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罩那个牌子最好:帝王学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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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学的智慧

卷一 帝王用人术

  第1节:管得最少的领导是好领导(1)

  本书开卷评说帝王学,要讲的就是两个字:“君道。”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怎么做好领导,怎么管好你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先概括地说,识大体,弃细务,此乃君道,也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把握的基本原则。做领导的人,绝不能事必躬亲,要做到“以不能为能”,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古往今来的例子都告诉我们:这样的领导往往做不了什么大事。

  君道,是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乃至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必须通晓、掌握的根本原则。把我们审视的目光投回古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帝王也是一个管理者,只不过他所管理的不是一般的团体,而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不过,关于怎么做帝王的一些原则、方法,则同样可以推而广之地运用到对现代社会普通公司、团体及社区的管理中去。

从中国历史的先例中,正反两面的例子都数不胜数。在两千多年前的楚汉战争中,刘邦在这方面的才能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的汉军中,制定大政方针和战略思想的有张良;负责经济规划,在战时及时解决军需问题的有萧何;而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则是最高军事指挥者,负责南征北战;甚至屠狗者出身的莽夫樊哙也屡次救过刘邦的性命——正是这些英雄各尽所能,成就了刘邦的“无能”之功。刘邦他可以什么都不会,但是,只要他能用好手下的人才就可以了,这是领导者成功的必备素质。而反观声称“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的楚霸王项羽一方:谋略他信不过范增,以致在鸿门宴上犹柔寡断,纵虎归山,放了刘邦,最终酿成大患;带兵打仗,他又信不过手下的众多大将,总是身先士卒,亲冒矢石,总给人一种要与将士争功的感觉——另一方面,脾气暴躁的他倒是也能体恤士卒,遇有伤病员,在难过之余,他甚至还会黯然流泪,并亲自给他们送饭、喂汤。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在打了胜仗、该封赏功臣的时候,项羽却对封王的大印爱惜不已,直到把“圆的磨成方的”,把印玩出缺口才肯给人家。因为项羽这样不爱惜人才,韩信、陈平这样的大人物才会离开他投靠刘邦。长此以往,项羽身边就没什么人才了,所以我们说,他这个“老板”做得很不合格——你项羽脑子里整天考虑的不是该怎样壮大、充实自己的团队,要么是婆婆妈妈的,要么是干出坑杀秦国二十万降卒这样的蠢事,因此,当时人称他这样做为“妇人之仁”,而他最后的下场也很惨,不得不自刎于乌江边上。因此,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便只具有美学的意义了——宋朝女诗人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也是在抒发这种美学理想,在她眼里,项羽是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但是却不适合做万乘之尊的皇帝。

  关于这样的道理,古人说过的话都值得我们在这里再了解一遍——春秋时的先哲老子说过:“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而战国时的大儒荀子的说法则是:“做帝王的,善于管理别人才算是有才能;普通人,以自己能干为有才能。”此外,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分到土地并守住它;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并参政、议政,那么天子就可以悠哉优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

  那么,这三个先贤是怎么知道这个秘诀的呢?他们身为一代大哲,对历史可谓烂熟于胸——他们只要想想尧、舜是怎样做天下之主的,就会明白了:

  在尧为帝王的时代,舜为司徒,契(商的始祖)为司马,禹(夏的始祖)为司空,后稷(ji)(周的始祖)管农业,费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这些具体的事,尧一件也不做,只是悠然自得地做他的帝王,而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各自都有什么才能,然后量才使用,并让他们个个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而尧则凭借他们成就的功业而统治天下,达到大治。

  第2节:管得最少的领导是好领导(2)

  前面我们提到,汉高祖刘邦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他曾经说:“说到运筹帏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精英。但是我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资本。”我们看,这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

  三国时的哲学家刘邵在他写的《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调和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则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所以才能统筹众多有才能的人。”这就是“以不能为能”的秘诀所在。

