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骰骨疼:1966年周恩来亲列需要保护干部名单都有谁(图)--新闻中心

    周恩来最欣赏的大才子是郭沫若，他对郭沫若的革命立场和文学才华作了很高的褒奖。抗日战争年代，经周恩来建议，中共中央作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建国后，周恩来曾写信给郭沫若索要阅读“新的诗文著作”。

    1926年5月，郭沫若在广东大学听了周恩来的讲演，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当年6月，郭沫若在阳翰笙、李—氓的陪同下到周恩来住处，商定郭沫若参加北伐之事，从此，两人结下了深情厚谊。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第二天，郭沫若在李一氓住处向周恩来汇报了蒋介石直接指挥在九江、安庆捣毁党部、工会，屠杀民众的严重情况，劝说周恩来从速离开上海，并提出“上海现在不行了，我想回武汉组织力量讨伐蒋介石。”周恩来立即指出“你的意见很好，尽快走吧。”

    1937年12月南京陷落后，蒋介石迫于形势，决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周恩来和第三党的黄琪翔任副部长，负责宣传工作的第三厅拟由郭沫若任厅长。郭沫若开始不愿意担任三厅厅长职，他觉得“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处在自由的地位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力一点。一做了官，青年们是不会谅解的。”

    对此，周恩来晓之以三厅工作的重要性：“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周恩来并要阳翰笙劝慰郭沫若，不能以清高思想对待第三厅，这是个政权组织，作用不能低估，我们不是去做官，而是到尖锐复杂的环境中去工作，既要有热情，又要保持清醒和警惕。周恩来一边做郭沫若的思想工作，一边向国民党当局办交涉，争取较好的工作条件。

    1938年2月，胡风曾说，中国现在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一声号召可以波动世界的大作家。然而斗争需要鲁迅的继承者。郭沫若在文化领域所取得的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成就以及他在北伐战争和抗战初期表现出的革命和爱国精神，使他在文化界和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

    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向党中央提出建议，并由中共中央在1938年夏作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为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郭沫若通过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和他的戏剧创作、史学研究，在事实上也确立起了文化界的领袖地位。

    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郭朝沛先生病逝。周恩来送的挽联：功在社稷，名满寰区，当代文人称哲嗣；我游外邦，公归上界，遥瞻祖国吊英灵。这副挽联，既表达了对郭朝沛先生的沉痛悼念，又对郭沫若作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盛赞郭朝沛之子郭沫若“功在社稷，名满寰区”。

    1941年1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义愤填膺，题诗一首：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郭沫若多次向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朗诵这首诗，往往声泪俱下。他挥毫作《闻新四军事件书愤二首》：危局纵教如累卵，还须群力共撑支。王尊且勉叱驱志，郭太难忘党锢悲。风雨今宵添热泪，山川何日得清时？怅望江南余隐痛，为谁三复豆萁诗？怒问苍苍果胡然？莫须有狱出连绵！伤心已见兰成艾，谗口竟教矩化圆。已兆分崩同往日，侈言胜利在今年。谁欺只自欺天耳！那有蘧真个妍？

    郭沫若和周恩来的诗都运用曹植《七步诗》关于兄弟相残的典故，无情地鞭挞了国民党反动派制造内战、破坏抗日，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可耻行为。

    皖南事变后，重庆的政治环境日益险恶。在周恩来领导下许多进步文化人士陆续撤离重庆，郭沫若、阳翰笙等仍坚持留在重庆。

    接着，周恩来分析了郭沫若在革命的文化生活中最值得大家学习的三点：一是丰富的革命热情。“郭先生是革命的诗人，同时，又是革命的战士。”二是深邃的研究精神。他认为郭先生是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兼而为之的人。他针对当时的“清闲”，建议郭沫若“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郭先生，现在是时候了。”三是勇敢的战斗生活。“郭先生是富于战斗性的，不仅在北伐抗战两个伟大时代，郭先生是站在战斗的前线、号召全国军民，反对北洋军阀，反对日本强盗和逆伪的；便在二十五年的文化生活中，郭先生也常常以斗士的姿态出现的。”

