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脐疗法减肥:妻子的心——选择做让丈夫幸福的事

　　妻子的心——选择做让丈夫幸福的事

　　四年前，从《菲利普医生》开始播放的那天起，我就每天都坐在观众席中。我喜欢这样，我也绝对不会错过它。

　　我喜欢在那里，因为这个节目——我的丈夫当时在做的工作——是他生命中酷爱的事情。这也是他的要求，他让我和他一起去现场，我这么做是为了他。我喜欢他需要我在那里，也喜欢我能够在那里。是的，用这些时间我可以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没有比在演播室更要紧的，因为我可以分享菲利普在做这件重要的工作时的热情，我非常喜欢看着他工作。一方面，他喜欢做这个节目;另一方面，也很少有比看着他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更让我觉得幸福的事了。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就是通过这种小小的方式做出我的贡献。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它。

　　《菲利普医生》并不只是菲利普的工作，它也是构筑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决定改变原来在得克萨斯州的生活习惯，适应相对快节奏的新环境，我们就这个变动做了协商，就像我们以往婚姻生活中每一次变动时做的那样-

　　我-心-深-处——InsideMyHeart-并不是每一天你的丈夫都有机会当明星，主演自己的电视节目。我相信做《菲利普医生》这个节目对我丈夫来说是相当好的机会，我也知道其他人也这样认为，尤其是乔丹。当这个节目正式开播时，他已经15岁了，我们也知道，对他来说从达拉斯转到洛杉矶需要极大的调整和适应——这对一个十多岁的少年来说是很难的。那时杰伊刚从大学毕业，正准备进入一所法律学校，他已经能够自立了。但是乔丹仍和我们一起生活，如果我们搬家，他就不得不放弃原有的一些朋友和活动圈子。

　　菲利普和我坐下来，考虑我们的选择：继续待在达拉斯，不做这个节目;或者答应做节目，全家搬到洛杉矶;或者答应做节目，让菲利普搬到洛杉矶，而乔丹和我留在达拉斯。分居当然是不予考虑的，剩下的就是：或者做节目，举家搬迁;或者拒绝它，原地不动。尽管菲利普非常想做那个节目，但是我们达成共识：确定无疑要把家庭放在第一位。于是我们和乔丹进行了一次谈话，告诉他，除非他愿意，否则我们不准备搬家。结果乔丹也喜欢去洛杉矶生活。他知道自己要做出一些调整，其实，这也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做的。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来做。

　　要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我们都无限地向往未来的日子，当我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一样热心时，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的惊讶。“噢，现在你的生活会像一本打开的书。”很多人说，“每个人都会认识你，这会改变你自己，你会变得冷酷无情、心肠很硬、忧愁又尖刻——你等着看吧。”看到这么多人对我们将要开始的冒险抱着如此消极的态度，我的震惊无以言表。但是我想，不——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创造。我很高兴地说，四年后，我们仍然是刚搬过去时的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做出的选择。

　　现在，你可能想知道，一个家庭是怎样从达拉斯相对闭塞的生活转换到随处可见观光巴士的洛杉矶的生活，并且没有改变自己。事实上，我们周围的很多事物已经改变了。菲利普的工作地点由办公室变成了舞台，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我和他一起去工作。我们住的房子是加固的，为了抵抗地震，而不是飓风。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房子与得克萨斯州的房子相比，内部的感觉很不一样：这所房子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里面是深色的不可移动的木头书架和橱柜;而我们原来的房子则是法国地中海式风格，有种更明亮、更随意的感觉。但是它们都是由我设计和装饰的，从地板(马赛克)到天花板(拱状)。尽管它们很不一样，但是它们都反映出我的风格，它们都有家的味道。(它们都很明显地“闻”起来像家，至少菲利普是这样说的。)