  所以说,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那种无形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这也是做帝王不容易的地方——才是有形万物的主宰;那些让人无法轻易看见其渊源的东西,才是世事人情的根本。打仗时敲鼓,那“咚咚”的声音不属于五音中的一种,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会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人君者,必须严守这一准则,而在具体部门负责、做“一把手”的政府官员、老板们也必须知道他们自己应当做什么事情,也只有这样,才可以把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做好。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西汉时,淮南王刘安在他写的《淮南子》里做过这样的比喻:“巧手匠人在建造宫室时,做圆的东西一定要用圆规,做方的东西一定要用尺矩,做平直的东西一定要用准绳。东西做成后,人们就不再去理会这些工具了,只是奖赏工匠的奇巧。宫室造成后,人们也再不会去管那些匠人了,而只是说,这是某君某王的宫室。”而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做到百发百中,就不如用后羿;驾车要想做到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春秋时著名的相马师与御车能手);治国要想做到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明正直的能人。这样做不仅省心省力,所成就的功名也极大。”这就是说,做帝王的人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像自己拥有一样去支配使用,而那些不明白这个道理的统治者就不是这样做的,他们往往事无巨细,凡事都要亲自做才放心,因此不会信任、重用有才德的贤人。反过来,做领导的不用有本事的人,那么有本事的人就会讨厌他,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功名、事业受到损害,其所管理的部门乃至整个国家、社会都会出现危机,这样的领导就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残酷的现实无情淘汰。

  战国时的法家申不害和尸佼在他们所写的《申子》和《尸子》中也对这一道理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申子》里说:“人君应当知晓他治国的最高原则,群臣应当知道自己所该负的职责。说话算数,说了就办,是各级官员的事,并不是帝王必须遵循的原则。”《尸子》里则说:“举荐贤能是各级官员的功绩,善用贤能才是帝王的功绩。”

  将历史的眼光拉回现代,如果以解放战争为例子,这一古老的原则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获得最终的胜利,究其原因,首先是人心向背的问题,但也不排除双方最高统帅部指挥谋略这一因素。在人民解放军这一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只决定战略方针,却不对具体的战役做战术干涉,而是放手让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徐向前、林彪、聂荣臻等将帅在华东、中原、西北、东北各地自主或协同作战,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指挥将本节所论述的领导原则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在占据道义阵地的前提下,毛泽东统帅有方,所以取得了节节胜利。相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部,却经常干涉各个战区以及各场战役的战役、战术布署,老蒋动辄亲自飞临前线指挥,结果,他的“聪明才智”始终挽救不了“党国”的颓势,在他的“瞎指挥”下,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逃到孤岛台湾,偏安一隅。

  第3节:管得最少的领导是好领导(3)

  上面说的是一国的领导应该如何行事,而小到一个社区、团体,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例如,某民办报业机构,初创时期在招募员工时可谓千挑万选,整个团队也称得上是兵强马壮。可是,企业经历了一段初始的亢奋后,紧接着面临的却是一片萧条惨局。至于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这家报社的总编不识大体,做不好领导。据说,他总是抢着干记者、编辑们该干的活儿,弄得手下人无所事事。反过来,他对手下人的“无能”总是表示不满,动辄训斥员工。结果可想而知,最后整个单位上下是怨声载道,大家都说,“他愿意干让他一个干好了”。接着,众人纷纷辞职,各自走散了,这个单位也垮了。熟悉职场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在当代中国社会屡见不鲜。

  在起用人才上是这样,在对待财富的问题上,道理也一样。从前商汤、周武消灭了夏桀、纣王,一旦拥有了夏、商两朝的全部财产,就把土地、财宝封赏给有功的大臣,举国上下没有不欢天喜地、心悦诚服的。用亡国者的财产赏赐功臣,整个国家的臣民都会争相效命,这就是懂得如何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做法。

