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小额信贷

印度南部安德拉邦70多名小额贷款借款人，因为担心利息太高还不上钱，在2010年不约而同地选择自杀这条不归路。

记者/金姬

南亚地区刚刚经历一场质疑小额信贷的风暴。

印度南部安德拉邦70多名小额贷款借款人，因为担心利息太高还不上钱，在2010年不约而同地选择自杀这条不归路。对此，印度政府加强对小额信贷行业的管制措施，让放贷机构在多个政府办事处注册，并规定它们收款的时间和地点。在某些情况下，印度政府官员甚至会逮捕放贷机构的工作人员，指控他们纠缠借款人。

而邻国孟加拉对小额贷款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变化。作为小额贷款的发源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的家乡，女总理谢赫·哈西娜·瓦吉德认为咄咄逼人的放贷已经把小额信贷变为穷人的陷阱，让后者苦苦偿还利率在20%至50%的贷款，这一状况促使当局在2010年11月制定了27%的利率上限。

尤努斯本人也因为丹麦调查记者汤姆·海内曼在挪威播放的纪录片《深陷小额债务》(Brennpunkt，英文名Caught in　Micro　Debt)而被扣上“擅自挪用资金”的帽子，虽然此事已得到挪威政府澄清，“乡村银行”(又称“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也出面全盘否认了海内曼在片中的指责，但人们还是从这部将近50分钟的挪威语纪录片中第一次深刻认识到:小额信贷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好。美国的全球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戴维·卢德曼就公开表示:“我相信西方被小额贷款的故事误导了。这要看谁在讲故事，钱就去了哪里。”

而尤努斯的拥趸们并不相信海内曼等人的说辞。作为首先将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告诉《新民周刊》，从他本人和尤努斯的数次接触以及对“乡村银行”的实地走访来看，海内曼的纪录片是不实之词。中国首家P2P小额信用贷款服务机构“宜信”则对《新民周刊》表示:女总理抨击尤努斯的情况，是孟加拉政治斗争的结果。

也许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话相对中肯一些。他对《新民周刊》表示:“小额贷款对于农村扶贫工作的确有贡献，但不能夸大小额贷款的作用，它并不能消除贫困。”

尤努斯的“污点”

要想了解尤努斯当年“挪用资金”事件的真相，挪威发展合作署(Norad)2010年12月6日递交给挪威国际发展部长秘书处的报告就显得十分关键。《新民周刊》从Norad个人发展和环境部顾问安妮肯·玛丽卡·埃斯本森处得到了报告的电子版本，包括三份有关当年事件的附件，也许可以给尤努斯及“乡村银行”的做法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

报告显示，从1976年开始，尤努斯在孟加拉农村给贫困妇女提供小额贷款。在政府的支持下，他于1984年创立了“乡村银行”，并把小额贷款这一项目推广到孟加拉全国。所有借款人都是“乡村银行”的股东，“乡村银行”也成了“穷人的银行”。

在“乡村银行”正式成立2年后的1986年，挪威政府开始提供资助，双方签署了8项协议。截至1997年(发现“乡村银行”挪用资金后资助终止)，挪威共向“乡村银行”提供了3.9亿挪威克朗。按照协议，挪威驻达卡大使馆定期收到“乡村银行”的进展报告和孟加拉当局认可的财报，标明款项支出、受众群体和花费，以及反映当地农民因小额贷款而生活改善的纪录片素材。

尽管孟加拉方面提供的素材十分喜人，但是Norad内部出现不同声音。1993年12月20日Norad的一份备忘录曾写道:“事实上，根据对‘乡村银行’40位妇女会员10年的追踪，几乎所有人都是借新钱还旧账。”1994年6月1日Norad的记录也提及，“‘乡村银行’的还款率之所以很高，是因为很多人再次借钱来还债。”曾在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工作过的小额贷款调查人员托马斯·迪切还公开表示:“信贷的另一面就是债务。每次你去办理信贷，你就背债。穷人并不比你我更喜欢债务。”