    11月16日下午，纪念会在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参加者两千余人。周恩来致词说：郭先生是无愧于五四运动当中长大的这一代的。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中，他仍然是那样挺身站在前面，发出对野蛮侵略者的诅咒。这些都是青年们应当学习的。当日晚上，在天官府郭沫若那狭窄的小住宅里，周恩来高兴地举杯为郭沫若祝寿。

    在纪念郭沫若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时，郭沫若的早期剧作《棠棣之花》通过整理后搬上舞台演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新华日报》辟了《棠棣之花剧评》专页。周恩来为专页题写刊头，并修改《从棠棣之花谈到评历史剧》和《正义的赞歌，壮丽的图画》两篇文章。周恩来曾反复阅读《棠棣之花》剧本，多次同郭沫若谈论关于剧本的修改与演出问题。

    周恩来非常喜欢这个戏，他前后共看了七遍，多次对周围的工作人员说，郭老为什么在剧中特别强调“士为知己者死”这样的主题？这绝不是封建思想，这正是他对党感情之深的表现啊！

    《棠棣之花》的成功，大大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1942年元旦过后的第二天晚上，郭沫若开始写作《屈原》。周恩来知道后，特地登门看望，并一同探讨剧本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周恩来说，屈原这个题材好，因为屈原受迫害，感到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才忧愤而作《离骚》。皖南事变后，我们也受迫害。写这个戏很有意义。在周恩来鼓励下，郭沫若妙思泉涌，奔赴笔下，只用十天时间就把剧本写出来了。

    剧本写出后，周恩来反复阅读，肯定其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很好的作品。他多次到剧场看排演，对剧中高潮的《雷电颂》尤其欣赏。周恩来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得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自己心中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

    周恩来喜爱读郭沫若的诗文剧本，在他们分开时，周恩来忍不住写信问郭沫若“除在报纸外，你有什么新的诗文著作发表？有便，带我一些，盼甚盼甚。”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包办的“国大”开幕，国共和谈完全破裂，周恩来及中央代表团将不得不离开南京返回延安。17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于立群：临别匆匆，总以未得多谈为憾。沫兄回沪后，一切努力，收获极大。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民盟经此一番风波，阵容较稳，但问题仍多，尚望兄从旁有以鼓舞之。民主斗争艰难曲折，居中间者，动摇到底，我们亦争取到底。“国大”既开，把戏正多，宪法、国府、行政院既可诱人又可骗人，揭穿之端赖各方。政协阵容已散，今后要看前线，少则半载，多则一年，必可分晓。到时如仍需和，党派会议、联合政府仍为不移之方针也。弟等十九日归去，东望沪滨，不胜依依。

    这封信给郭沫若增添了斗争的信心和勇气，而对周恩来，郭沫若亦是西望梅园，不胜依依，于是他立即挥毫，倾吐肺腑，成诗一首，遥寄周恩来：疾风知劲草，岁寒见后凋。根节构盘错，梁木庶可遭。驾言期骏骥，岂畏路迢遥。临歧何所赠，陈言当宝刀！

    1966年 8月30日，在周恩来开列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郭沫若居宋庆龄之后，位列第二。

    1970年，在酝酿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时，有人认为郭沫若不跟林总上井冈山，而跑到日本，不能当四届人大代表。对此，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驳斥。

    1974年1月25日，北京举行了有一万八千人参加的所谓“批林批孔大会”，郭沫若几次被点名批评、罚站起来。江青还诬蔑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晚上周恩来派人来探望，并传达了三点指示：第一，为保证郭老的安全，二十四小时要安排专人在郭老身边值班。第二，请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小的卧室中搬到大办公室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

    在这前后，周恩来还亲自两次看望郭沫若，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著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郭老的著作，说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要不，就没有发言权。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13日，郭沫若把悲痛和哀思熔铸成诗：革命前驱辅弼才，巨星隐翳五洲哀。奔腾泪浪滔滔涌，吊唁人涛滚滚来。盛德在民长不没，丰功垂世久弥恢。忠诚与日同辉耀，天不能死地难埋。

    在周恩来的敬重和关怀下，郭沫若为中国革命的新中国建设的文化事业做出了不配的功勋。周恩来逝世后，郭沫若曾激动地说：“恩来同志是我的领导，我参加革命的最早领导人，大革命的时候是他引导我参加了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抗日战争时，他领导我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为党作宣传工作，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恩来同志的领导和帮助，我不能作出什么成绩的。”(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