  荀子说:“能修明礼教的,可以为帝王;会巩固统治的,国家就强大;善于笼络人心的,社会就稳定;只知道搜刮民财的,必然亡国。所以,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使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国家则有能力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而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者知道大难就要临头,于是开始拼命想把财富统统据为已有,这时就会出现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的现象。这种情况,叫做当官的‘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

  荀子又说:“当皇帝的不谈论自己有多少财产,地方诸侯不应过于在乎自己的利益,当官的不应计较自身的得失。”

  从前,周厉王爱财,因而亲近当时建议他搞国家专卖的荣夷公,大夫芮良夫劝谏说:“难道周朝的王室要倾覆了吗?荣夷公这种人,利欲熏心,不知大难就要临头了,你为什么要亲近他?利益,是世上万物自然产生出来的,是大地宇宙包容承载的公共财产,有如空气和阳光一样,可是世上偏偏有人妄图独占它,那可就后患无穷了!天地万物是天下众生的共同财富,每个人都要从中获取他的生存所需,怎么能独自占有呢?如果有谁执意要这样做,天下怨恨他的人可就多了!人怨甚多而又不知自己即将大难临头,荣夷公用这种方法来引导国王,这样还能长久得了吗?”

  后来,果然不出芮良夫的预料,周厉王在逼迫得国民们只能“道路以目”之后,激起了“国人暴动”,随后果真被放逐到了彘。

  战国时,魏文侯的仓库发生了火灾。在古代,发生火灾是一件很不祥的事,昭示着上天的惩罚。于是,他赶紧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也都哭起来。这时,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侯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现在火灾发生了,不过,幸亏没有发生更可怕的人患,这不也挺好吗?”

  孔子曾经说:“老百姓富裕了,做国王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因此说,圣明的君王用他的土地分封诸侯,用他的财物赏赐功臣,不和老百姓争夺利益,算是懂得了做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原则——那就是把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当做自己的来支配使用。

  “破财消灾”的通俗道理,在这里成为一条深刻的“君道”——为人君者不应太注重琐碎的人或事,只要抓住“领导权力”这一关键性的东西,对人对事对钱财,何不放开一些呢?

  因此,作为一个管理者,不论是管理一个国家,还是管理一个部门,都应“通乎用其非有”,要巧用“空手套白狼”的权术,用不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恩赐下属,这样领导者的位子才能坐稳。上面所引述的《国语》中关于周厉王亲近荣夷公、好“专利”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周厉王和荣夷公不听芮良夫的劝阻,结果三年后,国人放逐了周厉王,周王室从此衰微。联系到现实,我们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就很懂这个道理,他们把能不能使中国老百姓富裕起来看成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亡的大问题,这是非常富有远见的。在经济生活中,生意人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叫做“有钱大家赚”,而实际上许多人并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其实,只有做到“有钱大家赚”,你才有钱赚,不让大家赚,你也没钱赚——这就是“通乎用其非有”,亦即懂得如何运用不是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来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是真正的大智慧。

  总而言之,设立官位,分配职务,委派任命官员,监督他们完成任务;喜欢运筹谋略而不知倦怠,有宽容大度的雅量而又能获得大众的拥戴;善于解决各种矛盾,消除各种隐患——这些都是国家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治国大道。能做到这一点,文武百官就会对他既畏惧又爱戴,这就是帝王成就一统大业的根本所在。

  第4节:挖掘人才的优点(1)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用人就该懂得这个道理。善用人的长处,是因人成事的第一要务。

  考察、衡量人的才能,这是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之一。既然我们不是圣人,谁又能通晓各行各业,懂得天下各门各科的理论呢?所以舜统管各个部门,根据每个人的才能而委以不同的责任;汉高祖刘邦讲论功臣,对张良、萧何、韩信这三人的才干各有不同的说法。何况一般人不能和这些人相比,怎么可以求全责备呢?