　　这幢房子让人感觉不同的另一个原因是乔丹不再和我们住在一起了。晚上房子里要比过去安静，有时我很想念乔丹和他的吉他发出的暖人心窝却刺人耳膜的喧闹声。另一方面，我不需要每天晚上做晚餐了，所以菲利普和我经常叫外卖，我不是在抱怨(当然，他也没有)。因此，是的，我们生活的某些外在的方面确实与以前不同了，但是我们家庭的实质、我们婚姻的核心仍保持不变，不管我们住在哪里、在做什么：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改变我们自己。

　　那些小报消息并不是没有尝试过无聊的中伤。如果你读过一些相关的报道，你可能会认为我们一路走来经历了某种争权夺利的过程。我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里得到这个说法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小报消息或者垃圾书中关于我们的此类故事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荒唐的捏造。

　　在某一天，我们的代理人会走进来，简要地告诉我们很快就会有关于我们的报道。通常我们会对这种子虚乌有的事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不会对这些故事进行评论，事实上，我们都不读它们。最开始这些故事确实给我们带来烦恼，但是很快我们就学会了不被它们扰乱。所以，现在，当我们的代理人走进来说：“罗宾，下周就会有一个关于你的报道，说你讨厌搬到这里，你很烦恼，很孤独，因为你想念你的‘巴扣同盟’，还有你想要生个女孩。”

　　我会看着他说：“噢，天啊，如果我能够为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做事(有时候)，我当然愿意离开这里。到底‘巴扣’是什么?不管它是什么，请告诉我它与法国的香槟城有关吗?”我们在网络上查询，了解到“巴扣”是一种可以追溯到1850年的赌博游戏。这听起来很有趣，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玩了。

　　毫无疑问，报纸上出现的这个荒谬的故事将我描述成这样一个人——失去了生活的方向，需要朋友的慰藉，在贝弗利山的街道上游荡，像一条饥饿的狗一样挨家挨户地问：“你好，你要玩巴扣吗?你要玩巴扣吗?”故事里还说那些女人会走到门口看着我说：“噢，你这个得克萨斯州的傻女孩!这是贝弗利山——我们这里不玩巴扣。”

　　不管怎样，一旦你生活在公众的视野中，你就必须学会在这些攻击中打滚。我从好朋友奥普拉那里得到如下的宝贵建议，学会了这样的应对方式。

　　这些报纸定期报道的故事就是关于菲利普医生是怎样痛苦地与奥普拉争斗。可是，你绝对不会遇到一个比奥普拉-温弗莉更温柔甜美的人，他们之间甚至连言语上的争执都没有过。她也为我们两人骄傲。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她都是那么和善、那么慷慨大度。

　　毕竟，正是奥普拉第一次邀请菲利普在国家电视台露面(他们大概是在1995年认识的，当时她正被一些得克萨斯州的牧场主起诉，她的律师请菲利普的公司帮助他们做审判准备工作，最后她胜诉了)，菲利普应该有自己的节目这个想法也是她提出来的。从下面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她的人品：当菲利普得到机会开始做自己的节目时，很明显我们要举家西迁了，她的反应就像一个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要离家上大学时那样，又悲伤又欣喜，而且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我们刚搬到洛杉矶时，她就打来电话，问我怎么样。第二周，她还是这样做的。“你好吗?你有什么需要吗?那边怎么样?”非常感谢，她没什么好担心的：我能适应生活的变化，菲利普和我都很喜欢搬到这里。从中不难看出奥普拉是多么温柔友善，登出来的故事将这个女人——菲利普的拍档、他的拥护者、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与菲利普对立起来，这多么让人烦恼啊!

　　我们到那里不久，这些所谓的故事就出现了，我打电话告诉奥普拉，看到人们误认为菲利普在和她争斗，这让我们感觉有多糟。这时她告诉我：“罗宾，这是他们做的事情。每周一早上，他们会坐在桌前说：‘好，这周我们能写些什么呢?什么是热点呢?’”她解释说，如果没有一些确实的闲言碎语——某个电影明星和他的保姆一起走动，或者某个皮包骨的小明星表示她要在怀孕九个月时需要一个奶妈——他们会说：“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发生……那么，现在谁是红人?我们可以写谁呢?”于是他们开始在一大堆名字中随意挑选，然后编造他们自己的故事。

