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带裙搭配图片:张爱玲曾“与时俱进” 解放后写革命文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6/25 16:37:18
张爱玲,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文坛传奇女作家,经60余年后仍有大量痴迷的“张迷”,但是她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许多尝试与得失,却并非广为人知。具有强烈的左翼文艺色彩的《十八春》,是张爱玲以“梁京”为笔名,在1949年以后尝试写作的第一部“革命文学”作品。它在上海发表时的轰动效应,对张爱玲在革命文艺上的探索,很有一些里程碑的意义。

  左翼文艺界一向看重张爱玲

  1949年的张爱玲,平静地迎接了时代的巨变。

  她的姑姑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张爱玲借这个近水楼台,常和姑姑一起去看电影。她见了熟人就点头微笑,但仍像过去那样不应酬、不抛头露面。

  在这一时期,张爱玲很用心地看了一批“革命文艺”作品,有《小二黑结婚》、《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等,感觉似乎不错,还特地向弟弟张子静做了推荐。

  张爱玲对于前景的一点担忧,渐渐消散了,此时很想写一点什么东西,记录下社会的变化。

  现在她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文学环境。说起来,她和上海的“左翼文艺”早就有一些瓜葛。

  就她本人的趣味来讲,对左翼文艺并不欣赏,认为左翼的文艺观里有一种强迫性,她不能接受。可是,很多左翼文艺人士却对张爱玲一直相当看重。早在张爱玲成名之初,就有左翼人士劝告她不要急于在日伪统治时期发表作品,要珍惜名誉。上海解放后,掌了权的左翼文艺人士更是将她列入了争取的对象。

  1949年6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文化负责人、戏剧家夏衍,随军进入上海,出任了军管会文管会副主任。就在此时,张爱玲的朋友、左翼作家柯灵,向夏衍推荐了几篇张爱玲的小说。夏衍读后十分欣赏,从此记住了张爱玲。 张爱玲化名“梁京”重出文坛

  原先的上海滩,有很多无聊的市民小报。上海解放前夕,许多小报见势头不对,纷纷自动关门。夏衍进城后觉得不妥,认为上海不能成为一个没有小报的城市,于是他建议资深报人龚之方、唐大郎,要办一个格调健康的小报,起个示范作用。

  当年7月,龚之方和唐大郎就办起了一份《亦报》。与旧上海的小报相比,确有很大区别,沪上的文化名流纷纷向该报投稿。此时,龚、唐两人自然而然想到了曾和他们有过融洽合作的名作家张爱玲。

  两位报人兴冲冲地跑去找张爱玲,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在《亦报》上连载。张爱玲也欣然允诺,但要求用笔名发表。

  这次在小报上连载的小说,叫做《十八春》。张爱玲所用的笔名,叫“梁京”。

  这个作品很有一些里程碑的意义,它既是张爱玲在1949年以后的第一部作品,又是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篇幅最长的一部作品。

  最值得回味的还有———它还是张爱玲尝试写作的第一部“革命文学”作品。

  《十八春》是一个现代的上海故事,与张爱玲的生活完全同步。所谓“十八春”,即故事是从1949年倒溯十八年开始写起的。

  小说讲述的是,平民之女顾曼桢与世家子弟沈世钧相恋,中途却突生变故,沈世钧因父亲急病赶回老家南京,曼桢恰在此时落入姐姐曼璐布下的圈套。身为舞女的姐姐曼璐,为了笼络住花心丈夫祝鸿才,不惜让妹妹曼桢作为祝鸿才的猎物,并把曼桢幽禁起来,直到曼桢生下祝鸿才的孩子。

  这中间,沈世钧找到姐姐曼璐,询问妹妹曼桢的下落,曼璐欺骗他说,曼桢已经嫁了人。世钧万念俱灰,不久,便遵父嘱另娶了他人。而曼桢因为割舍不得孩子,在姐姐曼璐死后,竟然正式嫁给了祝鸿才。

