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肾功能不全痛风怎么办:《21世纪经济报道》 - 黄有光 - 名家博客 - 博客 - 《财经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5 22:57:21
快乐、幸福与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娥妮）
——国家成功与人民快乐指标
黄有光
澳洲蒙纳士（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
kwang.ng@monash.edu
《21世纪经济报道》于本月4日成功地主办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21世纪GNH国民幸福论坛’。有多位发言者确认，能够率先领讨重要问题，是一份伟大报章的标志。笔者希望这会议与现在的继续讨论能够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并且进一步促进对国家成功与人民生活品质指标的改进，以避免我们走歪路，产量大量增加而人民快乐不增加或增加很少。
GNH是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缩写，直译是‘总国民快乐’。许多人偏好使用‘幸福’而不是‘快乐’。由于下述几个原因，笔者认为使用‘快乐’更好。
快乐、幸福、福祉？
习惯用法，人们倾向于使用‘快乐’来指当前的快乐，而使用‘幸福’来指比较长期的快乐。如果给定时段，例如都是指某年内，则笔者认为‘快乐’、‘幸福’、‘福祉’等，都是或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概念。如果某人当年几乎每天的净快乐量（快乐量减去不快乐或痛苦量）都是很高的，也没有很痛苦的时候，则他当年是很快乐的，也是很幸福的，他当年的福祉也是很高的。
有人认为‘幸福’应该排除不道德的快乐。例如一个强奸犯在某天可能因为强奸得逞而很快乐，但不能说他很幸福。笔者认为道德的问题很重要，但完全可以通过考虑对将来与对他者（不说‘他人’，因为不排除动物）的快乐的影响来处理。那位强奸犯是把自己当天的快乐（说成幸福或福祉都无所谓）建筑在他人更大的痛苦上（多数也是建筑在他自己将来的痛苦上），因而是不道德的，是必须受谴责的。问题不在于他当天的快乐本身，而是对他者及对将来快乐的负面影响。
用道德来定义幸福或快乐，笔者认为是因果倒置。用什么来定义道德呢？（道德不能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必须用其他概念来定义。）笔者用快乐来定义道德。终极而言，不道德主要就是对他者快乐的负影响。可能有人会问笔者，‘那你又用什么定义快乐？’快乐是一个基本概念，不必也不能用其他概念来定义，但可以解释如下。
一个主体（例如一个人）的快乐是其主观感受中感觉为好的或正面的感受（positive affective feelings), 包括肉体上的快感与精神上的欣慰。快乐的反面是痛苦，也是包括肉体与精神上的。【所谓肉体上的快感或痛苦，实际上最终也是精神上或主观意识的感受。强调快乐包括肉体与精神上的，主要是避免被误会为只包括纯粹肉体上的感受。】净快乐是快乐减去痛苦。
在任何一个时点，一个人的快乐的强度（intensity）可大可小，可正（快乐时）可负（痛苦时），多数时间可能等于或接近于零。在任何时段，净快乐量是这快乐强度在这时段中的积分。如果我们用横轴代表时间，正纵轴代表正快乐的强度，负纵轴代表痛苦的强度，则快乐强度可以用一条曲线来代表。净快乐量是通过原点（或零点）的横轴以上的面积（等于正快乐量）减去以下的面积（等于负快乐或痛苦量）。
不同的感官或不同精神上的快乐或痛苦，虽然有感受上的不同（不同的qualia），例如对美景的快乐感受显然与对美味的快乐感受很不相同，即使强度一样。然而，除了对他者与对将来的快乐的影响，这些不同却没有影响快乐的总量。许多哲学家对这简单的道理依然有很大的迷惑，正像他们对快乐是唯一有终极价值的东西依然有很大的迷惑一样。（详见拙文<快乐应是人人与所有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11月，第37辑，第4-14页。）
为什么偏好使用‘快乐’？