　　他们所做的事情有时也能让人高兴。菲利普认为最有趣的是一次调查性的片段，关于菲利普和罗宾怎么能在结婚30年后，即使搬到素有离婚之都的好莱坞后，仍然过着幸福的生活。答案就是他会给我写情歌，并坐在浴缸边为我唱出(就好像我正泡在浴缸中，我猜想)。现在我要问，有谁会知道我们在浴室中做什么呢?故事还特意标出“消息来源于罗宾和菲利普的密友”来标榜它的真实性。搬到洛杉矶后我们学会的第一课就是，当用“消息来源”而不是用真名确认一个故事时，就意味着这个故事是编造的。

　　但是你知道吗?我们在这里经历的冒险极好地补偿了我们需要做出的调整。我喜欢变动——我们从来不会在一所房子里生活超过五年——自从我们搬到这边后，我对我们做出的改变都很适应。

　　制作一日一次的电视系列节目可不像做一般的工作那样，你完成了工作时间内的任务，回到家里，就可以完全忘记与工作有关的事情，直到第二天再重新回到工作中。除了睡觉外，在其他的时间里菲利普一直在考虑着电视节目的事，比如第二天的节目安排、他要对话的嘉宾以及如何以可能的方式切入人们的问题等等。

　　来到节目现场的人是真实的，他们的问题也是真实的，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可能在他们坐下来与菲利普交流前的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在试图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们来到这里并不是在演习，所以任何发泄都是完全自然的。

　　这就是说，他要为对话做好充足的准备。他做自己的功课!菲利普与制片人紧密协作，确定处理哪些话题、嘉宾中会有什么人以及他希望每一期节目关注什么。他会仔细地研究嘉宾们的录像带，手中还拿着一本由他的同事编辑的厚厚的笔记本，里面有进一步的资料，与嘉宾个人或家庭成员进行的会谈记录，以及有利于节目进行的丰富的相关背景信息。

　　在录制前的晚上，菲利普会花四到五个小时研究这些笔记和录像带，直到他对嘉宾的状况有相当的了解。他也经常向《菲利普医生》的优秀顾问团咨询，这个顾问团是由全国一流的大学和治疗中心的专家们组成的。在他作准备时，我也喜欢加入他的研究，我喜欢在团队的探讨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尤其是考虑到女性特有的观点和角度。忙了一个晚上，他了解了明天到场的嘉宾面临的问题，也计划好了如何接近他们的问题。但是直到他在台上见到嘉宾，并与他们交谈时，他才能对他们是谁以及他能够怎样更好地帮助他们有更全面的认识。

　　菲利普可能是第一个这样告诉你的人：他的目的是教育，而不是治疗。很明显，20分钟内你做不了精神治疗，更不用说中间还有广告插播。他希望的就是，每天人们调到这个台，看到一个嘉宾带着自己的问题来到节目中，这个问题跟大家都有关系，这时人们能从中得到一些建议，更好地处理自己生活中的类似问题。这就是节目的魅力所在：人们在家里看电视所得到的收获和现场的嘉宾一样多，有时甚至更多。

　　我对来现场参加节目的嘉宾满怀敬意。我认为他们很有勇气，让人受到鼓舞，他们都专注地想了解怎样才能进入更好的生命状态。他们最终不仅帮助了自己，也帮助了其他人。菲利普和我都相信这个节目是体现电视最高、最佳用途的节目之一。他每天都免费给人们家中送上常识性的有用信息。他从来没有要求别人用他的评判标准取代自己的标准，但是他确实希望人们能那样来思考。每个月我们都会收到数以千计的信，是那些因为看了这个节目而改变了原有的生活的人写来的，它们温暖着我的心。

　　举个例子说，菲利普做过一期关于为人父母之道的节目，我们就接到父母们写来的信，里面有类似的话：“直到我看了这个节目，才意识到我对孩子们做了什么。上帝保佑你，感谢你为大家敲响了警钟。”我心里感觉棒极了，因为我知道可能(只是可能)有一个小孩子那天晚上会得到拥抱和亲吻，而不是虐待与伤害。我知道菲利普到那时为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一刻。

