﹐工業要集中於城市﹐在某個發展階段還要相對集中於大中城市﹐有利於治污﹐是一個重要理由。”[147]
改變目前扶貧﹑山區開發等基礎設施建設中的極大浪費。“村村通這通那﹐特別是在荒山禿嶺上搞幾通一平 — 通路﹑通電﹑通水﹑通電話﹑通電視和水平梯田”﹐與幹線建設的投資類比﹐類似於灌溉系統中毛渠與幹渠的關係 — 毛細血管佔人體血管總長度的99.7％。城裡20多層一座樓﹑成百上千個單元集中在一起通這通那﹐與崇山峻嶺之中﹐幾十裡地一個村﹐一個村三兩戶人家通這通那﹐成本不可同日而語。“能不能把這些錢挪過來推動城市化﹐或者說﹐把荒山禿嶺上的幾通一平挪到城市邊上幹﹖”[148]
改變農牧民不進城的生態困境。“在許多生態平衡極端脆弱﹑極度敏感的局部地區﹐少數農牧民的生存就對大面積生態發生難以逆轉的不利影響。……為什麼不可以用年復一年的扶貧款﹐把這點點農牧民安排到格爾木去開發鉀鹽當工人呢﹖”[149]
從整個國土的宏觀圖景上看﹐結合西部大開發﹐“把生態治理與當地群眾發家致富和企業盈利有機結合起來”﹐以經濟效益推動的生態建設﹐有望改變治理速度趕不上破壞速度的困境。成功的組織形式包括﹕行政組織的大規模生態治理﹐個體生態經濟圈﹐現代公司成片開發﹐公司加農戶成片治理﹐等等﹔還可以探討大開發的“兵團加公司”。[150]
……
實施以大規模開發西部國土為核心內容的國土整治﹕一方面加速城市化進程﹐完成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歷史性轉移過程﹔一方面調整與國土開發和國土整治相聯繫的人口佈局﹐逐步解決農業規模經營問題﹐同時恢復﹑建設良好的生態環境體系。使這個大手筆真正獲得成功的關鍵舉措之一﹐是大規模的南水北調﹐我們稱之為大空間﹑大時間尺度的大時空調水戰略。[151]五﹑老百姓“居者有其屋”﹐凝聚民心
“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立足於資源和市場兩頭在內﹕論民生﹐有城市化和為老百姓解決住房問題的大方向﹐綱舉目張。配合完善教育﹑醫療和養老等保障體系﹐既保障原有城鎮居民﹐從而鼓勵大多數人放心消費﹔又能配合城市化步伐﹐讓更多“擬城鎮人口”加入城市化進程﹐良性循環﹐就業﹑啟動內需順理成章。說國計﹐加上大西線調水和西部資源大開發﹐以及隨之而來的超常規模城市化﹐更足以啟動幾十年可持續發展的龐大內需﹗
兩千年前﹐曾子寫《大學》﹐“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南懷瑾展開講解得精彩﹕“要想創業建國﹐唯一的條件﹐須要有人民群眾的歸心擁護。有人民群眾才能得國﹔相反失掉民心﹐就會失國。……賺錢難﹐聚財難。但是用錢更難﹐散財更不易。能夠賺錢聚財﹐又能夠善於用錢和散財的﹐必然是人中豪傑﹐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152]
如今﹐中國有創紀錄的財政收入﹐[153] 有史無前例的兩萬多億美元外匯儲備﹐GDP世界排名“坐三望二”有望超越日本﹐經濟實力前所未有。擁有這樣的力量﹐更應駕馭市場﹐找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以民為本”﹐追求共同富裕﹐讓市場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為多數人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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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論﹑二論﹑三論﹑四論見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2]“根據胡潤富豪榜﹐中國內地擁有數十億美元資產的富豪人數已從2004年的七人上昇到2007年的106人。而在《福布斯》公佈的富豪榜上﹐中國共有66名億萬富豪”（〈英《金時》﹕中國超級富豪速富之路〉﹐香港《信報》2008年7月11日﹐第12頁）。
[3]“福布斯富豪榜也顯示﹐近年來中國富豪上榜門檻不斷抬高。2009年﹐中國大陸四百名富豪的上榜門檻﹐從2008年的12.2億元躍昇到歷史高點20.5億元（約相當於三億美元）﹐前40位富豪的身家全部達到70億元（約十億美元）﹐而2008年只有24人達到這個標準。”（徐壽松﹑周偉﹑陳冀﹑顏秉光﹕〈中國富豪的“財富地圖”〉﹐《瞭望》2010年第7~8期﹐http://finance.sina.com.cn/g/20100213/08407416629.shtml）
[4]〈港百萬富翁急跌六成﹐幅度全球最大〉﹐香港《信報》2009年6月26日﹐第8頁。2007年﹐中國的百萬富翁人數由2006年的34.5萬人增至41.5萬人﹐已超越法國﹐直逼英國﹐居新興經濟體之首（〈中國百萬富翁超法趕英﹐富人人口居世界第五〉﹐人民網2008年6月26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57507/7430585.html）。
[5] 據波士頓咨詢公司（BOG）的報告﹐百萬美元資產指的是金融資產﹐包括現金﹑股票和債券﹐不包括房產和私營企業﹐“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的數量為41.7萬戶﹐這一數值已超過德國和英國﹐全球排名第三”（〈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全球第三〉﹐香港《信報》2009年11月20日﹐第14頁）。
[6] 據招商銀行和全球知名咨詢公司貝恩公司聯合發佈的〈2009年中國私人財富報告〉﹐“可投資資產”不包括房產和持有的私人企業價值（〈中國千萬富翁30萬人〉﹐香港《信報》2009年4月1日﹐第16頁）。
[7]〈中國百萬美元富翁逾40萬〉﹐香港《信報》2008年11月27日﹐第33頁。
[8]〈中國農民人均收入首破五千元大關〉﹐香港《信報》2009年12月29日﹐第13頁。2008年農民人均純收入4761元人民幣﹐月均397元﹔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比農民高了兩倍多﹐也不過是月均1315元（〈外貿受到衝擊﹐農民月入四百〉﹐香港《信報》2009年1月23日﹐第9頁）。
[9]〈發改委制定分配調節方案上報國務院審批〉﹐《中國經濟週刊》2009年10月26日（http://news.163.com/09/1026/01/5MGV743F0001124J.html）。
[10] 葛如江﹑沈錫權﹑孫洪磊﹕〈來自大城市的貧富差距調查報告〉﹐《半月談》2009年第22期（http://news.xinhuanet.com/banyt/2009-11/27/content_12550937.htm）。
[11] 根據世界銀行﹕2009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第72~74頁的數據計算。
[12]“2003年的貧困人口與2001年的貧困人口並不完全是同一批人。……2001~2004年期間出現相當多的脫貧和返貧現象”（〈新任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地區副行長上任後首次訪華〉﹐世界銀行網站﹐http://go.worldbank.org/G967VTIA10）。
[13] 在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等機構的調查報告中﹐通常也將收入和消費差距並列比較。