  根据人的个性及其相应的长处和短处,刘邵的《人物志》大略概括如下:

  性格刚正、志向高远的人,不善于做细致琐碎的事情,所以应当用全面的观点看待这种人——既要看到他志趣恢宏远大的一面,也要看到他在处理琐碎小事时容易犯粗心大意的错;严厉亢奋的人,不会灵活处事,这种人在法理方面可以做到有理有据,正直公平,说到变通可能就会变得暴躁而不通情理;宽容迟缓的人,往往不讲办事效率,至于说到仁义,其为人则宏大周全而宽厚文雅,但对时势则不能迅速准确地把握;好奇求异的人,放纵不羁,追求新奇,运用权谋、诡计则卓异出众,以清静无为之道来考究,这种人往往违背常规而不近人情。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即帝王统治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实行王道德化的统治,适合于全局性、长远性的治理,用来处理具体事务就显得迂阔;讲究权谋的统治,适合于扶危救难,在安定太平的时局下就不会有显著的效果;匡正时弊的统治,适合于纠正奢侈坠落的风气,靠它来治理已经病入膏盲的国家只会越弄越糟;苛刻寡恩的统治,适用于纠正朝廷里的邪恶势力,靠它来治理中央机关之外的不正之风就容易失去民众;威猛暴烈的统治,适合于讨伐内乱,靠它来管理和平时期的老百姓就未免太残暴了;注重技能的统治,宜于发展经济、富国强民,用来解决贫穷衰弱,只能劳民伤财,给民众增加困苦。

  以上种种,都是针对某种流弊而采取的一时之计,对治理天下都不是长远的方略。同理,在用人方面也是同一个道理。

  从前,商朝贤相伊尹在大兴土木的时候,用膂力强健的人来背土,独眼人来推车,驼背的人来涂抹,各人做其适宜做的事,从而使每个人的特点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春秋时,管仲在向齐桓公推荐人才的时候说:“对各种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阴朋,请让他来作大行吧;开荒种地,充分发挥地利,发展农业,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作司田吧;吸引人才,能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作大司马吧;处理案件,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肯元,请让他来作大理(即法官)吧;敢于犯颜直谏,不畏权贵,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作大谏吧。你若想富国强兵,那么,有这五个人就够了。若想成就霸业,那就得靠我管仲了。”

  张良的师父黄石公说:“起用有智谋、有勇气、贪财、愚钝的人,使智者争相立功,使勇者得遂其志,使贪者发财,使愚者勇于牺牲。根据他们每个人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就是用兵时最微妙的权谋。”

  《淮南子》里这样说:“天下的东西没有毒过附子这种草药的,但是高明的医生却把它收藏起来,这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药用价值。麋鹿上山的时候,善于奔驰的大獐都追不上它,等它下山的时候,牧童也能追得上。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中,任何方面的才能都会存在长短不同的现象,比如胡人骑马方便,越人乘船方便,形式和种类虽然都不同,但彼此都觉得很方便,然而一旦换过来去做,就显得很荒谬了。”

  第5节:挖掘人才的优点(2)

  基于这一道理,魏武帝曹操下诏说:“有进取心的人,未必一定有德行。有德行的人,不一定有进取心。陈平有什么忠厚的品德?苏秦何曾守过信义?可是,陈平却奠定了汉王朝的基业,苏秦却拯救了弱小的燕国,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发挥了各自的特长。”曹操后来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用人观可以总结为: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

  由此看来,如果当年刘邦让韩信当谋士,让叔孙通去打仗,让于公去游说,让陆贾去办案,谁也不会创立先前那样的功勋,也就不有今天这样的美名。所以,“任长”这一原则,做帝王的不能不仔细研究。

  魏时桓范说:“帝王用人的原则是审时度势,合理使用人才。打天下的时候,以任用懂得军事战略的人为先;天下安定之后,以任用忠臣义士为主。晋文公姬重耳先是遵照舅舅子犯的计谋行事,而后在夺取政权时又因雍季的忠言奖赏了他。汉高祖刘邦采用陈平的智谋,临终时把巩固政权的重任托付给了周勃。”