如果说快乐、幸福与福祉都是一样的概念，为什么笔者偏好使用‘快乐’？如果严格根据笔者所使用的意义，则使用任何三者之一都无所谓，因为它们是完全一样的（给定同样的时段）。然而，其他人对这三个概念的领会是有所不同的。笔者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或定义是纯粹主观感受的，客观因素只能通过对人们（包括现在与将来；为了叙述方便，‘人们’可以包括动物）的主观感受来影响快乐，不能够直接影响快乐。这是（包括动物的）人本主义或福祉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多数人会接受‘快乐’是这种纯粹主观感受的概念。然而，很多人认为‘幸福’与‘福祉’含有或应该含有一些比较客观的东西，例如上述对于道德方面的要求。
例如，如果张三身体健康，收入丰厚，妻子美丽贤惠，孩子听话上进等，有人就认为他是幸福的。笔者认为，这些客观因素，只是在许多情形，有助于使此人幸福。张三是否真的是幸福的，要看他是否真的能够在其主观感受上有高度的快乐感受。如果他天生是悲观的，不知足的，或是后天受到某些心理伤害，使他在多数时间是痛苦的，则即使他具备能够使大多数人得到快乐的客观条件，他却是不快乐的，因而也是不幸福的。
由于上述对快乐与对幸福（或福祉）在主观与客观要素上的理解，可能有差异，因此，使用‘快乐’比较可以避免人们受错误的客观主义的影响，避免人们在应该针对主观感受时，不适当地混杂一些客观的因素。这些客观因素并不是不重要，而是在定义快乐或幸福时，是无关的。
其次，由于类似的原因，强调快乐比较可以避免一些滥用权力者，使用像幸福或福祉的美丽概念，去进行一些表面上宏伟的措施，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提高人们的快乐。被误导的人们，可能还接受自己是“幸福”的，虽然并不快乐。实际上，如果不快乐，绝对不能够是幸福的！
为什么许多人偏好使用‘幸福’？
中国的许多传统有许多优良的东西，因此笔者非常支持恢复或加强对这些优良传统的重视。然而，传统中也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其中一项是禁欲主义倾向。在人口密度高而文化教育与法治水平不够高的情形，某种程度的禁欲主义，可能对于维持社会安定有一些贡献。这也可能是禁欲主义倾向的传统形成的一个原因。然而，从人民快乐的观点，尤其是到了现在，与其依靠禁欲，不如用加强法治与教育水平的方法来维持社会安定。
由于禁欲主义倾向的传统，人们还有贬遏享乐的思想，把享乐主义当成洪水猛兽。其实，享乐本身是好的，应该被批判的是损人利己。鼓励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最终而言，并不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孙中山语）。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是以服务为最终目的，而是要使人民快乐。如果服务是最终目的，则类似文革的情形，人人都痛苦地为人民服务，不就是一个理想社会了吗？经历了文革的洗礼的中国人民，更应该认识到这个谬误。
由于禁欲主义倾向的传统，人们对‘快乐’还有所保留，因而偏好使用‘幸福’。如果使用‘幸福’比较容易被受传统影响的人们所接受，未必不是一个好策略。目标针对幸福，总比针对GDP（产量）要好得多。不过，即使使用‘幸福’，应该认识到‘幸福’就是长期快乐，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于9月17日在本刊问，‘什么是好的生活？’笔者的答案很简单，终极而言，好的生活就是能够达致长期高度快乐（包括自己、他人、甚至动物的快乐）的生活。然而，怎样的生活能够达致长期高度快乐呢？这就需要很多跨学科的学者进行长期的研究，以及各界人士的讨论。
研究快乐的心理、社会与经济学者们近几十年的研究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是，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高的消费并不能增加快乐，至少不能显著地增加，尤其是在全社会的范围而言。（个人可能可以通过相对地位的提高而增加快乐。）这发现显然指明，至少在小康之后，不应该再用GDP或GNP（国内与国民总产量）为主要的成功指标。因此，类似GNH等基于快乐的指标的提出，非常必要！以GNH 替代 GNP，是以快乐替代产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以GNH来打第一炮，是很好的。