[1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5﹐第271~272頁（http://hdr.undp.org/en/media/HDR05_complete.pdf）﹔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15] 轉引自世界奢侈品協會報告﹐及胡潤百富〈2009至尚優品 — 中國千萬富豪品牌傾向報告〉。世界奢侈品協會預測﹐“五年後中國奢侈品市場可能將達到全球奢侈品消費額的頂峰。……屆時每年將有至少140億美元的奢侈品銷售額在中國市場產生”（〈中國奢侈品市場首超美國﹐“富二代”成消費主力〉﹐香港《信報》2009年6月13/14日﹐第21頁）。
[16]〈內地膺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香港《信報》2009年9月21日﹐第6頁。
[17] 顧問公司Bain & Company 2009年11月公佈《全球奢侈品市場報告》（〈頂尖品牌看好亞洲〉﹐香港《信報》2009年11月12日﹐第16頁）。
[18]“因為2008年第三季度美國家庭合共損失七萬億美元市值﹐全年虧損超過12萬億美元﹐2009年消費下沉已無法避免”（畢老林﹕〈從樹上長出來的錢〉﹐香港《信報》2009年1月8日﹐第15頁）。推薦參閱王小強﹑何小亮﹕〈啟動兩頭在內的經濟循環〉﹐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19]“湖南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初步統計﹐2008年上半年湖南出省務工農民工返鄉人數同比增長11.45％﹐約佔外出務工總人數的8％。河南省統計局2008年10月底的專項抽查則顯示﹐全省已返鄉的勞動力佔外出勞動力的16.2％﹐比上年同期增加12個百分點﹐因所在企業倒閉﹑放假﹑裁員﹑降薪而返回的佔返鄉人數的35.7％”（董瑞豐﹕〈預警群體性事件〉﹐《瞭望新聞週刊》2009年第1期）。
[20]“人社部監測的企業崗位變化已印證了這一點﹐6~8三個月崗位數略有增長﹐但1~8月總體上增減相抵還是凈減”（白天亮﹕〈且莫輕言“民工荒”〉﹐《人民日報》2009年10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10/26/content_12326579.htm）。
[21]“找不到滿意工作的民工依然很多﹐而一些緊俏的工廠從來都不擔心招不到工人。……從某種角度來看﹐所謂“民工荒”是一個站在企業視角說話的偽問題”（舒聖祥﹕〈“民工荒”不過是“廉價勞動力荒”〉﹐《北京青年報》2009年9月23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103652.html）。
[22]“一些管理部門和企業長期把這部分勞動力視為‘短工’﹐而非納入勞動力市場範疇”（倪小林﹕〈對待“民工荒”要轉變思路〉﹐新華網2009年9月10日﹐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9/10/content_12022349.htm）。
[23] 美國2009年“5月份個人儲蓄率達到6.9％﹐為15年來最高水平”（劉洪﹑劉麗娜﹕〈美國個人儲蓄率昇至15年來最高〉﹐新華網2009年6月26日﹐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9-06/26/content_11608870.htm）。按季度計算﹐美國個人儲蓄佔個人可支配收入之比也達到4.9％（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網站﹐http://www.bea.gov/national/nipaweb/SelectTable.asp）。
[24] 美國財政部2009年12月24日宣佈﹐不再對未來三年注資房利美和房貸美的金額設上限﹐“對兩房給予無限量資金支持的承諾﹐可顯示兩房在樓市中仍不可或缺”（〈美無限量支持兩房穩樓市〉﹐香港《信報》2009年12月30日﹐第16頁）﹔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樓市﹑股市和“錢市”的正反饋循環﹐以及宏觀經濟調控必須面對的現實邏輯﹐詳見王小強﹑梁曉﹕〈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歷史終結﹐怎麼終結﹖〉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25]“這不是靠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自主調節出來的‘均衡’﹐恰恰是各國政府手掐把拿﹑不讓市場充分活動的成果。而且﹐也只能算是臨時性的﹑救急措施的成果﹐邏輯上沒解決根本問題﹐更談不上‘退市的時機’”（梁曉﹕〈轉向﹐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香港傳真》No. HK2009~18）。
[26]〈羅奇指中國基建投資過度〉﹐香港《信報》2009年8月10日﹐第1頁。
[27]“所謂融資平臺﹐是指地方政府發起設立﹐通過劃撥土地﹑股權﹑規費﹑國債等資產﹐迅速包裝出一個資產和現金流均可達融資標準的公司﹐必要時再輔之以財政補貼作為還款承諾﹐以實現承接各路資金的目的”（〈地方政府融資的狂歡〉﹐《財經》2009年6月8日﹐第74~76頁）。
[28] 柯智華﹕〈二萬億盛宴開席﹕鐵路訂單接不完〉﹐《東方早報》2008年11月15日（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81115/02432516302.shtml）。
[29] 2009年六千億的基本建設投資﹐“需用鋼材二千萬噸﹑水泥1.2億噸﹐能夠提供六百萬個就業崗位﹐可以直接帶來全國GDP增幅提高1.5％的拉動效應”（〈鐵道部﹕到2010年鐵路建設投資總規模達到四萬億〉﹐中國新聞網2008年11月17日﹐
http://www.chnrailway.com/news/20081117/200811171131291476814.shtml）。
[30]〈2009年1~6月份全國鐵路主要指標完成情況〉﹐鐵道部網站（http://www.china-mor.gov.cn/zwgk/zwgk_tjxx_2009_1_6.html）。
[31] 俞瑋﹕〈鐵道部﹕2012年全國形成以北京為中心1~8小時交通圈〉﹐新華網2009年8月11日（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9-08/11/content_11861381.htm）﹔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32]“其中新開工國家高速公路項目34個﹑建設里程3738公里﹑計劃總投資約2350億元﹐分別增長10.3倍﹑5.4倍和5.5倍”（交通運輸部綜合規劃司﹕〈2009年上半年公路水路交通運輸經濟運行情況〉﹐交通部網站2009年7月28日﹐
http://www.moc.gov.cn/zhuzhan/jiaotongredian/200907/t20090728_604520.html）。
