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视信号接收器:周扬：结怨丁玲 他的历史是一个缩影

周扬：结怨丁玲 他的历史是一个缩影                        周扬从上世纪30年代起直到逝世，除“文革”被迫入狱接受审查外，一直担任思想文化界的主要领导职务。他一生的成功和失败，都同党的事业，同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与建设事业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的历史就是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的一个缩影。本文摘编自《周扬传》(罗银胜著)。
         一         建国后，按黎辛的说法，“文艺界的党员领导干部，如果说周扬是一把手，丁玲可以说是二把手了，丁玲的行政级别是七级，与周扬一样，是副部长级干部”。丁玲是20世纪30年代的共产党员，也是从延安来的作家，曾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在文艺界资历老、地位高、影响大，且曾担任过《文艺报》、《人民文学》主编和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实职，在周扬看来，丁玲有“一派”。        李之琏作为处理丁陈一案的参与者、冤案的知情人，近年觉得有责任将其内情公之于众，写了《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一文，留之后世。文章认为周扬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件所经历的三次大的起落密切相关。李之琏说:“我是1954年12月由中央组织部调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批判丁、陈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的。党组书记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兼任，作家协会的一切活动，也都由周扬直接掌握。我陆续听到一些反映，由此产生了许多想法。”        想法之一: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正在全国展开，为什么作协党组却把重点放在批丁、陈上？众所周知，肃反和思想批判是不同性质的。这不是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在一起了吗？想法之二:丁玲1933年遭国民党逮捕，经过一些折磨，三年后投奔陕北根据地。人们对她虽有种种议论，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奔赴前线；在解放战争期间深入农村参加土改，潜心创作，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全国解放后，党对她委以重任，她是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一位作家。为什么作协党组要这样地批判她呢？想法之三:周扬长时期从事文艺领导工作，他对丁玲的情况，无论是长处还是弱点，都是了解的。周扬还称赞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料，时隔一年多，却由他主持批判这个曾被他颂扬为创作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优秀作品”作家的“反党活动”，到底为什么呢？        这年夏天，在所谓帮助丁玲的会上，周扬提出要丁玲先在作协党组几个人即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和阮章竞面前谈自己的历史。丁玲把自己在南京那一段日子的情况和自己的错误和盘托出。不料，周、刘、阮三个人听了以后，互相看了看，并且肯定地说“当然是自首”。丁玲的失误是没有申辩。她还根据他们的要求，讲了“过去为什么不搞清楚”。她说:“1943年在延安已经讲过了，没有做结论。我问过弼时同志，1952年我问过安子文同志，本是能做出结论的，并非由于我隐瞒了什么，我也是希望有结论的，而且我也讲过我对延安审干，对于审查我的历史，我没有意见，丝毫没有引起什么隔阂。”        25年后的1980年，从“流放地”回京的丁玲还痛苦地记得，当时会上，暴风雨式地给她加了许多罪名。据徐刚回忆，“有一部分人的发言是给人施加压力的，如周扬、刘白羽、阮章竞等同志”，这些人都是会议的组织者。康濯则在会上积极配合组织者，“一再揭发丁玲的反党暗流问题”，陈学昭“发言揭发的材料最多，也批判得最激烈”。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对党忠诚”。        在1955年9月6日最后一次会议上，时在中宣部文艺处供职的郭小川作了言辞激烈的发言，被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看中，认为具有战斗力。随后，郭小川出任作协秘书长。        无奈中，丁玲终于分别在两次会上作了检讨发言。        为“帮助丁玲同志认识错误”，在会议期间，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同她进行了多次谈话，“帮助她准备检讨发言稿”。迫于强大的压力，也由于怕开除党籍，她在最后一次发言中“开始向党认错”。但即便如此，她的检讨还是被指责为“很不深刻、很不彻底”。        会议在组织者的掌握下，根据预先设定的轨道，终于走到了最后阶段。1955年9月6日，召开了党组扩大会。周扬在他作的总结报告中说，丁玲和陈企霞已形成“反党小集团”。最终形成了《中国作家协会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于1955年9月30日上报中宣部并转中共中央。        1955年9月3日召开的党组第16次会议，周扬在台上作总结报告。他说丁玲和陈企霞的错误已形成“反党小集团”，“康濯同志在一个时候(主要是担任中央文学讲习所秘书长期间)也曾参加过这个小集团的活动，但他在斗争中是表现积极的”，“他在会前就自动向党提供了丁玲的材料，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所以不列入反党小集团。当时文讲所丁玲有两个助手，一个是诗人田间，一个是写小说的康濯。