  古语说:“和平时期,品德高尚的人职位应该高;战乱发生的时候,战功多的人应该得到重赏。”诸葛亮说:“老子善于养性,但不善于解救危难;商鞅善于法治,但不善于施行道德教化;苏秦、张仪善于游说,但不能靠他们缔结盟约;白起善于攻城掠地,但不善于团结民众;伍子胥善于图谋敌国,但不善于保全自己的性命;尾生能守信,但不能应变;秦朝方士王嘉善于知遇明主,但不能让他来侍奉昏君;许子将善于评论别人的优劣好坏,但不能靠他来笼络人才。”诸葛亮所做的这些总结,就是用人的艺术。

  一般用人,常常不能突破道德的屏障,因为这一标准有它的合理之处,无论怎么说,品德总是用人的第一标准。但是,“第一”并不是一切。如果是唯品德论,而看不到人的其它长处,或者是选拔任用了有德而无才的人,对任何一项事业都是有害的。正是针对这种传统的偏颇,曹操矫枉过正,提出了“唯才是举”的主张。虽然这个主张有些偏激,但却极有启发性。

  《帝王学》的作者赵蕤(rui)引用了曹操的话说:“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者,任其长也。”他这番话意思是说,苏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先是到秦国游说秦惠王,出谋划策让他去统一天下;当他游说失败后,又转而到秦国的敌人那一方去游说——先是去燕国说服燕文侯,继而又说服了赵、齐、韩、魏、楚等国,身挂六国相印。像这种两头卖好的人,可说是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但是,他却可以使六国联合起来对抗强秦,六国也的确平安了数年。燕王如果不首先任用苏秦,那么弱小的燕国恐怕早就成了秦王案板上的鱼肉了。

  还有陈平,他年轻的时候便是个游手好闲的人,甚至连老婆都讨不到,据说他甚至还有与嫂子通奸、收受贿赂的劣迹。当时正逢乱世,他先投奔项羽,项羽很器重他,他后来官至都尉。再后来,他又因与刘邦作战失败,怕被项羽杀掉而投奔了刘邦。可见,他也是一个没有“笃行”的无德之人。难能可贵的是,刘邦并没有因此而小看陈平,相反却比项羽还重用他。在后来的楚汉战争中,刘邦的许多奇谋妙计都出自陈平,并且在刘邦死后,陈平协助周勃诛灭诸吕,进一步巩固了汉王朝的基业。可以说,在用人这一点上,人没有好坏,只有短长。正如黄石公所说的那样,如果用得适当,连贪图小利的小人也可能很好地发挥出他的作用。

  孟尝君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孟尝君田文在齐国的时候,养士三千,什么样的人他都愿意招徕,曾有门客对他这种做法表示反对,责怪他说他不该什么人都收留。不过孟尝君并没有听这个门客的,依然我行我素。等到孟尝君被困秦国,在他试图逃出城的时候,他的门客中有善于学狗钻墙洞的,这个人钻出墙外,偷到了通行证;还有一个门客善于学鸡鸣的,他居然引得全城的鸡都开始鸣叫,使得守城士兵稀里糊涂地打开了城门。最终,在这个节骨眼上,孟尝君靠着“鸡鸣狗盗”的人才逃过一劫。所以说,在善于使用人才的领导中,谁更会使用看上去不是“人才”或者是“一无所长”的人,谁就可以做到更胜一筹,“泰山不择细壤,故能成其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6节:火眼金睛鉴英才(1)

