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曾为筹款承诺提供大面积租界

　　特约记者|胡尧兵

　　导语：终身为革命奔走的国父，其“曲折借钱”经历多遭后世诟病。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曾这样为革命正言。

　　国父孙中山的革命同样如此，每次密谋起义，都要先筹足款项，用以购买、偷运军火，雇佣敢死队员，抚恤烈士家属，都要花钱。

　　但对常常孑然一身的国父而言，钱从哪来？ 

　　“革命股份公司”

　　孙中山一生都在为革命奋斗，同时也在为钱发愁。

　　1895年前后，孙中山于广州、檀香山、香港等地先后成立兴中会。兴中会会员，入会时每人交底银5元，另有义捐，以助经费。

　　香港兴中会宣言第8条还作了号召会员买“革命股票”的规定，“特设银会以集巨资，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具体做法是，每股收银10元，认一股至万股随便，收银后发给入股者一张“银会股票”，革命成功后，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说，在第八条之后，孙中山即兴加上了一句广告词，大意是说，买革命股票，于公于私都有益，比起跟清政府捐官、买顶子有利可图多了，能够获得10倍的收益，机不可失啊。孙中山共从中筹到港币1.3万元。

　　1905年12 月，同盟会发行了“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由横滨一家印刷店印刷，每张面额1000 元，实收250 元，规定由“广东募债总局”担保，在公司开始营运后，分五年偿还持券者的本金和利息。这次债券主要在越南的西贡发行，仅售出了一少部分。

　　1906 年同盟会委托在西贡的法国人安尼制作了四箱“中国革命政府军债券”，每张面额100 元。这些债券先后在新加坡、法国和马来西亚销售，得款5700 美元，约合11400 港元。次年，该债券的200 余张分两批付给了潮州、黄岗之役后被解散的军人，其余部分则付之一炬。

　　1911 年，同盟会在美洲发行了冠有中华民国名义的“金币券”，面额分别为美金10、100、1000 元，照券面金额的半价推出，并承诺于中华民国成立时，该券可以作为正式的国家货币使用。

　　同时还明确规定，凡捐助军饷者，均可获得“优先国民”的待遇。捐款5 元以上者，加倍发给中华民国金币票；捐千元以上者，革命成功后，享有经营 “一切实业优先权利”。这次债券推销业绩不错，在美洲获得8 万元港币。总计发行债券的全部收入约计10.64 万元港币。

　　为革命，华侨不惜破产

　　买革命债券的多是海外华侨，义捐也多是海外华侨。孙中山经常去美国、加拿大、日本、南洋各国的华侨聚集区举行演讲，演讲过后，听众受其爱国精神感召，便把身上的钞票掏出来捐献。

　　而此时的华侨多为苦力和小商贩，和百年后开办跨国企业的华裔巨富不可同日而语，更难能可贵。

　　很多华侨为了革命可以说是倾家荡产。1895 年， 为支持广州起义， 檀香山华侨邓松盛变卖其商店和农场， 孙中山的哥哥孙眉贱卖其牛牲，捐助4612 美元。南洋商人陈楚楠因为历年为革命事业耗尽与其兄合股的合春号公款，导致兄弟分产，官司打上法庭。

　　虽然说华侨是为了革命而捐款，其实也有投资的意思，比如1908 年， 孙中山劝说吉隆坡大侨商陆佑捐款， 并许诺， 如果陆能捐助革命， 军政府“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

　　中国同盟会筹集和收到的各种款项中，华侨的钱所占比例高达79%。其实当时国内的大商人都很有钱，据统计， 武汉商会仅在1911 年10 月13 日一次就向义军捐款500 万两， 重庆商会为四川境内的革命军筹饷有录可查的有40 多万两。不过却没给孙中山多少资助。

　　在孙中山看来华侨的捐款决定了革命的成败。1910 年2 月，因消息泄露，广州新军起义被迫提前发动， 孙中山谈到这次起义说“此次之失败， 实因于年底缺款五千。波士顿致公堂初许担任， 所寄不过一千九百余元， 纽约致公堂许担任者一文未寄， 遂致年初二党军亦以欠款而不作应援之计， 新军第一标遂不支退散”。

　　“前时帝制之破坏，华侨实为一最大之力”，国父在辛亥之后对华侨的贡献感慨有加。

　　国父“卷款出走”

　　1907年3月4日，孙中山在被驱逐出境前，接受日本政府送的5000日元和商人铃木久五郎馈赠的1万日元。在没有通知日本诸同志的情况下，只留下2000日元给《民报》，其他的都带走用于他处，招致了章太炎等人不满。

　　当时《民报》经费困难，章太炎几次电告孙中山，希望能够接济，都没有回应。他因此认定孙中山滥用捐款。把挂在《民报》社墙上的孙中山照片取了下来，寄给同盟会香港分会，附言说：“出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因为黄兴等人顾全大局才把事态平息下去。

　　1907年秋天陶成章游历南洋各岛，想在华侨中筹款，请孙中山写介绍信，孙没答应，于是陶成章等人又大肆攻击孙中山。面对内讧，孙中山想到哥哥因忠实地为革命捐款而破产的事实，痛心而又感慨地说：“从事革命十多年来所破费的资财，多是我兄弟二个任之，如果说是为图利计，我们又何必去干革命，以致抛弃了自己的资财，耗尽了兄长的家产呢？”

　　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美国历史学家韦慕庭最早注意的到孙中山的广东地域主义背景，孙中山早年的活动，其实都局限在广东人圈中，离开广东及海外广东人社群其实并无太大发展。

　　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区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

　　“理解国父”还需时间

　　为了革命的资本和武器，孙中山有时候会与友邦承诺一些不具革命性的条款。

　　据中山大学袁伟时教授研究，约摸在1900年6月初，孙博士会晤了法国公使朱尔斯·哈尔蒙德，希望得到法国军火装备和法国军事参谋的帮助。按照哈尔蒙德先生的报告，作为交换条件，孙中山提出在华南境内给法国人大面积的租界。

　　1902年12月底或者1903年1月 ，孙中山抵达河内，与法国总督的私人秘书会谈，“孙博士答应，在华南建立起联邦共和国以后，它将转向法国要求帮助，为了取得法国的支持，并将给以大面积的租界。”

　　1910年3月，孙文与美国人荷默·利和布思会谈，孙博士任命布思为同盟会的‘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并且授他以处理贷款、收款和购买所有陆海军装备的代理人的全权。布思负责掌握铁路建设的借款，割让满洲矿藏租借地给美国支持者。

　　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文转道伦敦，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孙博士答应在英国政府的建议下活动……他答应给英国和美国享有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优惠待遇。他将把中国的海军置于服从他个人命令的英国军官指挥之下。”由于英国政府寄希望于袁世凯，没有理睬这些建议。

　　辛亥革命之后，孙中山在广州执政期间，为了其革命事业筹集经费而将苛捐杂税强加到普通民众之上，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当地的“老广”，尤其是那些富裕的商人是这样形容孙中山：一生只凭三寸舌，再来不值半文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