然而，作为比较精确的指标，GNH是不完善的。GNH是总国民快乐。然而，我们应该极大化的不是总快乐，而应该是净快乐。其次，一个国家如果极大化当年的GNH，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以及将来的人们造成危害，例如通过对全球环境的破坏。因此，笔者提出比较可以接受的（尤其是每年度）国家成功指标——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缩写为ERHNI,‘娥妮’）。
‘娥妮’主要为音译，但也取娥妮（美丽女孩）的美好意义，因为ERHNI是美好东西的指数。
只是一天快乐，马上死去，肯定不好。因此，长期研究快乐的知名学者R. Veenhoven 论述‘快乐年数’（happy life years）的概念。一个人的快乐年数 = 平均快乐x生命年数。如果平均快乐（满分为1）等于0.7，生命年数为80，则快乐年数等于56。
然而，一个人如果评价自己的快乐指数是0到1中的0.5，通常只是勉强及格，总快乐量与总痛苦量大致相等，净快乐约等于零。简单起见，不考虑对他者与对将来的影响。与其有情况A：0.4的平均快乐指数（净快乐等于负的），而长命200岁（很长的受苦生命），得到等于80的快乐年数，不如有情况B：只活80岁，而有等于0.8的平均快乐，虽然快乐年数只有64。因此，这种计算法的快乐年数有误导性。
笔者认为应该以净快乐取代快乐，只算0.5以上的快乐量。根据这修正了的净快乐年数，上述情况A的净快乐年数是负20 【（0.4-0.5）x 200】，而情况B的净快乐年数是正24【（0.8-0.5）x 80】。
为了考虑对他国与将来的影响，从每个国家的平均净快乐年数中，必须扣除这国家的人均环保（对他国与将来的）危害，才得出该国当年的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因此，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 （娥妮）＝ 平均净快乐年数 － 人均环保危害。
由于必须使用相互可比的数据（包括快乐与危害之间），因此上述指数的计算并不简单。不过，正如笔者已经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上论述过，娥妮是可以计算的。笔者也正在进一步（在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资助下）改善娥妮的计算与快乐的调查方法，使它更加可靠与可以人际比较。
如果用娥妮取代（至少是补充）GDP，就能够使人们与各国政府比较注重真正有利于提高人民的长期快乐的东西。
2010年12月底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国家成功与人民快乐指标
黄有光
澳洲蒙纳士（Monash）大学经济系教授
kwang.ng@monash.edu
《21世纪经济报道》于本月4日成功地主办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21世纪GNH国民幸福论坛’。有多位发言者确认，能够率先领讨重要问题，是一份伟大报章的标志。笔者希望这会议与现在的继续讨论能够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并且进一步促进对国家成功与人民生活品质指标的改进，以避免我们走歪路，产量大量增加而人民快乐不增加或增加很少。
GNH是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的缩写，直译是‘总国民快乐’。许多人偏好使用‘幸福’而不是‘快乐’。由于下述几个原因，笔者认为使用‘快乐’更好。
快乐、幸福、福祉？
习惯用法，人们倾向于使用‘快乐’来指当前的快乐，而使用‘幸福’来指比较长期的快乐。如果给定时段，例如都是指某年内，则笔者认为‘快乐’、‘幸福’、‘福祉’等，都是或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概念。如果某人当年几乎每天的净快乐量（快乐量减去不快乐或痛苦量）都是很高的，也没有很痛苦的时候，则他当年是很快乐的，也是很幸福的，他当年的福祉也是很高的。