  人与人是不同的,德有高下,性有贤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之大,足以成为人与动物的首要区别——我们从来无法从动物中找到差异像人与人之间那么大的,这是大自然的道理。那么,在芸芸众生中,何为圣人,何为智者,何为英雄,何为豪杰,何为儒、法、术、道吗?知道了各类人等的确切定义,做人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管人才能知道管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所以帝王学才堪称一门高深的学问,管理人也成为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没有一定经验积累和天赋的人,是做不了这样的工作的。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辨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在这一点上做得成功,那身为帝王的人就能使自己既显得耳聪目明,日子又过得安闲自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地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其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他们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而是见小利忘大义,自己总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自制力差,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有诸如此类表现的,就是没出息的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很伟大,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非常明确,言语扼要得当,做事有理有据,犹如人的形体一样和谐统一,这样的话,此人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一旦他富贵了,也看不出富贵的生活对他有何增益;如果他贫贱了,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坏的影响——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他们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他们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在人生的境界上赶上他们,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辱,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德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他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他们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而所谓“圣人”,则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间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的境界,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无阻。他们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们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所以,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也只有那么几个。

  第7节:火眼金睛鉴英才(2)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并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使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脱俗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与愤世疾俗者的做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做;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退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做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喜欢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在朝廷里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无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呼吸吐纳,做一些诸如‘黑熊吊颈’、‘飞鸟展翅’之类的肢体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注重某方面的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无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淡无欲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某位英雄豪杰做了这样那样的事。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本有名的专讲谋略的书,叫《玉钤经》(亦即《素书》),据说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写的。这本书中对所谓的“英雄豪杰”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洞悉下属的举动,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贪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总之,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家”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其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商代的伊尹、西周的姜子牙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率,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郑国的子产、魏国的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但是,世间万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上述各种类型的人才也不例外: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宏大量,喜欢在推崇一些人的同时讥刺苛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就一定要清楚地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其所做的学问叫“儒学”,汉代儒生如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总之,中国古往今来的人才,其类型大抵都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范围内了。身为部门领导的读者可以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一下手下的人才,努力将人才用到最适合他(她)的地方去。

  《孔子家语》里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品质的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官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帝王君主们要对人才品行的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识才是一门需要领导者兼具相关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大学问,历史上那些成功了的帝王,往往在识才上就占得了先机。

  第8节:除了会识才 还要会用才(1)

  造器尽其材,用人适其性。用一种人才,便成就一种事业。赵王用赵括而亡国,诸葛亮用马谡(su)而前功尽弃,这些血的教训足以提醒我们对用人的重视。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像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并且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夸奖他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曾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则,遵顺阴阳的变化规律,就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这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顺理阴阳的主要原因。”

  以上道理,在《尚书?洪范》中讲得很明白。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做九卿(相当于现在各部委的部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薄杨颙(yong)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做事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善于评论和研究儒学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师,会写文章的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至于有“骁雄”之才的人,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

  第9节:除了会识才 还要会用才(2)

  姜太公说:“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查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依法办事,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即便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既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败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好似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

  《玉钤经》上说:“大将虽以周详稳重为贵,但是不可以犹豫不决;虽以多方了解情况为能,但不能顾忌太多,患得患失。”这可说是评论将领之最精妙的言论。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人物,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呢?聪明出众,叫做“英”;胆力过人,叫做“雄”。这是对“英雄”所做的大体上的区分。聪明,是英才本来就应有的禀赋,但是英才倘若没有雄才的胆力,其主张就不能推行;胆力,也是雄才本来就应有的素质,但是如果没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办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使他在事前就有所谋划,但凭其洞察力却看不出行动的契机,这样的人只能坐而论道,不可以让他们去具体处理某事;假如能谋划在先,其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没有勇气实行,这样的人就只能处理日常工作,不能应付突然变故;如果是力气过人,但没有勇气实行,就只可以作为出力的人,而不能作为开路的先锋;再者,如果力气过人,且也有勇气实行,但其智慧不能预谋事变,那么这样的人就只可以作为先锋,不能作统帅。一定要能谋划在先,明察在后,行动果断,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英才——汉初的股肱(gong)之臣张良就是这样。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雄才——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就是这样。综上所述,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两种素质,那就能够掌管天下,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就是这样的人——至于这两个人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项羽失败了就否定他身上的帝王禀赋。