[33]“‘如果把現在各省規劃都算上﹐高速公路總里程將有差不多18萬公里﹐或許有數萬億元資金使用不科學。’交通運輸部內部一位專家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風險是可以計算的﹐按照全國八萬公里高速公路﹐每公里建設資金五千萬計算﹐大約四萬億投資﹐其中70~80％是銀行貸款﹐大約是三萬億左右。‘這三萬億利息一年就是一千多億﹐可全國每年高速收費也就一千多億﹐收的錢不夠還利息﹐產生壞賬的風險非常高。’”（何東﹕〈失控的高速公路〉﹐《華夏時報》2009年8月8日﹐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808017021/）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34]“以京滬高速鐵路為例﹐除在年內完成五百億元的投資外﹐目前已經吸納十萬勞動人口就業”（〈建一公里鐵路增六百人就業〉﹐中國新聞網2008年11月17日﹐http://www.chnrailway.com/news/20081117/200811171046922595377.shtml）。
[35]“每公里需要鋼材500~1500噸﹑水泥0.4~1.2萬噸﹑瀝青1900噸”（〈四萬億方案A股有好處嗎﹖〉香港《信報》2008年11月17日﹐第30頁）。
[36] 丁望﹕〈扶持紡織產業﹐推動東桑西移〉﹐香港《信報》2009年4月30日﹐第13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說到支持勞動密集型工業﹐特別是輕工業和紡織工業﹐“這種行業的就業人口達四千萬”（蔡京揚﹕〈海嘯無情﹐職工飯碗難保〉﹐香港《信報》2008年11月21日﹐第9頁）。
[37]〈中小企業成為擴大就業主渠道﹐提供城鎮75％以上就業崗位〉﹐中央政府門戶網站2007年6月7日（http://www.gov.cn/wszb/zhibo78/content_639767.htm）。
[38] 譚浩俊﹕〈中小企業不活﹐就業之路不通〉﹐新華網2009年7月25日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09-07/25/content_11766102.htm）。
[39] 李曉超等﹕〈2008年民營工業和民營投資發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黃孟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No. 6（2008~2009）》。“截至2008年底﹐個體私營企業在幾乎無法獲得長期貸款的情況下﹐其在短期貸款餘額中的比重僅為3.37％﹐這一微弱比重在2009年的1﹑2月份還出現下降態勢。”（〈四萬億投資排擠民營經濟〉﹐香港《信報》2009年8月8日﹐第6頁）
[40]〈內地寬鬆貨幣政策面臨挑戰〉﹐香港《信報》2009年7月13日﹐第2頁。
[41]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2009年第三季度）〉。
[42] 沈明高分析﹐“在貨幣政策寬鬆時﹐地方政府貸款超常增長﹐擠壓了中小企業的融資空間。一旦貨幣政策收緊﹐由於地方政府項目投資期限長﹐在短期內難以壓縮貸款﹐回收貸款的壓力很可能將集中在貸款期限較短的中小企業﹐對中小企業造成第二次傷害”（沈明高﹕〈警惕“信貸財政化”〉﹐《財經》2009年6月8日﹐第87~88頁）。
[43] 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318~322頁。
[44] 如前文所述﹐基建投資是重中之中﹐資金來源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支出﹑地方政府設立的各種融資平臺﹑以及相關的銀行貸款。
[45] 有關分析和討論﹐可見陳永傑等﹕〈政府及相關部門要為民營企業生存發展創造條件〉﹐紀敏等﹕〈為何貸款大量增加而個體私營經濟貸款反而減少〉﹐黃孟復主編﹕《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No. 6（2008~2009）》﹔俞嵐﹕〈發改委﹕四萬億不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中新社2009年10月27日（http://www.chinanews.com.cn/cj/cj-gncj/news/2009/10-27/1933585.shtml）﹔彭興庭﹕〈四萬億無“擠出效應”且慢下結論〉﹐中國網2009年10月30日
（http://big5.china.com.cn/news/comment/2009-10/30/content_18795366.htm）。
[46]“由於國家統計局在2003年之前將個體經營者收入核算為勞動者報酬﹐但自2004年開始將其核算為營業盈餘﹐這一核算方法的改變使勞動者報酬佔比在2004年陡降﹐剔除這一核算方法變化的影響後﹐勞動者報酬佔比在1995~2007年間下降約6.3個百分點﹐截至2007年為45.1％”（白重恩﹑錢震傑﹕〈我國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26日﹐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0861880.html）。
[47] Milton Friedman﹕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第222﹑9~11頁。
[48] 曹仁超﹕〈牛年唔輸錢已經當贏〉﹐香港《信報》2009年1月29日﹐第11頁。
[49] 林俊泓﹕〈美國經濟看到曙光了麼﹖〉《中銀財經述評》2009年4月2日。另有說法﹐“據分析指出﹐1975及2001年美國曾分別推出類似的退稅計劃﹐但對推動居民消費的分別為退稅額的12~24％及66％﹐作用有較大差異”（陳偉深﹕〈美國經濟低潮持續及其含義〉﹐《中銀財經述評》2008年6月16日）。
[50] 匯豐保險的一項亞洲區調查顯示﹐“67％受訪港人表示失業是影響今年長期儲蓄的主要原因”（〈七成港人憂失業擬增儲蓄〉﹐香港《信報》2010年1月21日﹐第6頁）。
[51]“似乎有關政策不太受內地農民歡迎”（〈家電下鄉產品上限價大幅調高〉﹐香港《信報》2009年12月28日﹐第5頁）。
[52]“按政府規定﹐在2009年報廢十年車齡以上的舊車﹐並購買小排量環保型新車的車主﹐可從政府獲得最高一千歐元的補貼。許多法國人為了最大程度享受這項補貼﹐趕在2010年之前購買新車”（〈政府補貼車市反彈〉﹐香港《信報》2010年1月15日﹐第22頁）。“這些刺激計劃很大程度只把需求推前﹐面對大部分報廢計劃已經結束﹐歐洲車廠就好像一個突然停止服用毒品的癮君子一樣﹐痛苦難耐”（〈歐洲車業先甜後苦〉﹐香港《信報》2010年2月18日﹐第32頁）。
[53] 江迅﹕〈透視﹕教育收費排首位〉﹐BBC中文網2006年3月14日（http://news.bbc.co.uk/chinese/trad/hi/newsid_4430000/newsid_4435200/4435294.htm）。
[54]“國家統計局調查黑龍江省16個縣市的1220戶家庭﹐……這些費用主要包括補課費﹑擇校費﹑住宿費﹑生活費等”（〈高昂教育費用成家庭沉重負擔﹐七成家長稱難承受〉﹐《重慶晚報》2009年11月9日﹐http://news.sohu.com/20091109/n268048225.shtml）。
[55] 李培林執筆﹕〈中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 2005~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總報告〉﹐汝信等﹕《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7頁。
