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坛豹哥:转型期中国为什么能保持稳定?

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被全球视为奇迹。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这样超大规模、有着悠久历史传统重负的国家，同时进行经济转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并取得辉煌成功的个案。

与历史上其它崛起的国家相比，中国至少创造了两个奇迹：一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经济奇迹。中国没有进行殖民扩张，没有进行贸易战争，没有种族灭绝，更没有导致全球的经济危机。图图大主教说，过去我们有黄金，西方有《圣经》，但现在西方有黄金，用《圣经》把我们手里的黄金骗走了。英国首相卡梅伦近日在印度访问，有记者要求其归还殖民时代掠夺的、已经镶嵌在英国女王皇冠之上的、人类历史最为古老的、名为“光明之山”的巨大钻石。不料这位首相如此回答：“我恐怕要让你们的观众都失望了…… 这可能引发的问题是，如果都这样做，那英国的博物馆很快就会空空如也！”真是一语道破英国崛起真相和造成的后果。日本和德国崛起后则立即挑战全球秩序，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但中国的崛起既没有效仿西方，也没有效仿日、德，完全是靠自己实现积累，和平发展。

二是在转型过程中整体上保持了稳定。我们不必说西方国家转型期的问题，仅就同为亚洲国家、统称儒家文化圈的日本而言，明治维新前十年，由于转型过于剧烈，竟然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起义，而且还发生一起内战（史称西南战争），数万人死亡。

对于中国经济成功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对于中国何以能够在普世性的矛盾尖锐的转型期保持稳定却鲜有分析。不错，从文化上讲，中国向来注重秩序和稳定；从宏观上讲，中共高超的执政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普遍惠及社会各个群体。从国民性上讲，中国是一个实用理性的民族，缺乏宗教感，也不会因为宗教信仰不同而诉诸暴力（不妨看看印度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仇杀和分离主义运动）。这仍然无法解释何以面对“贫富差距”、“腐败”等严重问题，中国依然保持稳定而且没有出现有组织的反对势力的原因。

纵观中国历史，会发现，中国没有真正的界限分明的阶级划分，更没有西方贵族与平民两个截然不同的对立阶层。从国家政治传统上讲，我们是家国一体，相互之间不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而是类似于家庭的父子关系。在吸纳统治精英上，则采取跨越各个阶层的科举制。这个传统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以今日的公务员考试为例，动辙万里取一，完全将所谓官二代的纨绔子弟淘汰出局。凡是能够入围的，自然是真正的适选之才（不管哪个阶层）。

其次，中国是一个“关系”、“人情”社会，能够使社会不同群体聚合在一起的是乡情、家族血缘关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各种同乡会、校友会等类似的组织遍及各地。这一方面导致使不同群体集合在一起的是地域、宗族（而不是共同的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导致各阶层相容一体的格局。

以上两个方面使得中国很难出现类似于西方的以意识形态信仰为基础的政治性反对派组织。

当然以上两个因素仅仅是解决了政治层面的挑战者问题，却仍然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调整的时候，何以照样能够保持稳定的问题。说来诡异，竟然是历来被外界所诟病的城乡二元体制。

中国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在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这可以确保任何一个农民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土地。当中国经济扩张的时候，农民进城打工，当经济收缩的时候，农民可以返乡。至少居有所，生活有所依。这种两元结构实际成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天然缓冲池。从而可以使得中国的城市化保持一个有序的进程。

我们不妨看看印度。印度实行土地私有制，40%的农民没有土地，只能进入城市。当城市无法容纳之时，他们也无法回到农村，只能成为城市中的难民。这就是印度大面积贫民窟的根源。大量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贫民窟的存在，自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当然，有不少自由派学者赞扬、肯定印度的贫民窟，认为体现了平等，这又另当别论。

当然，保持稳定的最根本因素还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只有蛋糕做大，才有如何合理分配的可能性。如果说前二十年是做大蛋糕的阶段，之后就开始进入如何更为合理的分配蛋糕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这十年才取消了农业税，建立了新农合，取消了学杂费，进行医保改革等等。不过，这里是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何以自1840年以来，如此之多的尝试，如康梁的戊戌变法、慈禧的清末新政、孙中山的民国、袁世凯的帝制都归于失败，而唯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取得成功。

中国近代史以来的变革者，有两类。一类是体制外的政治精英，如康、梁，孙中山。这类政治精英优点是易于接受不同的政治思想。缺点是对体制运做毫不了解，在体制内没有根基，没有进行变革的威望。康有为主导变革时，竟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要求上至百官下至百姓皆着西服，其理由是只要穿了西服，思想自然改变。其幼稚荒唐可见一斑。变法不变成灾难才怪。孙中山在得知辛亥革命胜利后，竟宣称是上帝保佑的结果。他第一次见袁世凯，居然提出建三十万公里铁路！要知道就是今日美国才不过27万公里，中国还不到8万公里（电气化全球第二，仅次于俄罗斯），其对国情之不了解可见于此。应该说这类政治精英更适合思想启蒙而不适政治运作。另一类政治精英则来自体制内。其优点是对体制了如指掌，有足够的威望进行变革。但缺点是囿于既得利益，保守、墨守成规，对变革缺乏动力。慈禧和袁世凯都是此类政治人物。所以一个改革太晚，不彻底，另一个虽号称旧体制最新之人，却面对民国的混乱，迅速倒退称帝。

邓小平则由于特殊的经历，兼具这两类政治人物之长。他早年留学法国，睁眼看世界。回国后更是第一代中共核心领导人，是体制的制造者之一，其政治威望在文革后无人可比。另一方面文革时被清洗出领导层，这又给了他体制外的思考空间。等到他第三次复出时，已经具备所有的改革条件。由这样的前所未有的政治领导人推行改革，其成功是必然的。而这种成功，又自然成为转型期中国保持稳定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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