有人认为‘幸福’应该排除不道德的快乐。例如一个强奸犯在某天可能因为强奸得逞而很快乐，但不能说他很幸福。笔者认为道德的问题很重要，但完全可以通过考虑对将来与对他者（不说‘他人’，因为不排除动物）的快乐的影响来处理。那位强奸犯是把自己当天的快乐（说成幸福或福祉都无所谓）建筑在他人更大的痛苦上（多数也是建筑在他自己将来的痛苦上），因而是不道德的，是必须受谴责的。问题不在于他当天的快乐本身，而是对他者及对将来快乐的负面影响。
用道德来定义幸福或快乐，笔者认为是因果倒置。用什么来定义道德呢？（道德不能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必须用其他概念来定义。）笔者用快乐来定义道德。终极而言，不道德主要就是对他者快乐的负影响。可能有人会问笔者，‘那你又用什么定义快乐？’快乐是一个基本概念，不必也不能用其他概念来定义，但可以解释如下。
一个主体（例如一个人）的快乐是其主观感受中感觉为好的或正面的感受（positive affective feelings), 包括肉体上的快感与精神上的欣慰。快乐的反面是痛苦，也是包括肉体与精神上的。【所谓肉体上的快感或痛苦，实际上最终也是精神上或主观意识的感受。强调快乐包括肉体与精神上的，主要是避免被误会为只包括纯粹肉体上的感受。】净快乐是快乐减去痛苦。
在任何一个时点，一个人的快乐的强度（intensity）可大可小，可正（快乐时）可负（痛苦时），多数时间可能等于或接近于零。在任何时段，净快乐量是这快乐强度在这时段中的积分。如果我们用横轴代表时间，正纵轴代表正快乐的强度，负纵轴代表痛苦的强度，则快乐强度可以用一条曲线来代表。净快乐量是通过原点（或零点）的横轴以上的面积（等于正快乐量）减去以下的面积（等于负快乐或痛苦量）。
不同的感官或不同精神上的快乐或痛苦，虽然有感受上的不同（不同的qualia），例如对美景的快乐感受显然与对美味的快乐感受很不相同，即使强度一样。然而，除了对他者与对将来的快乐的影响，这些不同却没有影响快乐的总量。许多哲学家对这简单的道理依然有很大的迷惑，正像他们对快乐是唯一有终极价值的东西依然有很大的迷惑一样。（详见拙文<快乐应是人人与所有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11月，第37辑，第4-14页。）
为什么偏好使用‘快乐’？
如果说快乐、幸福与福祉都是一样的概念，为什么笔者偏好使用‘快乐’？如果严格根据笔者所使用的意义，则使用任何三者之一都无所谓，因为它们是完全一样的（给定同样的时段）。然而，其他人对这三个概念的领会是有所不同的。笔者对这三个概念的理解或定义是纯粹主观感受的，客观因素只能通过对人们（包括现在与将来；为了叙述方便，‘人们’可以包括动物）的主观感受来影响快乐，不能够直接影响快乐。这是（包括动物的）人本主义或福祉主义的最基本原则。多数人会接受‘快乐’是这种纯粹主观感受的概念。然而，很多人认为‘幸福’与‘福祉’含有或应该含有一些比较客观的东西，例如上述对于道德方面的要求。
例如，如果张三身体健康，收入丰厚，妻子美丽贤惠，孩子听话上进等，有人就认为他是幸福的。笔者认为，这些客观因素，只是在许多情形，有助于使此人幸福。张三是否真的是幸福的，要看他是否真的能够在其主观感受上有高度的快乐感受。如果他天生是悲观的，不知足的，或是后天受到某些心理伤害，使他在多数时间是痛苦的，则即使他具备能够使大多数人得到快乐的客观条件，他却是不快乐的，因而也是不幸福的。
由于上述对快乐与对幸福（或福祉）在主观与客观要素上的理解，可能有差异，因此，使用‘快乐’比较可以避免人们受错误的客观主义的影响，避免人们在应该针对主观感受时，不适当地混杂一些客观的因素。这些客观因素并不是不重要，而是在定义快乐或幸福时，是无关的。
其次，由于类似的原因，强调快乐比较可以避免一些滥用权力者，使用像幸福或福祉的美丽概念，去进行一些表面上宏伟的措施，而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提高人们的快乐。被误导的人们，可能还接受自己是“幸福”的，虽然并不快乐。实际上，如果不快乐，绝对不能够是幸福的！
为什么许多人偏好使用‘幸福’？
中国的许多传统有许多优良的东西，因此笔者非常支持恢复或加强对这些优良传统的重视。然而，传统中也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东西，其中一项是禁欲主义倾向。在人口密度高而文化教育与法治水平不够高的情形，某种程度的禁欲主义，可能对于维持社会安定有一些贡献。这也可能是禁欲主义倾向的传统形成的一个原因。然而，从人民快乐的观点，尤其是到了现在，与其依靠禁欲，不如用加强法治与教育水平的方法来维持社会安定。