挪威官方对“乡村银行”的工作产生怀疑是在1997年12月。当时挪威大使馆在“乡村银行”提交的1996年年报中发现，有6.085亿挪威克朗(其中1.7亿挪威克朗来自Norad，其余资金由瑞典、荷兰和德国提供)转到“乡村银行”的附属机构“乡村福利”(Grameen　Kalyan)基金会，作为“乡村银行”归还“乡村福利”的欠款。而挪威方面对于“乡村福利”基金会的存在和这笔资金转移一无所知。

“乡村银行”的解释是，“乡村福利”成立于1996年，由9名现任和离任的“乡村银行”管理层人士创立。由于这家基金会是非营利性的，而且在成立当年就濒临解散，所以“乡村银行”才决定“献血”。1997年12月3日，尤努斯开会表示:资金转移的主要目的是减税。但令人生疑的是，当时“乡村银行”本身就是免税的。而后，尤努斯进一步辩称，“乡村银行”把钱转给“乡村福利”以后，就能给那些借款人施压还钱。

挪威大使馆认为“‘乡村银行’管理层的解释具有不确定性和令人难以信服”，于是就通知了Norad。1998年3月16日，孟加拉政府、挪威政府和“乡村银行”开会协商此事。挪威大使馆咨询了孟加拉当地法律人士，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局面，Norad法务部也得出相同结论，认为挪威很难要回被挪用的那笔钱，因为有关这笔钱的条约内容已经履行完毕。为此，挪威方面做出妥协，只要求被挪用的1.7亿挪威克朗从“乡村福利”归还给“乡村银行”就行，尤努斯信守了诺言。这件事最后三方都不再公开提及。

34年，成果未知

暂且不论尤努斯当年挪用资金的举动是否妥当，小额信贷也未必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可以让穷人摆脱贫困。

卢德曼对《新民周刊》表示:“信贷就像药物:合适的剂量才会有所帮助。问题是人们可能会滥用。像尤努斯创立的‘乡村银行’模式的确在全世界范围内帮助了许多人，但小额信贷也让一些人陷入绝境。尤努斯向全世界兜售的‘小额信贷可以消除贫困’的理念，这不是事实。小额信贷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理贫困，但很少能让他们摆脱贫困。最近的一些研究并不能表明小额信贷减少了贫困。”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对印度南部安德拉邦首府海德拉巴104个贫民区、以及耶鲁大学对菲律宾马尼拉1601位信誉良好的小额贷款申请者的跟踪调研，发现小额贷款“在家庭开支和扩展家庭生意方面颇有成效，但对教育、健康和女性权利没有产生可见的影响”。研究者的结论是，小额信贷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神奇。

尤努斯在2006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经常引用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在孟加拉完成的实地调查显示，每年有5%的借款人摆脱贫困。但根据西方学者对以往30年小额贷款历史的统计分析，孟加拉国仍有超过80%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

国际社会援助基金会的凯蒂·托林顿表示，小额贷款经过数年迅速增长之后，现在可能是退后一步、并以全新视角来审视其效力的时候了。20世纪80年代，只要成功故事就足以“助燃”这个行业；20世纪90年代，关注焦点转移到财务绩效标准的完善上。“现在，随着这个行业走向成熟，小额信贷的社会效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小额贷款也不像海内曼宣扬的那么“阴暗”。卢德曼曾在海内曼的纪录片中质疑小额信贷的作用，但他对《新民周刊》坦陈，这部纪录片过于片面。“我个人认为海内曼在片中只是强调小额贷款的阴暗面，这正好和尤努斯相反。根据我的测算，‘乡村银行’的贷款年利率是24%，而借款者通常还清一半债务后就会再次借债。鉴于孟加拉的高通胀率，24%的利率也不算高。而海内曼在片中坚持用30%的数据。据我所知，除了印度，其实南亚地区的小额贷款利率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