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功能不全有什么症状:国内冲突的起源：“怨恨”还是“机会”？-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网

国内冲突的起源：“怨恨”还是“机会”？
作者：卢凌宇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网发布时间：2010-11-18 10:41:00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40 期 15 版“学科”文章之一。
国内冲突（civil conflict）或曰内战（civil war）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迄今为止，学者们在这一领域最主要的贡献是对国内冲突起源的研究。目前最有影响的两种解释学说，一个是“怨恨说”（grievance），另一个是“机会说”（opportunity）。
怨恨解释了人类所有侵略的起源？
“怨恨说”的理论基础是心理学上的挫折—侵略机制（frustration-aggression mechanism），古尔（Gurr）是怨恨说的创始者。在古尔看来，国内冲突的根源是个人的相对被剥夺感（relative deprivation），或者说个人所觉察到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相对被剥夺感会强化某种身份，而身份对于武装动员是不可或缺的（Tilly）。这里的“身份”可能是共同的语言、历史、种姓或者宗教信仰。古尔认为，身份一旦受到威胁，暴力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因此，相对被剥夺感越强，国内冲突的概率就越高，冲突的强度也就越大。
人类社会的怨恨多种多样。在国内冲突研究中，民族（ethnicity）和与之相关的宗教、文化被认为是怨恨最常见的根源。例如，艾林根森（Elligensen）指出，国内最大的民族群体与其他民族群体之间的人口比例太大或太小，都不会引发内战。原因在于，如果比例太大，由于二者实力差距悬殊，小民族群体很可能会屈服于大民族群体的压迫；相反，如果比例太小，群体间势均力敌，战争的成本又太大。莱克（Lake）和罗斯查德（Rothchild）指出，某个民族群体与跨界同民族群体的关系越密切，发生国内冲突的概率越大。这是因为，跨国民族网络的存在，非常有利于获取跨越国境的物质、意识形态和政治支持，以分裂母国，建立基于本民族的新国家。除民族之外，学者们还非常关注基于经济不平等的怨恨，主要是收入的不平等（以基尼系数为评估标准）以及土地分配的不平等。常见的怨恨还包括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宣称的人口压力（demographic pressure）、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环境污染等。
“怨恨说”很符合人们的直觉，挫折—侵略机制也似乎根植于人性，不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古尔也就此宣称他的理论超越了文化背景，解释了“人类所有侵略的起源”。然而，在经验研究中，“怨恨说”获得的支持却很有限，相反却常常得到相互矛盾的结论。以民族怨恨的研究为例：有学者发现，一个国家民族多样性（heterogeneity）越强，发生内战的风险就越低；有学者指出，民族多样性会增大战争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弗农（Fearon）等提出，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脑是少数民族，那么这个国家更可能陷入内战；但也有学者认为，民族多样性对内战爆发的影响是条件性的；克劳斯（Krause）和苏鲁克（Suzuki）发现，在亚洲国家，民族结构碎片化（fragmentation）与内战的爆发正相关，但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黑非洲国家。另有一些学者却认为，种姓与内战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怨恨说”的内在理论缺陷
第一，“怨恨”或者“相对被剥夺感”，这样的说法太普通、太宽泛，以至于它很难解释某一次具体的国内冲突。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各种各样的怨恨都是广泛存在的。它们是如此的常见，但又非常难于捕捉，因此弗农和莱丁（Laitin）断言，怨恨不会引发内战。
第二，更重要的是，怨恨是个体层面的感受，但叛乱（rebellion）则是群体或国家层面的行为。以个体感受来解释群体行为，其要害是无法厘清个体行为是如何转化为集体行动的，这也就是奥尔森（Olson）所强调的“集体行动的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反叛者要动员群体反对政府，就必须克服这一困境。因此，选择性激励（selective incentive）或强迫（imposition）总是难以避免，而这些显然是怨恨说无法解释的。
第三，“怨恨说”是供应方理论，但它显然忽略了政府在内战爆发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国内冲突既然被界定为反政府的暴力冲突，那么政府的作用是不能忽略不计的。