　　尽管节目已经播出四年了，但是我仍然惊异于菲利普的团队在创造如此有意义的节目方面表现出来的智慧与激情。很明显，最终走上台的人，尽管他们的故事各不相同，但是却有一样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他们都想要更美好的生活。

　　我喜欢每天都去现场。在节目录制过程中，当菲利普有事询问我时，镜头会转向我，我也开始习惯这样。就像有一次，他面对的是一个对妻子称呼不太礼貌的丈夫，这时菲利普说：“哦，那我告诉你，如果我曾经那样对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过，也绝对不会这样——但是假设我曾这样做过，我也只会做一次，因为她绝对不会让我做第二次。”这时，屏幕上就会突然出现我的镜头，在点头，好像在说：“是这样没错，伙计。”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带着麦克风，因为菲利普向我询问某事时，如果不用扩音器，没人能听到我的回答。我也知道，除了我自己的经历，我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专家，但我愿意为这个节目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喜欢成为它的一部分。

　　我认为自己的出席是有价值的，也因为大部分与我丈夫交谈的人都是女性，他的很多期节目都是解决女性问题的，于是我能做他的“工作上的朋友”。当然，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是一个更年期的女人——那就是我——但是有些特定的时候他只是需要女人的观点。

　　有时在走上舞台前，他会回头对我说：“今天谈到父女关系时，我会提到你，可以吗?”他第一次这样和我说时，我很慌张，说话都结巴了：“什么?你是什么意思?我应该说什么?”菲利普告诉我要诚实地说，出于自己的内心，我也是这样做的。现在在节目里，我比四年前要坦然多了，尽管如此，当你知道镜头对着你，全世界都在看着你时，还是会有压迫感。

　　我一直在想，哦，天啊，我可不想说些傻话，我也不想冒犯任何人。但是最后，我仍然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与信念。有时我甚至都没有时间担心说出愚蠢的话，因为菲利普预先没有给我一点提示。有时他就在台上转向我说：“这是罗宾，她对这种特殊的问题了解很多。”突然之间，摄影机的光会投向我，于是我的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大得似乎要跑出来。

　　让我告诉你，有些事情需要慢慢习惯：摄影机里的东西通常看起来比实际的要大。所以，整个季度我都在尝试着改造我那得克萨斯的发型。我的头发很多，每修剪一次最多能保持三周。如果我三周以上没有修剪头发，它又会变得很长。我没有梳理它，也没有将它打理成蓬松式，它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长。甚至到现在，如果我没有定期去修剪头发就出现在镜头中，你们看到的将是一张可爱的小脸从一团乱发中露出来。

　　顺便说一声，现在每天早上，我会用维可牢发卷给自己弄头发，因为用金属发卷实在是太重了。一般我都自己化妆，但是如果我知道哪天要录制“菲利普医生和罗宾”时，我会让菲利普的化妆师和发型师，蒂娜和咪咪帮我化妆。她们认为我的化妆技术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摄影机可是很挑剔的。有些在现实中看起来很不错的东西到了摄影机里可能变得很可怕，她们可都是了解这些差别的专家。

　　这就是为什么电视节目需要有专门负责化妆、发型和服饰的人：他们知道怎样修饰外表，使人们在镜头外和镜头里显得一样正常——除非在这方面做过相当多的工作，否则没有人在镜头里会显得正常。在家里，菲利普有满满一柜子的西装，这看起来很恐怖，但是这些衣服只在他参加宴会或者去教堂的时候穿，在节目中不会穿它们的，因为这些衣服的裁剪或者质料(或者两者都有)在摄影机里看起来不太好。菲利普在电视节目中所穿的西装都是为此特制的，它们都保存在摄影棚内，由他的服饰设计师贝卡负责照料。在菲利普每次上台之前，她都确保为他准备好一切：衣服样式已经变换了，干净整洁，熨烫得妥妥帖帖。

