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网页游戏论坛:可怜的张爱玲

可怜的张爱玲

陈启文

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张爱玲

作为人，尤其是女人，张爱玲既显得非常单纯又相当复杂。和沈从文一样，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她没有逃离大陆而是留在了上海。但沈从文在这个时代与社会的急遽转型的关头，曾一度精神迷乱以致绝望危机到了自杀的程度。张爱玲却一直在观望，她显然有些离不开上海，离不开这里世俗的、吵闹而又热闹的小市民生活，这是她习惯了的也很热爱的一种生活。她自己也说过自己是一个极俗的人，就像“张爱玲”这个名字一样俗不可耐。然而，在一九五二年（也有人说是一九五一年）她终于还是走了，担任美国新闻处驻香港的翻译。她在香港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描写一九四九年后的大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穷苦、悲惨生活。有人说这是歪曲丑化了中国大陆解放后的现实，把共产党“妖魔化”了。说实在的，这样的东西我也不喜欢，即使以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这两部作品也是文学败笔，完全是对生活的一种观念化演绎和图解。

我不知道张爱玲的作品后来在大陆被长期禁锢或封杀是否与这两部作品有直接关系，但从大陆后来的文化形势走向来看，即便没有这两部作品，即便她最终没有离开上海，张爱玲被封杀也是迟早的事。只有一种不被封杀的可能性，或者对意识形态进行另一种图解，或者就像沈从文先生一样改业钻研文物。当然，这只是一个假命题，事实上，张爱玲只可能走得离中国大陆越来越远，一九五五年岁末，她又离开香港远赴美国，直到在贫病交加中孤独地客死他乡。在她离开上海之后的漫长岁月里，她除了不断的改写和扩张旧作，在台湾、香港发表，几乎没有写出任何像样的新作。如果说她的作品在大陆是被封杀，她在海外的处境则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化，而这种边缘化和沈从文不同，是她的自我选择，在平实地完成了同美国左翼作家赖雅的第二次婚姻后，她闭门谢客，从此开始了她“大隐隐于市”、甘心作一个普通女人的生活。

如果就一个作家同时代或意识形态的距离来看，张爱玲可以说一直是甘心情愿地处于边缘状态的。她不是那种充满救世热忱的女人，她更懂得平凡生活的乐趣，这甚至也是她愿意一直待在边缘上的原因。在《秧歌》之前，或者说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她从未染指过任何政治和社会斗争，在许多人心中，她原本就是一个脱离脱离政治倾向的、追求无时间性、无功利性的纯粹作家。直到她写出了《秧歌》，很多人才改变了这种看法。到底是什么原因驱使她写了这样的作品？张爱玲本人一直对此保持沉默。而更多的人则认为是当时复杂的社会斗争将她被动卷入，她可能被谁利用了。这里，我不想也无法探究这个在张爱玲一生中十分偶然的事件以及这很个别的一两部作品，我一直固执地坚信，写了《秧歌》之后的张爱玲和以前的张爱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九四九年后孤独寂寞的张爱玲和以前那个在十里洋场红透了半边天的张爱玲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区别。

认识一个作家，应该从内部进入而不是在外部观察。而解读张爱玲的最好方式，还是看她的作品。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读到过比张爱玲写得更好的女性作家的作品。现当代的中国女作家极少有性别意识，她们的写作和男性写作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都具有强烈的公共价值取向，即便有，也大抵都陶醉在一种欲与男人一比高的女权主义情结里，她们作品中显示出了极强的女权意识，而不是女性意识。她们把女人天性中最美丽的一部分抛弃了。

张爱玲是一个女人味十足的女作家。她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个作家。这使得他一开始就与男性作家区别开来了，她一直站在女人的立场和角度上，打量着这个世界，也只有这样，才能和男人的立场与视角形成一个完美的映衬。男女平等更多的其实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一个女人变成了男人，或一个男人变成了女人，都是人性的扭曲，是人生的不幸。那些以大胆的反叛姿态和歇斯底里的语言来冲击颠覆和挑战男权的女权主义者，实质上是最瞧不起自己的女性身份的人，是自卑的甚至变态地想要放弃女权变成男人的人。张爱玲没有这样的女权意识，她和她作品的女主人公们都始终呆在女人的气味里，保持着女性本色。但张爱玲也不是那种“夕阳下的小女人”，她的小说、散文，虽然展现的是一个琐屑、亲昵的女人世界，却不流于小女人的自怨自艾、使小心眼、说悄悄话，不是百无聊赖的空虚游戏，在她娓娓道来的吴侬软语里，渗透着女性高抬轻放的一种大气。这种大气是不被性别意识囚禁的潇洒，她就是个女人，她天生就是个女人，这是自然而然的。