  量才用人也存在着一个辩证法:一方面,用什么人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正如《帝王学》的作者赵蕤(rui)所说的“欲观其亡,必由其下。”纸上谈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都是这方面有名的历史故事——赵王用了不该用的书呆子赵括,结果被秦将白起坑卒四十万;诸葛亮用了不该用的马谡而失了街亭,逼得他出兵岐山的行动完全失败,他自己也不得不以唱“空城计”来救急。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讲,君主、主将或主管者是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他会用什么人,于是,这也决定了他的成功或失败。正如孙武所说的那样:“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也。”项羽、袁绍之所以失败,刘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从以上四人的事例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样两个道理:第一,“妇人之仁”不可成大事。三国时郭嘉论曹操对袁绍有十胜,袁绍则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胜败。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他意思是说袁绍这种仁爱是短浅的、没有胸怀的,因为他爱的范围只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太有局限性。他的仁爱并不是从普天下的所有人出发,他没有博爱天下的气魄和勇气,所以他是成不了事的。

  第10节:除了会识才 还要会用才(3)

  类似的话,韩信在评论项羽时也说起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赏,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说这话的意思是,项羽对人很有礼貌,很慈善,总是好言好语,遇到有人病了,还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东西分给他。可是,当遇到该封赏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时,他却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舍得交出去。单从他“恭敬慈爱”、“泣涕分食饮”这点看,项羽的确有仁爱之心;可要是从他“玩印不予”这点看,却是十足的小家子气。所以,他和袁绍有同样的毛病——“妇人之仁”,结果都失败了,遗恨千古。有道是“大仁不仁”,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就应当有博爱天下的胸怀,而且也应该有容纳天下苦困的气魄。目光总盯在一时、一地、一二人身上,这样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

  第二、传统包袱太重,对事业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论袁绍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上背的传统包袱太重了。袁绍有“累世之资”,出身名门望族,这样的世家子弟办起事来,因门第的传统而处处讲规矩,繁文缛节很多,什么事都要先拿出个架子。结果是,既违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亲和,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他为人处事的风格远远不如曹操“体任自然”来得好,曹操那种直截了当的作风既顺应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创造和发展,于是,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再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宋襄公的例子也十分鲜明地佐证了这一点:宋楚两国交战时,宋军在河岸摆好阵势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军将领要求攻击敌人,宋襄公却背上了贵族“公平竞争”的思想包袱,要等楚军过河并且摆好阵势后再交战。结果,稳定下来的楚军将宋军打得大败,这一战例也贻笑千古。

  到了北宋末年,在宋与金的对抗中,宋人也是由于有前人的传统而十分讲规矩,凡事都要朝臣们商量好再做出决断,可是,正是这规矩害了宋人。据说,当宋廷听说金兵已南下时,就马上商议对策,可没等他们商议出个结果来,金兵就已投鞭渡河,一下闯过了基本上没设防的黄河“天险”。金兵过了黄河,几天之内就直捣汴京,兵临城下。其实,当时金兵人数只有六万,而北宋各路勤王兵马总共有二十万左右,但是懦弱的宋钦宗竟然不让勤王军队攻击金兵,一味求和。按照宋廷君臣的想法,他们认为满足了金人的要求,他们就会退兵。在宋廷愚蠢地赶回各路勤王兵马后,金兵杀了个“回马枪”,又赶回来一举灭了北宋王朝。由此可见,拘泥于传统的办事方法真是害人不浅啊!北宋灭亡时,国势虽然已经衰弱,但是并非没有人才,只是朝廷上有昏君,下有奸臣,人才得不到很好的利用,结果导致了玉石俱焚的惨剧上演,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令人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