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汁肉白吉馍加盟:毛泽东寄给李庆霖的300元怎么用?

　1973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李庆霖写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给他的复信。文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在开党委扩大会议时,可分出一天时间,宣读学习毛主席的信,并就知青问题进行讨论。此后,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制定出一些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 
　　李庆霖“告御状”,虽然不可能根本解决当年的知青问题,更不可能终止知青运动,但它客观上促使中共中央高层全面调整知青政策,使得全国成千上万名知识青年的处境明显改善。后来,有知青称李庆霖为“知青之父”。 
　　 
　　二 
　　 
　　1973年之前,像李庆霖这样的人物,在中国的土地上实在是太多了。他们就像荒原上一棵普通的树,无论上天给他们安排什么样的命运,他们似乎都只能够逆来顺受,没有任何反抗的可能。 
　　但是,李庆霖,在人生的第44个年头,以他特有的方式,一鸣惊人。他的行为,影响了两千万知青的命运,而他自己的命运也因而被彻底地改变了轨迹。 
　　1929年,李庆霖出身于贫民之家。他的祖父曾经以讨饭为生,父亲则很小就被送出家门,跟着人家当学徒,出师后曾开了间铺子,但不久就倒闭了,只好也走上了乞讨的老路。父亲后来还患上了精神疾病,年纪轻轻就丧失了劳动能力。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只能四处打短工挣得微薄的收入。童年和少年时的李庆霖,尝尽了人间的苦难。 
　　生活很苦,要强的母亲还是咬牙供李庆霖上学。李庆霖是个懂事的孩子,学习很用功。1944年,他考入了免费的福建省立仙游师范。师范学校毕业后,李庆霖被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担任小学教师。他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新中国成立伊始,李庆霖的心情是很好的。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孩子,居然有了一份体面的社会职业,有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虽然微薄,但和自己的父辈、祖辈相比,应该知足了。 
　　不过,任何人的生活都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李庆霖也一样。1969年,他的长子李良模响应国家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在莆田山区的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务农。刚刚下乡时,李良模的口粮、生活费都由国家供应,家里偶尔给他一些零花钱,生活基本没有问题。但是,当国家不再发放口粮和生活费,知青要和插队所在地的农民一起靠工分生活时,李良模便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口粮不够吃,一年里总要有半年多靠跑回家吃黑市粮过日子。生产队不见分红,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别说买衣服了,看个小病、理个发都没有钱。 
　　李庆霖为孩子着急,为一家人的生活着急。他也曾到儿子插队的公社、县和地区反映情况,但什么用处也没有,儿子的待遇如旧、处境依旧。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李庆霖想到了直接向北京的毛泽东“告御状”。 
　　 
　　三 
　　 
　　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将近两千字的信。信中,他详细地诉说了儿子的困境、一家人的窘境。最后,在信里说: 
　　上述的许多实际困难问题,有关单位都不去过问,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这当家长的自行解决,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当我见阎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将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担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个孩子又将初中毕业了,如果过不了明春的升学关,是否再打发他去上山下乡呢?前车可鉴,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 
　　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我认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乡务农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小城镇的孩子,平常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其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以增长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当孩子在务农实践中碰到许多个人能力解决不了的实际困难问题,我要求国家能尽快给予应有的合理解决,让孩子能有一条自食其力的路子可走,我想,该不至于无理取闹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够忙的,是没有时间来处理我所说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 
　　实际上,在给毛泽东写信之前,李庆霖已经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不过,没有得到回音。他断定是周恩来没有收到。怎样让毛泽东能看到自己的信呢?想来想去,李庆霖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报纸上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时,外交部的王海容大多数时候都在场。干脆把信寄到外交部,请王海容收到后转交给毛主席,毛主席一定能收到。 
　　李庆霖猜对了。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南海读到了由王海容转交过来的信。 