作协为了整丁玲的材料，对这两个年轻人先进行威吓和利诱，田间受不了压力而自杀(未遂)，而康濯见风使舵，反戈一击揭发丁玲，结果成为一个转变的典型。就这样，丁玲和陈企霞在不知情，也没有任何正式通知的情况下，被定为“丁陈反党集团”。        这个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据李之琏说，“是周扬主持起草的”。李之琏读了作协党组报告和代中央起草的“批语”后，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报告题目和内容不符。题目是对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活动及处理意见，内容却很抽象很笼统。        这个报告引起了人们的疑问。第一，“丁、陈反党小集团”既是反党的，为什么不着重揭露他们的反党事实？既然是“丁、陈反党小集团”，为什么报告中罗列的事实主要指向丁玲，而对陈企霞只着重他的托派嫌疑？既然丁玲是反党小集团的为前者，为什么只决定开除陈企霞和并未列入“反党小集团”的李又然的党籍，而对丁玲是看她以后的态度？……第二，开除党员的党籍不应由党组作出决定。        这种情况确实令人震惊，但一些人心中不免也存点疑问。例如作协领导人关于他们“反党”的讲话中有一条是说丁玲在文讲所违反党的原则，提倡骄傲，鼓吹“一本书主义”，腐蚀、拉拢学员，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难道鼓励学员们写出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来是错的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亲自到会讲话，要党员作家注意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以丁玲等人为戒。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随即向全国宣传、文艺部门传达。 
        二        1956年夏天，在丁玲一再申诉下，中宣部组成了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组长，周扬、刘白羽、李之琏等为组员的审查丁玲历史(被捕问题)的专门小组，执行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中所提出的“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任务。        在审查丁玲的历史问题上，周恩来曾有过批示，他说:“由于周扬同丁玲之间成见很深，在审查时要避免周扬同丁玲的直接接触，以免形成对立，不利于弄清是非。”后来在审查过程中，专门小组同丁玲谈话时，都没有让周扬参加。        丁玲的丈夫陈明记得，1956年8月，丁玲写完申辩材料后，“就跟我到四川散心去了，一路上受到各地宣传部门的友好接待。我们认准了所谓‘丁陈反党集团’是周扬宗派主义制造的，完全是错误的，所以一切按组织手续申诉，从来没有走后门找关系。如果找人，当时至少可以向周总理、胡乔木等申诉。”        对丁玲等反党问题的调查核实工作，到1956年冬季才结束。这件事在中国作家协会内部引起了震动。调查核实结果是，作家协会党组1955年关于丁玲、陈企霞等反党小集团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的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所谓“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四条错误，都是不能成立或不存在的。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出现了一个刊物有三个主编的怪现象”。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        原来说，丁玲“狂妄地吹嘘自己，制造个人崇拜……1953年，文学讲习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调查的结果是，这次会场不是丁玲本人布置的，当她知道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和她的照片时，她即批评了布置会场的人，并把她自己的照片取了下来。        原来说，丁玲提倡“一本书主义”，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调查结果是:有一次丁玲和青年作家们谈话，她说:“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要写出书来，有作品；一本书也写不出来，还算什么作家呢？”        事情发展至此，似乎是柳暗花明。不料，1957年整风形势急转直下，陆定一、周扬等人对丁玲问题的态度顷刻发生了重大转变。最终，丁玲被划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丁、陈一案”，其株连面之广，打击面之大，恐怕仅仅次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有人认为周扬与丁玲成见很深，他不满意丁玲，是因为丁在毛泽东面前说周的坏话，而毛是相信周的。对此陈明澄清说:“这是与事实不符的。……丁玲无意当领导，只想搞创作，不会跟周扬争权。延安时期毛对丁说过:‘周扬有个好处，就是懂得一点逻辑。他的长处是听党的话，党正确他正确，党错误他错误。’当然丁玲对周扬也不是一点也没有看法，比如，从冯雪峰那里，丁玲了解到周扬在30年代对鲁迅不那么尊重。后来，延安边区参议会第一次选举，周扬跟徐特立老人在同一个单位竞选，周当时说:‘看谁笑到最后。’我们觉得这样说话很不厚道，因为徐特立毕竟是党内的大老，毛泽东的老师。        打倒‘四人帮’之后，周扬进行了反思，对有些被他整的人表示了忏悔，但在丁玲问题上至死都没认过错，反而说什么丁玲在延安时期就属于‘暴露黑暗派’，又说什么丁玲历史上在南京自首叛变的疑点可以排除，但还有政治上的变节的污点。在1979年文代会上，周扬把作协挨整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该整但整过头了，另一类是不该挨整而被整。        丁玲问:‘那我属于哪一类人呢？’        周扬没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