由于禁欲主义倾向的传统，人们还有贬遏享乐的思想，把享乐主义当成洪水猛兽。其实，享乐本身是好的，应该被批判的是损人利己。鼓励为人民服务是对的，但最终而言，并不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孙中山语）。为人民服务，不应该是以服务为最终目的，而是要使人民快乐。如果服务是最终目的，则类似文革的情形，人人都痛苦地为人民服务，不就是一个理想社会了吗？经历了文革的洗礼的中国人民，更应该认识到这个谬误。
由于禁欲主义倾向的传统，人们对‘快乐’还有所保留，因而偏好使用‘幸福’。如果使用‘幸福’比较容易被受传统影响的人们所接受，未必不是一个好策略。目标针对幸福，总比针对GDP（产量）要好得多。不过，即使使用‘幸福’，应该认识到‘幸福’就是长期快乐，不是什么客观的东西。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主任王绍光教授于9月17日在本刊问，‘什么是好的生活？’笔者的答案很简单，终极而言，好的生活就是能够达致长期高度快乐（包括自己、他人、甚至动物的快乐）的生活。然而，怎样的生活能够达致长期高度快乐呢？这就需要很多跨学科的学者进行长期的研究，以及各界人士的讨论。
研究快乐的心理、社会与经济学者们近几十年的研究的一个相当一致的结论是，在温饱与小康之后，更高的消费并不能增加快乐，至少不能显著地增加，尤其是在全社会的范围而言。（个人可能可以通过相对地位的提高而增加快乐。）这发现显然指明，至少在小康之后，不应该再用GDP或GNP（国内与国民总产量）为主要的成功指标。因此，类似GNH等基于快乐的指标的提出，非常必要！以GNH 替代 GNP，是以快乐替代产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以GNH来打第一炮，是很好的。
然而，作为比较精确的指标，GNH是不完善的。GNH是总国民快乐。然而，我们应该极大化的不是总快乐，而应该是净快乐。其次，一个国家如果极大化当年的GNH，可能会对其他国家以及将来的人们造成危害，例如通过对全球环境的破坏。因此，笔者提出比较可以接受的（尤其是每年度）国家成功指标——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happy nation index，缩写为ERHNI,‘娥妮’）。
‘娥妮’主要为音译，但也取娥妮（美丽女孩）的美好意义，因为ERHNI是美好东西的指数。
只是一天快乐，马上死去，肯定不好。因此，长期研究快乐的知名学者R. Veenhoven 论述‘快乐年数’（happy life years）的概念。一个人的快乐年数 = 平均快乐x生命年数。如果平均快乐（满分为1）等于0.7，生命年数为80，则快乐年数等于56。
然而，一个人如果评价自己的快乐指数是0到1中的0.5，通常只是勉强及格，总快乐量与总痛苦量大致相等，净快乐约等于零。简单起见，不考虑对他者与对将来的影响。与其有情况A：0.4的平均快乐指数（净快乐等于负的），而长命200岁（很长的受苦生命），得到等于80的快乐年数，不如有情况B：只活80岁，而有等于0.8的平均快乐，虽然快乐年数只有64。因此，这种计算法的快乐年数有误导性。
笔者认为应该以净快乐取代快乐，只算0.5以上的快乐量。根据这修正了的净快乐年数，上述情况A的净快乐年数是负20 【（0.4-0.5）x 200】，而情况B的净快乐年数是正24【（0.8-0.5）x 80】。
为了考虑对他国与将来的影响，从每个国家的平均净快乐年数中，必须扣除这国家的人均环保（对他国与将来的）危害，才得出该国当年的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因此，环保负责的快乐国家指数 （娥妮）＝ 平均净快乐年数 － 人均环保危害。
由于必须使用相互可比的数据（包括快乐与危害之间），因此上述指数的计算并不简单。不过，正如笔者已经在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上论述过，娥妮是可以计算的。笔者也正在进一步（在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资助下）改善娥妮的计算与快乐的调查方法，使它更加可靠与可以人际比较。
如果用娥妮取代（至少是补充）GDP，就能够使人们与各国政府比较注重真正有利于提高人民的长期快乐的东西。
2010年12月底于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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