[56] 周兆軍﹑余湛奕﹕〈審計署﹕一些教育部門和學校違規收費逾五億〉﹐中新網2009年6月24日（http://news.cyol.com/content/2009-06/24/content_2726637.htm）。
[57]“1995年中央紀委全會就把‘中小學亂收費’列為‘三股不正之風’的第二位。可見其規模之大﹑影響之深已經在全國各個行業中位居前列”（張路雄﹕〈困境與出路﹕現代化﹑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教育體制〉﹐《香港傳真》No. 2006~32）。
[58]“現在才七八十億美元”（〈爭取整個中華民族的大團結〉（1986年6月18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62頁）。
[59]〈國務院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實施意見〉﹐國發【1994】39號﹐1994年7月3日（http://www.moe.edu.cn/edoas/website18/19/info3319.htm）。
[60] 比起1993年的2.35％﹐只增加了0.16個百分點（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的數據計算）。
[61] 國家統計局﹕〈15~5研究與開發經費支出和公共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國際統計年鑑2008》。
[62]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2008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公告〉的數據計算。
[63] 李新玲﹑樊未晨﹕〈教育經費投入﹐不差錢﹖〉《中國青年報》2009年4月25日（http://zqb.cyol.com/content/2009-04/25/content_2640016.htm）。
[64] 根據國家審計署調查﹐2006~2007年“部分城市違規統籌使用﹑擠佔挪用基礎教育經費18.08億元﹐一些地區和部門滯留基礎教育經費24.31億元”（周兆軍﹑余湛奕﹕〈審計署﹕一些教育部門和學校違規收費逾五億〉﹐中新網2009年6月24日）。
[65] 盧文潔﹑黃茜﹕〈粵取消義務教育階段借讀費〉﹐《廣州日報》網絡版2009年4月28日（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9-04/28/content_551271.htm）。
[66] 太原市北營小學的校長干脆給家長們算了筆賬﹐告訴家長﹕“一下子沒有了借讀費,這個月連聘用老師的工資都發不出了”（〈停收借讀費﹐太原一小學改讓家長捐款〉﹐新華網山西頻道2009年3月16日﹐http://www.sx.xinhuanet.com/jryw/2009-03/16/content_15966261.htm）。
[67]“而民辦幼兒園卻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長。……朱永新今天稱﹐這表明政府對學前教育的公益性重視不夠﹐投入不足”（曾利明﹕〈中國公辦幼兒園大幅減少﹐政府投入不足是主因〉﹐中國新聞網2009年8月9日﹐http://www.chinanews.com.cn/edu/edu-zcdt/news/2009/08-09/1810132.shtml）。
[68]“所以對於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來說是比較困難的。”2007年﹐教育部財務司巡視員兼資助中心主任崔邦炎如是說（李東﹕〈高校被拖欠學費最多達上億元﹐少數學生惡意欠費〉﹐中國網2007年7月2日﹐http://www.china.com.cn/news/2007-07/02/content_8469091.htm）。
[69]“在2005年﹐分別有20.8％的城市居民﹑19.7％的小城鎮居民和26.1％的農村居民（包括其家人）曾經因為費用問題﹐在需要去醫院看病的時候卻沒有去。分別有9.1％城市居民﹑7.5％小城鎮居民和12.8％農村居民曾經因為費用問題﹐在需要住院治療的時候卻沒有去住院治療”（張慧﹑袁嶽﹕〈2005年中國居民生活質量調查報告〉﹐汝信等﹕《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59頁）。
[70] 李培林執筆﹕〈中國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 2005~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總報告〉﹐汝信等﹕《200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第7頁。
[71] 高收入國家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政府佔衛生支出的比重分別為60.7％和55.1％（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09﹐第116頁﹐
http://www.who.int/whosis/whostat/EN_WHS09_Full.pdf）。
[72]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09﹐第108頁。
[73] 顧建發﹕《上海房地產週期波動分析》第70頁。
[74] 王鍊利﹕〈住房公積金制度在為什麼人服務﹖〉《香港傳真》No. 2007~42。另有說法﹐上海2004年為10.7。“2000~2005年期間﹐從全國平均的房價收入比（全國平均商品住宅價格與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來看﹐基本在4~5之間波動”（建設部課題組﹕《住房﹑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市場專題研究》第287﹑108頁）。
[75]〈昇勢蔓延至二三線城市〉﹐香港《信報》2009年12月28日﹐第1頁。
[76]“個別城市房價反彈令人吃驚。深圳新房成交均價從2008年12月的每平方米1.1萬元昇至2009年12月的2.2萬元﹐3~12月京﹑滬﹑杭房價漲了四成至一倍”（應堅﹕〈內地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必要性及難點〉﹐《中銀財經述評》2010年1月29日）。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2009年內地商品房銷售額達4.4萬億元﹐同比增長超過75％。……2009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約9.37萬億平方米﹐較2008年增長42％”（〈內地去年售樓增75％﹐樓市泡沫恐再現〉﹐香港《信報》2010年1月20日﹐第9頁）。
[77] 王學慶﹕〈居民消費價格統計的背後〉﹐《瞭望》2009年第51期
（http://www.sxgh.org.cn/particular.aspx?id=9557&parentID=56）。