  十八年后,也就是解放之后,顾曼桢与沈世钧偶然相遇,但两人的命运早成殊途,已绝无复合的可能。张爱玲的“革命小说”轰动上海

  这个《十八春》,是很值得研究的一部小说,其中有三个因素非常值得注意:一,这部小说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设置,完全是“照搬”了美国作家马宽德(John 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H.P.Pulham,Esquire)。二,它是1949年以后张爱玲在新时代里的第一次写作,动笔前,对小说的主题有过“与时俱进”的考虑。三,这篇革命色彩极其浓厚的小说,是张爱玲自成名以来,在上海市民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考虑到1949年后的变化,张爱玲的这篇小说,放弃了以往对意像、比喻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过去随处可见的机智与辛辣,而用了一种很温厚的叙事风格,娓娓道来。

  小说的结尾,有意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曼桢和世钧不期而遇,曼桢细述前因,解开了埋藏在世钧心头多年的一个谜。后来两人先后到东北参加建设,给了他们一个隐约可见的美好结局。

  所有的苦难,都因新时代的到来而结束———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小说套路,也是张爱玲为适应新时代所做的一点功夫。

  《十八春》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轰动,在上海出现了一大批“梁迷”。因为小说写得很真实,所以大众也很投入,天天追着报纸看,恨不能与小说中的人物同悲欢。当时有个女读者,恰好与曼桢有过相同的命运,看了《十八春》后悲不自胜,跑到报社打听到张爱玲家的地址,跑上门来大哭。

  周作人获释后,此时就住在上海,靠为报刊写稿为生。他同样也是天天读这篇小说,曾两次在文章中涉及《十八春》,可见小说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十八春》的轰动效应,也引起了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夏衍的注意,他专门找来龚之方,询问“梁京”是何许人。龚之方对他透了底,夏衍显得相当高兴,感叹道:“这是个值得重视的人才啊!”

  从这个势头看,张爱玲的新作,几乎重现了1940年代“满城争说”的盛况。

  这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故事。1969年,张爱玲对它做了改造,抹去了原先“革命”的结局,改名为《半生缘》在台湾出版,竟也引起岛上读者的热烈反响。

www.stnn.cc 失败让她悟到“此路不通”

  《十八春》连载还未结束,唐大郎就心痒难忍,急着向张爱玲索要下一部连载稿子。张爱玲很不适应这种边写边发表的方式,于是提出下一篇要写完了再发。到1951年10月初,张爱玲拿出了第二部小说稿《小艾》。

  《小艾》是一部中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这又是张爱玲创作中的一个异数。

  《十八春》的成功让她知道了:同情弱者是普遍的人性,苦情戏具有最广大的受众。因此《小艾》在悲情方面,又狠狠戳了一下人心。

  小说写的是“旧社会”里一个身份低微的婢女。主人公小艾从小被卖给主人家,辛辛苦苦做到十几岁,不幸被主人家老爷强奸,怀了孕,后来又遭姨太太毒打而流产。所幸与一位排字工人结了婚,才得以脱离魔窟。小艾与丈夫苦苦挣扎,终于等来了好世道,翻身得解放。

  这个小说,比《十八春》更为彻底,不仅具有强烈的左翼文艺色彩,而且与后来1960年代的“忆苦思甜”作品十分相似。

  不过,张爱玲原来的创作大纲,是从辛亥革命一直写到解放前夕,要搞一个旧社会劳动妇女的史诗出来。可是一路写下来,因为实在不熟悉底层人民,难度超过了她的想象,只好草草收场,勉强完成一个中篇了事。

  新的主题与风格,都能看出张爱玲力求与当时环境吻合的努力,但通过这次失败的尝试,她心里大约是明白了———此路不通!

  这样下去的话,创作灵感势必会枯竭,于是她对于“革命文艺”的探索,到此戛然而止。不仅如此,她还萌生了离开上海、远赴香港的念头。

  当时联翩而来的政治运动,无疑对张爱玲触动甚大,她本人虽未置于风口浪尖上,但对于愈来愈严峻的形势,肯定有相当的忧虑。这种“惘惘的威胁”,似乎与她一生都如影随形。

  1952的7月,张爱玲只身远赴香港,准备去念完因抗战而中断的大学本科学业。

  她走了,除了姑姑以外没向任何人告别。

  这一年张爱玲32岁,从此离开故土,开始了永远的流浪。

  此去是明智,还是不幸?无人能够作答。(文\清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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