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力咳合剂说明书:最崇高的敬礼：我女地下党骨灰从台湾返乡暂存八宝山

    　海这边的委托

    2010年12月9日，北京天空晴朗，天气出奇的好。

    当日中午12时40分，从台北起飞的长荣航空公司BR716航班正点抵达北京。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神色凝重走进机场的贵宾厅，胸前捧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背带在身后交叉，他小心呵护的是袋内朱枫烈士的骨灰坛，“我们来把老奶奶安置好。”刘添财说。

    在场的朱枫后人和几位民政官员、学者朋友，大家都站起来，悄无声息。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眼圈红了，用几乎耳语似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这一趟回家之路，朱枫“走了”60年。

    因为年岁已高，朱晓枫没去北京，接受母亲骨灰坛全权由在北京工作的女儿、女婿办理，但当天老人的心都在北京，她和母亲已经整整分别64年。朱晓枫最不能忘怀的是母亲就义时的场景：朱枫被几名军警押着奔赴刑场，双手反扣，脖颈、肩头都有绳索绑捆，但一身旗袍的朱枫挺着头，目光坚定，脸上毫无畏惧之色……

    这个场景被照片定格。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第十六辑上发表署名秦风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在叙述“吴石、朱枫案”的经过时，配发了朱枫临刑前那张历史照片。在写给《老照片》的回应中，朱晓枫表示：“这是我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秦风所谓的“吴石、朱枫案”即1950年轰动台湾的“间谍案”。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在台北马场町被处死刑，身中6枪而亡。和她一起被害的还有国民党3位将领，其中有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此事，当时被港台媒体冠以“吴石、朱谌之(朱枫别名)间谍案”和“轰动台湾间谍案四要角”等名称，朱枫是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吴石是北伐先驱，保定军校高材生；他是白崇禧同窗，蒋介石校友；他是参谋奇才，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陆军中将；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1949年8月，吴石被蒋介石任命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他抵台后便展开了情报搜集工作。为尽快取回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香港活动并有子女在台的女情报员朱谌之(化名朱枫)潜入台湾。后因叛徒出卖两人被捕，英勇就义。

    　　一个80岁老人的寻人委托

    “母亲牺牲的消息对我来说并不意外”，从9岁就被母亲送到全国最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之一台湾少年团的朱晓枫，深知母亲工作的危险性，因此当1950年春节过后，原本告知要回家的母亲迟迟未归时，朱晓枫就预感到母亲出事了。

    朱晓枫今年已80高龄，记者赴其家采访时，这位端坐在客厅的老人如同母亲一样，虽然年岁已高但气质甚佳。她还记得和母亲生前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是1946年，当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三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那时，朱枫在中共所办的一家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每天中午，朱晓枫都去这家公司与母亲一起吃饭。

    3个月后，朱枫把刚刚团聚的女儿又送往苏北解放区，在上海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朱枫对女儿多有嘱托，“还给了我一块金锁片，因为国民党发行的钞票在解放区不能用”，那时朱晓枫还叫朱倬，为防止路上国民党盘查，朱枫将女儿的名字改成朱明珍。其后，朱晓枫来到淮阴解放区，后成为一名军医大学生。

    1951年，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的她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确切消息，自此改名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我年岁已大了，让母亲‘回家’是我最后的心愿”。自从看到那张母亲就义前的照片后，朱晓枫朝思暮想盼着能将母亲“接回家”。

    获知朱晓枫的心愿后，因撰写《朱枫传》与朱晓枫相熟的江苏作家冯亦同找到了山东《老照片》的主编，得知笔名“秦风”的台湾作家、新闻和文史工作者徐宗懋将来大陆。时值2003年新春，朱晓枫夫妇在冯亦同的陪同下专程从南京赶到上海，拜会已结束大陆之行即将返台的徐宗懋先生。

    “徐先生是位热心人，他了解到古稀之年的朱晓枫女士一直在为寻找母亲遗骸作多方努力仍未有进展，很爽快地表示愿意帮忙。”冯亦同介绍说。

    朱晓枫给徐宗懋留下了委托书，自此徐宗懋在海峡对岸开始了艰辛曲折的寻找。

    　　海那边的寻找

    　　找到阿菊却找不到烈士骨灰

    偌大的台湾，因特殊身份就义后朱枫究竟安放何处，后人手中有价值的线索并不多，况且时光已经过去了60年。朱晓枫告知徐宗懋：有消息说当年为母亲收尸的，是住在台北的姐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和姐姐陈志毅(小名“阿菊”)，朱枫正是以去台北看望女儿阿菊和襁褓中的小外孙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并获得批准的。阿菊是朱枫已故丈夫陈绶卿前妻所生四个子女中的老么。