[78]“同時﹐購房款過大也將侵佔裝修﹑傢俱等支出。同時業主在供款期間不得不節衣縮食”（應堅﹕〈內地調控房地產市場的必要性及難點〉﹐《中銀財經述評》2010年1月29日）﹔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79]〈薄熙來﹕住房是最大民生問題﹐要動大腦筋解決〉﹐《重慶日報》2009年12月24日（http://big5.ce.cn/cysc/fdc/fc/200912/24/t20091224_19951052.shtml）﹔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80]〈社科院﹕城鄉差別4~6倍〉﹐香港《信報》2009年6月16日﹐第13頁。
[81] 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30％的水平（陳錫文﹕〈當前農村改革發展的形勢和總體思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2009/200904/01.pdf）。
[82]“城市居民消費支出佔居民消費支出比重從1952年的31.1％上昇到2008年的74.4％”（〈馬建堂﹕居民消費佔GDP支出比重下降趨勢明顯〉﹐網易財經2009年7月4日﹐http://money.163.com/09/0704/09/5DCB5CII00253GAD.html）。
[83]〈社科院﹕城鄉差別4~6倍〉﹐香港《信報》2009年6月16日﹐第13頁。
[84] 吳小渝﹑吳海東﹕《中國城市化與西部小城鎮發展》﹐第37頁﹔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85] 白重恩﹑錢震傑﹕〈我國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26日。
[86]“中國老百姓儲蓄率比較高﹐我個人認為還是對未來個人生活的態度持謹慎態度。比如養老防大病等等。”（〈馬建堂﹕居民消費佔GDP支出比重下降趨勢明顯〉﹐網易財經2009年7月4日﹐http://money.163.com/09/0704/09/5DCB5CII00253GAD.html）另有說法﹐“就中央財政而言﹐2008年的中央對社會保障的支出佔中央財政支出比重為7.04％﹐2009年該比例卻未昇反降﹐僅為6.68％﹔就全國財政來看﹐2008年的全國社會保障支出佔全國財政支出比重為10.16％。2009年略有增長﹐僅提高到10.27％”（藍方﹕〈高水平社保尚遠〉﹐《財經》2009年3月30日﹐第96~97頁）。
[87]〈馬建堂﹕居民消費佔GDP支出比重下降趨勢明顯〉﹐網易財經2009年7月4日。
[88]〈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空賬1.4萬億〉﹐香港《信報》2009年5月22日﹐第29頁。
[89]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的報告稱﹐“中國必須合理解決老齡化問題﹐否則﹐該問題將威脅到中國的社會穩定和經濟增長”（〈中國老齡化威脅社會穩定〉﹐香港《信報》2009年4月23日﹐第13頁）﹔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90] 白重恩﹑錢震傑﹕〈我國勞動者報酬在GDP中的比重下滑〉﹐《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1月26日。
[91] 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四萬億投資構成及中央投資項目最新發展情況〉﹐2009年5月21日。
[92] 例如﹐“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研究資料顯示﹐發達地區縣市土地出讓金佔到預算外收入的60％以上﹐成為名副其實的‘土地財政’。”（林家彬﹕〈我國土地制度的特徵及其對住宅市場的影響〉﹐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2007年8月15日﹐http://edu.drcnet.com.cn/DRCNet.Channel.Web/expert/showdoc.asp?doc_id=199165）。“總括2009年賣地成績﹐北京市全年總成交金額達923億元人民幣﹐佔該市預期財政收入近半。”（〈北京誕新“地王”﹐樓面地價1.7萬元〉﹐香港《信報》2009年12月31日﹐第10頁）
[93] 2009年審計署的跟蹤審計發現﹐“在中央擴大內需項目中﹐有90.07億元地方政府配套資金尚未落實到位﹐佔應配套資金總額的45.58％”（〈審計署﹕四萬億項目近半地方配套資金未到位〉﹐2009年12月30日﹐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0912/30/t20091230_20715542.shtml）。
[94]“不過﹐最近的數據顯示﹐人均GDP與城市化之間存在離散﹐在亞太和阿拉伯地區﹐人均GDP與城市化之間有較為確切的關係﹐而北美﹑拉美﹑東歐等地區兩者間的關係並不確切。……但是﹐有一點卻是在兩百多年來世界城市化進程中被一再證明的﹐即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動力﹐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伴隨較高的城市化水平”（張敦富主編﹕《城市經濟學原理》第60~61頁）。
[95] 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8/indexch.htm）。
[96]“這是因為﹐自2001年起﹐中國國家統計局就把每年在城市生活六個月以上的農民工納入城市人口統計﹐使得中國的城市化率大幅提高”（常曉紅﹕〈賦權勝“多予”〉﹐《財經》2009年2月2日﹐第103~104頁）。
[97]“如美國在1870年時工業化率為16％﹐其城市化水平為26％﹐到1940年﹐其工業化水平為30.3％﹐而城市化水平已達56％”（吳小渝﹑吳海東﹕《中國城市化與西部小城鎮發展》第32頁）。
[98]“城市化將形成對工業產品和勞務市場的有效需求。……城市化將促進第三產業市場快速擴張。……城市化將促進製造業產品市場結構的昇級”（張敦富主編﹕《城市經濟學原理》第111~112頁）。
[99] 吳小渝﹑吳海東﹕《中國城市化與西部小城鎮發展》﹐第32頁。
[100]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統計局﹕〈2007年勞動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網站2008年5月21日（http://www.molss.gov.cn/gb/zwxx/2008-06/05/content_240415.htm）。
[101] 城鎮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鎮範圍內的全部常住人口﹐鄉村人口是除上述人口以外的全部人口（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8》）。
[102] 2007年﹐全國非農業戶籍人口4.31億﹐農業戶籍人口8.77億（衛生部﹕〈人口數及構成〉﹐《2009中國衛生統計年鑒》﹐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nj/200908/42635.htm）。