　　据说,李庆霖的信深深打动了毛泽东。毛泽东颇为动情,还禁不住流下了泪水。他当即给李庆霖回信: 
　　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安排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从自己稿费中取出300元,寄给李庆霖。他还让汪东兴打听一下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举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泽东还说,可考虑把李庆霖的信编入课本。 
　　 
　　四 
　　 
　　1973年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毛泽东写给他的信。他激动地读了一遍又一遍,禁不住泪流满面。直到第二天傍晚,李庆霖激动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几天之后,李庆霖收到了毛泽东寄来的300元钱。他把这些钱存入银行,一直舍不得取出来用。他要把它永久地保存下来作为纪念。 
　　李庆霖并不知道,就在毛泽东给他回信后不久,1973年4月29日晚,周恩来在中央高层领导人会议上,宣读了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复信。周恩来还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毛主席操心。会后,国务院迅速组织了工作队,奔赴全国各地了解知青生活和工作状况。 
　　此后,根据周恩来等人提议,决定把知青下乡只作为一项工作,不再搞运动。这就使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被动摇了根基。此外,国家还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指标,从知青中选拔一些人,招工、招生、征兵和提干,使得知青们能有更多的出路。客观地说,李庆霖的信,为当年知青生存境况的改善是有好处的。他也因此成了知青和知青家长心目中神圣的人物。 
　　在改变广大知青生存境况的同时,李庆霖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也被彻底改变。省里、市里一直关注着李庆霖。当地领导知道,毛泽东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十大”很快就要开了,但李庆霖还不是党员,甚至连入党申请书都没有写。他们就找人做李庆霖的工作,让他赶快提出入党申请。可惜,李庆霖提出入党的时间太晚,替他运作入党的事太紧张,最终他的入党问题也没有在中共十大开幕前解决,李庆霖也就错失了参加党代会的良机。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很看重李庆霖,专门派人把李庆霖接到福州,当面表扬他,告诉他说组织上可以帮他解决一些困难。李庆霖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把插在他身上的“白旗”拔掉,二是恢复其妻子的公职。韩先楚当即表示同意。
　　李庆霖虽然没能参加“十大”,但各级领导还是不敢违背毛泽东的意志,安排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选其为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在莆田,他从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成为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县知青办副主任,1974年还担任了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负责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 
　　不过,李庆霖没有料到的是,作为一个“小人物”,他向社会舞台的中心迈出了第一步之后,就似乎再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因为毛泽东给他回了一封信,他的身份似乎已和普通百姓不一样了。他成了莆田派性斗争中双方极力拉拢的人物。莆田的大街上,一度出现了很多大幅标语:“向李庆霖的革命精神学习”、“向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开炮”……谁都知道中国式标语的含义。李庆霖这面“旗帜”,谁能握在手里,谁就能占据派性斗争的制高点。 
　　“四人帮”也在李庆霖身上大做文章。《红旗》杂志约李庆霖写了篇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就把他与辽宁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并称“北张南李”,树他们为“反潮流”的典型。 
　　江青还亲自接见了李庆霖。 
　　在1976年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到处表态,到处演讲,要把各级领导当作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他毕竟是一个偏远地区文化水平不高的小学老师,根本不具备进入政治领域的素质。他认为,毛泽东是革命的,一定要站在毛泽东这边。 
　　支持毛泽东,才能对得起毛泽东。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对别人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这就不是他能考虑的内容了。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曾经红得发紫的李庆霖自然迎来了命运的惩罚。他被视为“四人帮”的小爬虫,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初,他被正式逮捕,后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五 
　　 
　　李庆霖怎么也想不到,他那风光无限的日子,只维持了短短三年多时间。 
　　1994年3月,李庆霖获准提前出狱,回到莆田县他世代居住的老屋。由于没有经济来源,他的生活非常困难,只能靠每月到县民政局领取一点生活费维持生计。 
　　出狱后的李庆霖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他不希望有媒体来打扰他。摆弄摆弄花草,看看报纸,和邻居聊聊天是他日常生活中的最爱。不过,当年的老知青一直在关注李庆霖的命运,不时地有人给他寄钱来,也会有人赶到莆田来看他。 
　　1973年毛泽东寄来的300元钱,李庆霖当时就把它存在银行里,一直没有取出来。 
　　2004年2月19日,李庆霖因病去世。他的墓碑上,镌刻着毛泽东写给他的那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