张爱玲自谓她“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然而这小却不是小女人文学自娱自乐的小，这小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小，有着男人难以达到的“四两拔千斤”的功力和深刻的人性深度。在小说《封锁》中，我们认识了一个“在学校里受气，在家里也受气的”小布尔乔亚吴翠远，“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接下来张家玲笔锋一转，从而把读者引向一个更高的审美境界，“生命像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那未免有点隔膜。”这一种难以洞穿的隔膜，像雾一样，把整个人生都裹在里面了，一下子写尽了人类面临困境时的束手无策。

这还不是张爱玲的代表作。读《倾城之恋》，读《半生缘》，我们会更敬佩她感受生活的独到。这种独到是她从人生底线的零度角里抓到的。她是个靠潜能而不是靠智力因素写作的作家。我们忘不了那个“迷迷糊糊地向前一扑”的白流苏，对社会和个人前途的那种迷茫感，内心的绝望与希望，颤抖与抽搐。每读到此处，我都会想起张爱玲个人的不幸生活。张爱玲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女人，她好像永远停留在处于幻想的少女时代，性情单纯朴实，缺少人生经验和防备心理，常入迷途。她嫁给汉奸文人胡兰成一直为后世所诟病。这个比张爱玲大了整整十五岁的男人，在描述他和张爱玲的生活中，是真正的小男人笔法，“我与张爱玲结婚已二年，现在仍像刚做了三朝，新郎与新娘只合闺房相守，无事可为，却在亲热里尚有生分，自然如同宾客相待，有时并枕躺在床上说话，两人脸凑脸，四目相视，她眼睛里都是笑，面庞像大朵牡丹开得满满的……”就是这么一个脂粉气十足的文人，一个酸得出崽来的文人，偏让张爱玲爱得如醉如痴，她原想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胡兰成，胡兰成转眼间却泡上了一个叫范秀英的“妞”，躲到温州偷欢去了。张爱玲追到温州，哭泣着哀求胡兰成：“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自寻短见，亦不致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但千呼万唤，也唤不回胡兰成的一丝良知。张爱玲独自回到上海，把自己积攒下来的稿费三十万金圆券寄给了胡兰成，这位天真的女子想让那个负心汉去受良心的谴责。然而胡兰成早就没有心了，徒有一具寻求感官刺激的躯体。后来他流亡日本，又把范秀英抛弃了，和汪伪特务头子吴四宝的遗孀鬼混在一起，还把他和张爱玲的婚恋，写成了一本很香艳的《今生今世》，一个弱女子真挚的情感和痛苦的泪水也就成了他卖钱的奇货。这本书不久前在大陆印行后，一时为今世才子佳人奉为奇珍，对胡兰成的激赏一时甚嚣尘上。可怜的张爱玲，可怜的女人！

或许就是因为这一人生败笔，再加上《秧歌》《赤地之恋》等文学败笔，以及别的种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张爱玲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主流文学之外的一种花絮。今天，我们终于可以正视她的文学了，我们终于发现了她以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指给我们的一个世界，那是个“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的世界。从不轻易夸奖谁的作家阿城，说张爱玲是中国少有的几个具有宿命感的作家，正是因为他比我们更早地看到了这一点。张爱玲的这种更多是出于天性的边缘化，使她成为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具独异性的一个女作家，一个作家，就像有人评说过的，作为女人，她“能享受生活，也能在享受的瞬间领悟到生命的悲怆和不可理喻”。这是以文以载道为核心价值的中国文学最缺少的东西，它让我们体会到了比制度强加给我们的痛苦更深的痛苦。哪怕是她读高二时信笔写下的一篇《秋雨》，也让我们读了有一种整个生命湿透了的感觉。这使我更加坚信，真正的大作家都是天生的。我说的这种天赋，不止是智力因素。它是一种神秘的、隐蔽性的因素，难以描述。

一些偏执的意见认为张爱玲的不幸是因为她太痴情、太柔弱、女人味太浓，缺少反抗精神，如果换了一个比较有女权意识的女作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此说未免太狭隘了，极具反抗精神的萧红其境况比张爱玲还惨。何况，出身名门的张爱玲也并非一个守旧的女子，她从十岁就开始接受现代西式教育，自然也包括了男女平权的教育。她对女性意识的深刻发掘，对女性独特性别经验的抒写，也始终保持着一个现代女性开放的精神姿态。

张爱玲的悲剧不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而是因为扭曲人性的社会让她做不了一个真正的女人，而男人也不成其为男人。这一点，我们在浸透了她灵性的文本中也是不难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