[103] 根據2008年2月公佈的第二次全國農業普查數據﹐2006年﹐農村戶籍勞動力中離開本鄉鎮外出從業的有1.32億人﹐佔4.79億農村從業人員的比重超過四分之一（樊平﹕〈2008年中國農民發展報告〉﹐中國網2009年1月13日﹐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9zgshxs/content_17101490.htm）。
[104] 國家統計局﹕〈2008年末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542萬人〉
（http://www.cpirc.org.cn/tjsj/tjsj_cy_detail.asp?id=10471）。
[105] 外來常住人口佔總常住人口的比重則達到27.38％（上海市統計網﹐http://www.stats-sh.gov.cn/2004shtj/tjnj/tjnj2009.htm#）。
[106] 王戰﹑周振華主編﹕《城市轉型與科學發展 — 2006/2007年上海發展報告》第246~247頁。
[107] 胡蘇雲﹑何瑋娜﹕〈上海外來務工人員的公共服務問題〉﹐盧漢龍主編﹕《上海社會發展報告（2008）》第66頁。
[108]“從事建築業的外來建築民工80萬﹐人數排在各行業之首。外來建築民工佔全市外來民工總人數的20％﹐為上海建築行業總人數的80％（市建設交通系統初步統計上海建築工人隊伍為百萬大軍）”（道良德﹑張良﹕〈建築民工的現狀﹑問題及對策思路 — 上海外來建築民工群體調查〉﹐王榮華主編﹕《2008年上海社會報告書》第364﹑372頁）。
[109] 根據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上海郊區外來常住人口為341萬﹐約佔全市外來常住人口的78％﹔郊區外來常住人口與本地戶籍人口在規模上已經上昇到44比100的高對比關係（王桂新等﹕〈加強對郊區外來人口的服務與管理研究〉﹐袁以星主編﹕《上海“三農”決策咨詢研究》第38﹑47﹑49頁）。
[110]“現在很多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名詞﹐即‘新生代農民工’﹐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上選擇不返鄉﹑不種地的生活方式﹐也正是這種不穩定的狀態﹐對整個社會的穩定將產生重要影響”（陳錫文﹕〈當前農村改革發展的形勢和總體思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
[111]〈新生代農民工總人數已達一億﹐變為市民意願強烈〉﹐《經濟參考報》2010年2月12日（http://news.sina.com.cn/c/2010-02-12/023519678873.shtml）
[112]“安徽省阜陽市市長孫雲飛提出了‘無地農民工’的概念。他分析說﹐‘無地農民工’的存在主要有兩個原因。一部分無地農民是計劃外超生人口﹐他們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未能分到集體土地﹐還有一部分是農村土地30年不動政策實施後的新生兒。‘無地農民’長大成人外出務工﹐就成了‘無地農民工’。‘無地農民工’的年齡層次基本都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年齡範圍。……據阜陽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局長汝天彬粗略估計﹐阜陽市228萬外出農民工中有‘無地農民工’60萬人﹐……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分析﹐‘無地農民工’群體分化為三類﹕第一類能在城市定居並成為市民﹐有著醫療﹑養老等保險。在當前戶籍﹑社保﹑教育等現有制度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能在城市擁有穩定工作﹑收入和固定住所並定居城市的﹐只有極少數人能成為第一類﹔第二類人在城市工作多年﹐隨著青春消逝﹐其就業選擇範圍越來越窄﹐甚至面臨失業﹐但由於長期在城市生活工作﹐不願回農村﹐仍選擇留在城市﹐成為城市中的赤貧者﹔第三類將返回農村﹐耕種父母或親屬的土地﹐或者租種他人土地﹐以此為生。後兩類人將可能是‘無地農民工’群體的主要去向。”（程士華﹑郭奔勝﹑王恒志﹕〈無地民工成城市新群體﹐面臨困境或成不穩定因素〉﹐《經濟參考報》2009年10月19日﹐http://www.china.com.cn/news/local/2009-10/19/content_18725494.htm）
[113] 程士華﹑郭奔勝﹑王恒志﹕〈無地民工成城市新群體﹐面臨困境或成不穩定因素〉﹐《經濟參考報》2009年10月19日。
[114]“二億多農民離開他的村莊外出就業﹐其中1.4億離開村所在的鄉鎮前往城市。……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的變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城鎮不能沒有一點變化。……因此﹐我們要加快制度改革﹐包括戶籍的改革。戶籍改革的困難就在於如何解決戶籍制度之上的福利政策﹑社會保障問題”（陳錫文﹕〈當前農村改革發展的形勢和總體思路〉﹐《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
[115] 柯堤整理﹕〈出口導向一鼓再衰﹐內需拓展由表及裡〉﹐《調查研究通訊》No. 2009~8。
[116]“圍繞著這個人口群體潛在需求的釋放﹐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拉動和加工貿易出口部門的轉型便可以落到實處﹐同時也就基本消除了主要產能過剩的隱患。伴隨著去擬化過程的擴展和深化﹐三農問題也將迎刃而解。”（柯堤整理﹕〈出口導向一鼓再衰﹐內需拓展由表及裡〉﹐《調查研究通訊》No. 2009~8）
[117] 吳小渝﹑吳海東﹕《中國城市化與西部小城鎮發展》﹐第36頁。
[118]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2009年兩會期間答記者問﹐“大約現在農村還有一億多富餘勞動力﹐每年需要大約轉移800~900萬”（〈尹蔚民﹕全國40％企業減崗﹐失去三百萬工作崗位〉﹐網易新聞2009年3月10日﹐http://news.163.com/09/0310/10/541MT25N000136K8.html）。
[119]“這些年國家關注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的力度不斷加大﹐如增加農業補貼﹐取消農業稅﹐將農民納入醫保﹑養老體系等﹐都讓農民感受到了切切實實的好處。但問題依然存在。據李昌平等學者的調查﹐如果除去打工等額外收入﹐中國農民從農業上的收入是減少的。”（〈專家稱中國農業政策落後﹐農民增收困局20年未變〉﹐新浪網2009年11月9日﹐http://news.sina.com.cn/c/2009-11-09/101219006822.shtml）
[120]“對於農民增收的手段﹐陳錫文認為根本出路還是在於轉移農村人口﹐使農民人均土地增加﹐‘否則以當前中國農民人均一畝三分八的地﹐種金子也富不了’”（李靜睿﹕〈十八億畝耕地紅線未突破〉﹐《新京報》2010年3月7日﹐第A06頁）。
[121]〈人民網2009“十大最強音”〉﹐人民網2010年1月3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10693906.html）。