    回到台北后，徐宗懋马不停蹄开始寻找阿菊，最后在曾任台北市民政局长林正修的帮助下，找到了阿菊！

    朱枫当年正是在阿菊家里从事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她被捕后，阿菊夫妇也被逮捕，60年能让阿菊消融往事吗？

    当徐宗懋向阿菊提及朱谌之时，刚才还面容和蔼的阿菊突然变脸：“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徐宗懋立刻找出朱晓枫的委托书，老太太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说，朱枫被枪决后，他们夫妇二人“被关了几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阿菊的“朱谌之是共匪”让徐宗懋感慨万千，寻找路上的曲折和情感撞击让这位热心人士身心俱疲：“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海峡的风、海峡的雨让它更显沉重，但这个问题绝不只是关于这道海峡，而是所有愿意付出自己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

    　77号“骨灰坛”的主人到底是谁？

    转机出现在2009年12月，现住上海的宜兴籍人士潘蓁在台湾参加“2009秋祭”，潘的父亲也是在解放前赴台，以教师身份做地下工作，至今下落不明。他本是为寻找失踪的父亲而去，意外地在辛亥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发现了“朱湛文”的名字——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坛署名为“朱湛文”。潘蓁认为“湛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

    接到潘蓁的电话后，徐宗懋托请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帮忙寻找。出自人道善良和对这段历史的探究心，朱浤源教授以研究近代史的名义，进入了一般人难以进入的领域。

    朱教授在台北墓葬管理处查询资 料后获悉，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湛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根据资料，此骨灰坛现安置在台北市南郊的富德公墓。

    朱教授和朋友数度前往富德公墓，在那里“一个个骨灰坛都由白色编织袋包裹，必须在角落里拿出来看，大约300多个无主的骨灰坛，都乱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然而，当大家好不容易找出“77”号编织袋时，却发现里面并不是“朱谌之”的骨灰坛，“骨灰坛上的名字和袋子上红油漆写的名字，对不上。”一时，海峡两岸关注此事进展的亲友皆心情压抑，“我们都祈祷，朱枫烈士在天有灵，让我们找到她。”好在公墓管理处对此非常重视，下令一个月的扫墓期过后，展开全面彻底清查与整理所有数百个错置骨灰坛的工作。

    5月6日，朱浤源终于发来了消息，经过公墓工作人员和自己数小时的翻检，终于在角落里找到了刻着“朱谌之”名字的骨灰坛。原来骨灰坛上的朱谌之几个字，‘谌’和‘之’都是连笔，所以才会被登记人员误写成“湛文”。

    　归去来兮

    　　烈士骨灰暂放八宝山

    时隔六十年后，终于获悉母亲骨灰下落的消息，朱晓枫一家人的欣喜自不待言。

    多年来，夫妇俩也曾准备赴台，但因种种原因，几次赴台的计划都搁浅。因为年岁已高、领回母亲骨灰的工作，朱晓枫全权委托在北京的大女婿李扬处理。

    “因为两岸之间处理此类‘历史遗留问题’尚无先例，无论是家属身份和死者关系的认定，还是‘骨罐’的领取和出入境，都有相当复杂的手续要办。多亏两岸来往的最高层级‘两会’(海基会和海协会)直接过问了此事，有关方面对李扬说：海基会和海协会为此事合作，可以称得上是一次‘破冰之旅’。”冯亦同对本报记者介绍说。

    其后，朱晓枫一家开始了冗长的办理手续的过程，“我的身份需要公证，我和母亲的关系需要确认和公证”，朱晓枫对本报记者介绍，她找到了读书时的档案，在这份档案里，母亲一栏填的正是“朱谌之”。直到11月底，一切手续才全部办妥。

    12月9日，由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先生亲自护送的朱枫烈士骨灰坛飞抵北京。国家民政部在机场贵宾厅临时设了一个灵堂，看到刘添财先生亲手捧着骨灰坛，小心翼翼地走进贵宾厅，在场的朱晓枫女儿、女婿非常感动，“完全没有陌生感，仿佛一家人”，李扬说。

    交接现场，刘添财讲述了一个小插曲。他说：“我们公司和快递公司合作几十年，从未有丢失文件的状况，没想到上飞机前一天，证明文件却丢了。当时台北正下雨，我们担心至极时，接到一个大楼管理员的电话，说在一个角落捡到了老奶奶的证明文件，我想，这都是老奶奶在天保佑我们的缘故。”一席话下来，在座者无不动容。

    目前，朱枫的骨灰暂存在北京八宝山。朱晓枫一家人正在商议如何安葬朱枫烈士。除了北京、南京外，朱枫的故乡浙江宁波也热切盼望能够迎接英雄回家。朱晓枫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清明时，母亲朱枫将入土为安。

    朱枫烈士就义的照片

    朱枫之女朱晓枫向记者出示母亲生前的照片。

    朱枫的外孙女在机场迎接外婆的骨灰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