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去疤植皮:1958年11月蒋介石秘密召见张学良都说了什么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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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蒋介石秘密召见张学良都说了什么

(三)

1957年始,张学良在蒋送来的日记本的首页上写道:“蒋总统亲手交与刘乙光转来者,毅庵谨志45年12月24日于清泉。奉命写一本《杂忆随感漫录》送呈阅。”

要完成蒋先生交代的“任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学良决定“专心写那一本小册子”。张学良也想明白了,蒋介石并没有忘记他,而是想看看自己思想有没有转变,想看看他写出的东西是否对蒋“有用”。

1957年4月12日,“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完竣”。这份自述的“杂忆”,张学良写了整整4个月,期间,前列腺发炎、发烧……张学良都未停笔。在《杂忆随感漫录》中,最后一节的标题为“对共产党的观感”,张学良“剖析”了自己对共产党的“新的认识”,文中不乏有迎合蒋介石的观点。

张学良写完回忆录后在日记中写道:“此乃我从来没写这么多字的东西,虽然不完美满意,但我竭尽心力矣。”

刘乙光将《杂忆随感漫录》及张学良的信,送台北交蒋经国。

5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带回“总统”的意见:一是要张学良将《杂忆随感漫录》重新抄一遍;二是要求张学良将“去年12月17日上蒋‘总统’西安事变的复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嘱我亲笔抄写。”并言“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刘乙光再三交待:“二事皆‘总统’亲告彼者。”抄写这两份材料,张学良整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刘乙光将张学良缮写的“反省录”送至蒋介石,“总统”说:“留下我研究研究。”并交待说准备将张学良迁至“较近之处”“但未言明地点,何日期”。这份原本是奉蒋介石之令,张学良撰写了西安事变的经过,是作为私人信函交蒋介石的,现在被蒋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张学良亲手再抄写一遍。(这份材料后来流传外间,变为“西安事变忏悔录”。)

8月12日,蒋介石、蒋经国又给张学良“布置”任务,要求张学良写读《苏俄在中国》之读后感,并“把西安事加进去,”以便公开发表。《苏俄在中国》一书是蒋介石著的。
8月初,张学良发现自己咳嗽痰中有血。“照X光,看了内科和眼科大夫”。从8月14日至8月18日,张学良花了五天时间写完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

8月26日,刘乙光将该文送交蒋经国,得到的答复是先“放在那里吧!”

这一连串的“奉命之作”,总算都交卷了。随后接到通知,准备搬迁到高雄,1957年10月24日,张学良举家离开井上温泉,入住高雄西子湾。刘乙光告诉张学良,“总统”的寓所就在不远处,要保密,不要见陌生人。张学良有时看到附近岗哨增加,知道肯定是蒋介石来了,但蒋介石没有召见,几天后又归于平静。

(四)

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突然来到西子湾张学良住所,张学良在毫无思想准备下,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急忙召赵一荻与之相见,这是宋美龄第一次见到赵一荻。自张学良迁台后,宋美龄始终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在信函中只提“凤姐姐”及子女事,几乎未提及赵一荻。大家寒暄之后,宋美龄巡视了各房间,送了糖果及鲜花,并告诉张学良,她将去美国,赶紧写家信。两人谈了约半小时。张学良讲述了自己的想法:“对于名禄无所希求,但仍愿为人类和国家,在有限的余生,再有所贡献……”并提出想见见“总统”。这是张学良第二次提出想见见蒋“总统”。“今天看见夫人,我十分快活,但又悲伤。”宋美龄说:“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宋美龄去美国了,托“蒋夫人”转达的“求见”,没有动静。

8月2日,张学良在报上看见一篇周鲸文的谈话后,找刘乙光商量,想请刘乙光到蒋经国处探听一下高峰的意旨并请个人帮忙,“打算写一篇东西”。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主动”提出写迎合高峰的文章,“听说老先生要南来,想趁老先生在西子湾呈上去”。刘乙光听罢,自然很高兴,说:“如果能写的话,那早就是高峰的意愿,不必探询,一定赞许的,不过高峰不愿出诸命令而已。”

张学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老先生”看到他的思想已“有所改变”。这篇文章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交刘乙光28日送往台北,同时给台北包医生去信,讲述自己眼疾治疗的情况。

9月2日,刘乙光台北归来,告诉张学良他见了蒋经国,将信件送上。并向蒋经国汇报了张学良的“转变”。张学良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下午三点许,老刘乘汽车由台北返来,他告诉我:他到台北之后,将信件送给蒋经国,并请示三事,(1)余前书写之件,自己认为不满意,因彼时对共×的认识上未到时候,最近又看见了周鲸文的公表,自己决心写了这篇东西,但在文词上仍不满意,如加以修正,是所希望;(2)余近患目疾,已在高雄医治了一个多月,未见进步,如何办法?(3)时局不安,是否准备移动?日昨蒋经国将他(刘乙光)唤去,告诉他:我所写的东西,他已看过,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嘱我移医治眼疾。并手赠我红酒两瓶。”张学良从不愿意写回忆文章到“主动请战”,在蒋经国看来是“大有进步”。经上报“总统”同意,令张学良转移台北医院医治眼疾。

(五)

张学良在台北看病期间,临时住在北投幽雅招待所。

1958年10月17日,住所忽然迎来了一位客人——蒋经国。这是张学良与蒋经国的初次见面,过去互相都不陌生,但“无缘”见面。在日记中,张学良记下:“同蒋经国初次会见。早九点蒋经国来寓过访,相谈之下,甚为欢畅。我谢他多方的关怀,并道及我很想望一望老先生以慰多年的想念,并说明我之志望,富贵于我如浮云,惟一想再一践故土耳。彼频频问到起居饮食,我答以如今我之居处,已使我十分不安,并非矫情,乃现在的我,不应享此优荣也。彼又谈到如感寂寞,可以出去游玩游玩,并要派电影来赏阅,余力辞。约在十点左右,大家同摄数相片而去。”

这是张学良向蒋经国提出自己想见“总统”的要求。也许是宋美龄、蒋经国均将张学良求见的“要求”转告了“总统”,但更重要的是,从张学良送来的文章已表明张学良的思想“大有转变”。

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召见张学良。“11月15日早,老刘告诉我,昨日蒋经国将他唤去,关心我的病况,详加询问,并告诉他,我们要是回高雄以前,老刘须要再去见他。”

11月23日,刘乙光通知张学良做好准备,下午5点,“总统”将在大溪官邸召见。“3点一刻,蒋经国派其车来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4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张学良与蒋介石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对于张学良来说,是整整二十余年的“管束”,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张学良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见面的情形:

总统召见: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坐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时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余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疾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

……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蒋介石)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共谈话约半小时)

这是张学良到台湾12年后,蒋介石第一次秘密召见张学良。

张学良的“忏悔”表明自己认识“提高”,希望老先生推荐“应该看些什么书?”并能请教“有道之士”一同读书。从谈话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仍提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看来蒋介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西安事变”,并且将自己失败的责任都推到张学良身上,即便张学良已付出二十余年的“管束”时光。两人谈话仅半小时,蒋希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管束”生活依旧。张学良可以感受到的是,自从迁到高雄,蒋经国频频召见刘乙光询问情况,“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看来“子承父业”,自己要接受经国老弟的“管束”了。蒋介石后来也到过高雄,却没有再约见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