[122] 以深圳為例﹐“根據國務院批復的〈深圳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大綱（2006~2020年）〉﹐2020年建設用地規模不能突破976平方公里。也就是說﹐今後11年內﹐深圳建設用地面積僅可淨增59平方公里﹐年均僅四平方公里。嚴峻﹗就是深圳土地資源緊缺的形勢。”（〈深圳新增建設用地潛力僅142平方公里〉﹐《深圳晚報》2009年12月17日﹐http://city.finance.sina.com.cn/city/2009-12-17/118787.html）“城市發展面臨土地承載力不足在全國是一個普遍現象。……根據國土資源部的一項調查﹐佛山市原土地利用規劃確定到2010年的用地規模﹐早在兩年前就已經被突破。……由於城市發展越來越受制於土地瓶頸﹐各地不得不在政策的邊緣遊走﹐不斷探索和突破﹕蕪湖市2009年實際用地已經超過全年指標一倍以上﹐達到1.3萬多畝﹐多出來的六千多畝土地使用指標都是通過大項目圈外用地﹑平移農村建設用地指標等方式來解決的﹔2008年以來﹐北京市朝陽區也加大土地儲備力度﹐啟動了一系列徵地拆遷項目﹐目標是儲備26平方公里建設用地﹔深圳﹑東莞﹑佛山等城市開始‘舊城鎮﹑舊廠房﹑舊村居’的‘三舊’改造﹐也是希望借此騰出更多的城市建設用地”（侯大偉﹑楊玉華﹕〈建設用地在城鄉兩頭擴張﹐過度開發挑戰承載極限〉﹐《經濟參考報》2010年1月11日﹐http://big5.ce.cn/cysc/fdc/fc/201001/11/t20100111_20011079.shtml）。
[123]“2009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穩定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現有土地承包關係要保持穩定並長久不變﹐賦予農民包括離鄉農民工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有關專家認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從長期不變到長久不變﹐一字之差﹐卻具有重大的實質性意義﹐將成為農村土地流轉的新起點”（黑體加重為筆者所為﹔王曉明﹑王春雨﹑曹國廠﹕〈新時期我國土地流轉存在的隱患及對策分析〉﹐上海農業網2009年3月23日﹐http://www.shac.gov.cn/zxzx/xwkd/gnxw/200903/t20090323_1226935.htm）。
[124] 韓俊提出要關注的幾個數據﹐“1990年代以來﹐由於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大量農用土地轉為非農用地﹐全國每年至少有三百萬農民成為失地農民。……現在累計的失地農民可能已達4~5千萬﹐已成為很龐大的社會群體﹐其中完全失去土地﹑沒有工作的農民至少在一千萬人以上﹐佔失地農民的20％。……有關調查顯示﹐46％的失地農民失地後生活水平下降”（趙蓓蓓﹕〈如何解決失地農民問題﹖— 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韓俊〉﹐《人民日報》2005年12月5日﹐第16頁）。
[125] 王曉明﹑王春雨﹑曹國廠﹕〈新時期我國土地流轉存在的隱患及對策分析〉﹐上海農業網2009年3月23日。
[126] 張路雄﹕〈中國耕地制度存在的問題及不可迴避的政策選擇〉﹐《香港傳真》No. 2009~2。“若土地私有化﹐即使開始是平等的﹐那麼僅僅隨著各家各戶人口的變化﹐人均擁有的土地也會產生變化﹐導致新的不平等的出現。至於力量薄弱的小農經濟﹐在市場與資本的壓力下不可避免的分化就更不用說了。農民的土地使用權﹐不僅應該是長期﹑穩定的﹐更應該是平等的﹐這些比其完全的所有權更符合農民的利益”（賀雪峰﹕〈土地平等使用權+民主合作自治 — 農村發展的方向〉﹐《綠葉》2009年第8期﹐第116~119頁）。
[127]〈人民網2009“十大最強音”〉﹐人民網2010年1月3日。
[128] 值得一提﹐農民宅基地換房的“上樓致窮”現象﹕“宅基地換房或者舊村改造﹐讓農民上樓居住﹐某種程度上給農民的生活帶來了太多的不便﹐尤其是那些沒有穩定工作的農民﹐還要繼續從事農業工作的農民更為嚴重。……原來在宅基地居住時的隱性成本就成顯性成本﹐比如物業費﹑水費﹑電費等都會大增﹐原來的院子可以養豬﹑雞﹐現在都不能養了﹐原來的房子可以多建幾間出租﹐現在也都不行了﹐這樣的剛性成本增加是農民‘上樓致窮’的主要原因”（鄭風田﹕〈農地入市的是與非〉﹐人民網三農論壇2009年11月29日﹐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boardId=10&treeView=1&view=2&id=96131031）。
[129] 又如﹐李昌平指出﹐“菲律賓曾經是‘亞洲典範’﹐跟我們今天的情況是一樣的﹐大資本下鄉﹐逼著農民破產﹐農民就進城打工。當經濟危機到來的時候﹐大量農民工失業﹐可是農民工再也回不去了﹐在城市裡要工作﹑要民主﹑要革命。菲律賓1960年代的軍事政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專家稱中國農業政策落後﹐農民增收困局20年未變〉﹐中廣網2009年11月9日）。
[130]〈戶籍改革﹐農民進城擴內需〉﹐香港《信報》2009年12月8日﹐第1頁。
[131] 劉茜﹕〈農民工“不願”入城﹖〉《南方日報》2010年1月28日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01/28/content_6816349.htm）。
[132]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6和2009。
[133] 至於石油等戰略性行業的國家安全﹑政治意義﹐詳見梁曉﹕〈石油﹐不全是經濟〉﹐《世界是平的嗎﹖》
[134]“事後有關人等指出此為‘未經授權的交易’。眾所周知﹐如果這宗買賣替公司帶來利潤﹐‘流氓’便是‘英雄’﹐而交易有否獲批准亦無關宏旨﹗”（林行止﹕〈油價不易測﹐生化能源吃香〉﹐香港《信報》2009年7月6日﹐第8頁）
[135] 國泰航空上一次出現虧損是在1998年﹐趕上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虧5.4億港元（〈需求放緩拖累﹐燃油對沖損手﹐國泰勁蝕85.5億歷年最差〉﹐香港《信報》2009年3月12日﹐第1頁）。
[136]“海地人民甚至以黃土加鹽和菜油搓成泥粉焗成泥餅﹐一百塊普通餅乾大小的泥餅售價由一年前的3.5美元上昇至4月上旬的五美元﹐漲價的原因是從山區運泥的費用因能源價格急昇而上漲。……4月23日德國《明鏡週刊》在報道該國一個農作物投資俱樂部的資產從1.5萬歐元變成1500萬歐元時以‘致命的貪婪’（Deadly Greed）為欄目”（林行止﹕〈糧食危機中對富人和中國的期待〉﹐香港《信報》2008年4月28日﹐第10頁）。
[137]〈糧食短暫失衡﹐毋須誇大危機〉﹐香港《信報》2008年4月15日﹐第2頁。
[138] 鐵礦石三大供應商要價強硬﹐歐佩克調節供給控制油價﹐國際炒家大鱷投機操縱油價﹐醞釀中的天然氣卡特爾……就連全球暖化﹐也能創新﹑繼而發展壯大出“碳排放權”期貨交易。
[139] 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47~252頁。
[140]“據中國第二次煤田預測﹐太行山~雪峰山一線以西11個省區共有煤炭資源4.5萬億噸﹐佔全國煤炭總資源量的89％﹐其中新疆預測資源為2.08萬億噸﹐佔全國的32％”（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53~259頁）。