机会超越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机会说”的出现，部分地解决了“怨恨说”所固有的困境。“机会说”是一种微观经济学的解释。根据这种学说，国内冲突起源于造反者的成本—收益分析。如下所述，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都被界定为机会。潜在的叛乱者一旦认识到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就会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加入到反政府的内战中去。
“机会说”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贪婪说”（greed）。根据这派学说，反叛者冒着巨大的风险向政府开战，是基于自利的考虑（self interest），其目的是分享企图攫取的宝贵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主要包括石油、钻石、珍贵木材和其他初级产品。另一类重要的机会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因为制度决定了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的分配。例如，在专制国家，价值的分配往往极不公正，这会导致大面积的怨恨。这样的国家一旦民主化，突如其来的政治参与和国家强制力的减弱，使得弱势群体的怨恨骤然间获得了释放的机会，因此专制国家民主化时，很容易发生内战。相反，由于民主国家强调合作和自主、普遍通过投票和协商来解决争端，并且没有非民主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因此发生内战的概率很低。
“机会说”，尤其是“贪婪说”，在经验研究中获得了比较普遍的支持，虽然这种关系可能是无条件的，但也可能是选择性的。例如，有学者（Elbadawi和Sambanis）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很容易发生内战。有学者（Ross）进一步指出，石油、非燃料类矿物质和药品更容易引发内战。值得一提的是，弗农和莱丁在2003年发表的重要研究中表明，内战的起因并不源于民族或宗教怨恨，而是缘于对反叛者有利的内外部环境。这些条件包括政府的财政困难、官僚机构的低效率、政治动荡以及庞大的人口等。布兰卡提（Brancati）发现，地震会导致基本生活用品匮乏，造成人民生活的困境，这一点比较容易成为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发生内战的导火索。尼尔（Nel）和莱加（Righarts）将布兰卡提的思想进行了概化，他们指出，广义的自然灾害极大地增加了国内武装冲突的风险。这一趋势在广大中低收入水平的国家、混合政体国家以及经济增长迟缓的国家，尤其明显。
“机会说”的解释难点
第一，“机会”的范围过于广泛。在近年的研究中，一个变量，如果不是“怨恨”，那就是“机会”。例如，科利尔（Collier）和霍弗勒（Hoeffler）认为，社会缺乏凝聚力是反叛者的机会，但那又何尝不能解释为一种怨恨呢？民族或宗教多样性，都可能使一个社会丧失凝聚力。至少就这个例子而言，机会与怨恨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与此同时，里根（Regan）和诺顿（Norton）也道出了同样的困惑：经济不平等既可能招致弱势群体的怨恨，也会引发他们对强势群体财富的欲望，因此很难分辨基尼系数所反映的到底是怨恨还是机会。如果二者兼而有之，那又如何辨别到底是怨恨还是贪婪对内战爆发的影响更大一些呢？
第二，理性选择（rational choice）是“机会说”的基本假定。然而，理性选择无法解释违反成本—收益核算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巴勒斯坦的人肉炸弹就不是“机会说”所能够解释的，因为对于个体叛乱者来说，最大的成本通常就是生命。
第三，机会理论也是供应方理论，只能解释叛乱者的行为。但是，政府也可能产生怨恨，并且更加善于制造机会。尽管政府通常比叛乱者强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会寻找机会先发制人，以清除潜在的威胁。例如，罗斯发现，叛乱者如果威胁到政府对自然资源的控制，政府就可能率先出手，实施镇压。
尽管“怨恨说”和“机会说”各自都面临着一定的解释力质疑，但二者结合起来，却表现出较强大的解释能力。对内战爆发这一问题领域而言，“怨恨”与“机会”是相互支持的。具体而言，任何个体对所在社会或多或少地都有怨恨，但机会为怨恨的释放提供了条件。广义而言，怨恨源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而机会则使潜在叛乱者相信，通过暴力纠正这种不公正是有利可图的。简言之，机会就是选择性激励。一旦大量的潜在叛乱者形成这样一种共识，人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克服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卢凌宇 单位：外交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