[141]“鉻﹑鈦﹑鎳﹑汞﹑鉑族﹑鉀鹽﹑石棉的探明儲量佔全國的90％以上﹐鉛﹑鋅﹑釩﹑錳﹑錫﹑銻﹑重晶石佔全國的60~80％﹐銅﹑鈷﹑鎢﹑磷﹑硫鐵礦佔全國的比重超過或接近50％﹐鋁﹑鐵﹑銀﹑金﹑硼﹑天然鹼在全國也有重要位置。僅西北地區探明的130種礦藏中﹐鉬﹑鋰﹑鉀﹑鎳等40多種礦產居全國首位”（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60~265頁）。
[142]“譬如﹐著名的西氣東輸工程﹐規劃七年建成﹐估算直接使用鋼材207萬噸﹐消耗焊條5100噸﹐挖填土石方三千萬立方米以上﹐同時需要大量水泥﹑木材﹑氣泵﹑儀器儀錶和自動化設備。除了555億元主幹管道投資外﹐西部氣田和沿途城市內部管網的投資額上千億元。工程所需的施工機械﹑糧草供應以及產生的關聯效益尚未計算在內。水泥﹑木材﹑鋼材﹑建築材料不可能都從沿海運過來。這一個工程就可以大大激活管道沿途省區鋼鐵﹑水泥﹑土建安裝﹑機械﹑電子等產業的發展潛能。”（詳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67~270頁）
[143]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417頁。
[144]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第二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145] 不像指望著外來訂單的“三來一補”出口加工業﹐隨著訂單多寡﹑開工量的多少﹐工人今天來﹑明天走。
[146]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42﹑429~430頁。“這還是在高度限制城市人口增長的條件下實現的”（李旭梅﹕〈西部大開發之“大”— 讀《西部大開發方略》〉﹐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之二》第87頁）。
[147]“許多大量排污的鄉村企業﹐是靠損壞環境﹑破壞資源維持生存的。……從生態環境惡化和資源破壞的嚴重程度看﹐我國已經不可能再繼續承受進一步的破壞”（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40﹑242﹑58~61頁）。
[148]“同樣是花錢治理﹐同樣是幾通一平﹐沒有城市化﹐既解決不了農民繼續摟草砍柴﹑挖甘草﹑挖髮菜﹐也解決不了一斤蘋果五分錢﹐從而無法終止30多年來生態治理與生態破壞之間的競賽。……借西部大開發的東風﹐換一個思路﹐把幾通幾平從荒山禿嶺挪到城市邊上去幹﹐生態環境惡化和工農產品需求不足的難題﹐邏輯上就一舉解決了”（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165~168頁）。
[149]“譬如﹐青海湖環湖地區和長江﹑黃河源頭地區﹐沒有工業開發﹐沒有農墾兵團﹐只有很少數牧民﹐荒漠化土地面積每年擴大二百萬畝。黃河源頭瑪多縣﹐全縣人口才10717人﹐70％的草場退化﹐生態系統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幹部職工近一半時間發不出工資”（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421頁）。
[150] 參閱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210~230頁。
[151] 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第53頁。關於大時空調水戰略﹐推薦參閱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楊雙﹕《再造中國》﹔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方略》﹔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之一》﹔鄧英淘﹑王小強﹑崔鶴鳴﹕《西部大開發調研實錄之二》。
[152]“至於死守財富和亂散錢財﹐當然是一般社會人群中常有的兩種典型”（南懷瑾﹕《原本大學微言》第444﹑446頁）。
[153] 例如﹐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根據“公費醫療神木模式”算大賬﹐“全國只要花6％財政收入就可解決看病問題……神木一年下來﹐每人免費的公費醫療花銷是330元﹐全國都按照神木的標準實行免費公費醫療的話﹐4300億就可以實現了 — 而在每年七萬億的財政收入下﹐這只能說明‘有了錢不會花’”（〈民政部肯定公費醫療神木模式﹐人年均花費330元〉﹐《揚子晚報》2010年2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2/05/content_12935510.htm）。
现代服务业：扩大内需的基础﹐多數百姓共同富裕— 五論“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内陆开放加快方式转变 重庆求解“共同富裕”
（五）创新激发无限活力——五论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五分钟让你明白中国的扩大内需是怎么回事
中国百姓的思维方式
忧患是发展的“清醒剂” —— 二论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现代服务业：把转方式调结构作为全部工作的主线
五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创新激发无限活力
五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创新激发无限活力
解析十二五建议：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思维
现代服务业
多措并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五笔的基础
（一）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机遇在哪里—— 一论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二）忧患是发展的“清醒剂”—— 二论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发展的必然 时代的抉择——谈加快我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努力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排头兵——人民日报
任仲平：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然选择
（七）不说空话 多干实事—— 七论用领导方式转变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台媒:十二五扩大内需见真章 应积极培育消费热点——中新网
内部改善：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
把握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