　　菲利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自己的穿着不太关心，只要看起来还适合就行。他的品位全在嘴上，他总是依赖我帮他搭配服装。多年前，当他要出差时，我和孩子们待在家里，我会帮他把衣服收拾好，打好包，这样他就知道该穿什么。比如说，他星期一晚上要飞到芝加哥，第二天参加奥普拉的节目，我会为他收拾好西装、衬衣和领带，把它们放在一起，并系上一我认为成功的婚姻很大部分是建立在愿意做能满足对方需求的事情的基础上。

　　根带子，他就知道这些要一起穿。如果他需要的衣服不止一套，我会将它们分别装在不同的西装包里，搭配的领带和袜子则放在旁边的口袋里。我还会在他的鞋子上标上“第一天”和“第二天”，尽可能减少出错的机会。

　　记得有一次菲利普要到某个地方做演讲，我和他一起去，所以我把他的衣服都收在一起放进衣箱，想着到宾馆再帮他分类搭配。但是到那儿后没几个小时，我就染上流感，病得很严重，不得不卧床休息。第二天早上，他不想吵醒我，就自己穿上衣服去演讲了。上午十点多我醒过来了，想，天啊，他穿的什么?我跑到衣橱——你是不知道——他选错了衬衣和领带，连西装都穿错了!他只有两套可以选择的——但他还是选错了。(我想他总算是穿对了鞋子，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当时就只有一双鞋子。)

　　现在有的男人对穿着有特别的要求，坚持要由自己来挑选衣装。如果菲利普喜欢那样，我会支持他。但是他不喜欢，而且一直都不喜欢，那我为什么不能为他做这件事呢?我喜欢看他着装后神采奕奕的样子，我也喜欢帮助他展现出那个样子。我认为成功的婚姻很大部分是建立在愿意做能满足对方需求的事情的基础上。就我的经验而言，男人们总是很明显地让你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女人只需学会读懂这些信息就够了。

　　男人和我们不同，他们不会拉起我们的手说：“甜心，我想和你谈谈我最近的感觉。”然后乞求我们做这个、做那个或者其他事情——不要这样想。他们的做法是，在你准备去某个地方前的20分钟，他们会从浴室中走出来问道：“那么你认为今晚穿什么好?”尽管你挑好的衣服正放在床头，旁边还躺着七套被你否决的、长长的考究的黑色晚装。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是在问你准备穿什么，而是让你告诉他他应该穿什么。他们就是这样让你知道他们需要帮助，而不直接向你要求。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满足了自己的需求，还不必向我们承认他们实际上需要帮助。

　　男人确实有自己的需求，当然，考虑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很擅长将信息透漏出来让我们去发现。我发现有很多女人不接收她们的丈夫发送出来的信息，甚至当她们清楚地接收到时，仍选择忽视它们，似乎帮助她们的丈夫会减少她们的力量，这种情况让我很惊讶。

　　我认识的一个女人过去总是和她的丈夫闹矛盾。他们既不争执，也不会大喊大叫，但是似乎在她的长期的、潜在的基本需求从他那里得到满足之后，他的相关需求才能从她这里得到满足。我不能清楚地指出来，我从来没听到他对她出言不逊或者态度恶劣，他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体面的男人。但是，她从来不会把他的幸福当做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她来我家，她的丈夫正好出门钓鱼了，她就一直在说他是多么喜欢和老朋友聚会如果你的伴侣告诉你他想要的，而你利用这个信息去伤害他，那么你首先就要问自己，为什么你们处在这样的关系中?

　　，他们会租一条小船，花一周时间在外面游玩，享受伙伴们在一起的时光。她说他已经去了一周了，那天下午会回来。我看着表，发现已经过了三点了。

　　“那你最好动身回家，”我说，“否则他到家时，你会赶不回去。”

　　“哦，没关系。”她说。

　　“但是你不希望他回家时你也在吗?”

　　“不，不是那样。”

　　“什么?”

　　“当然，他希望回家时我坐在那里，这样他就可以拽出他的冷藏箱，向我显示他钓了多少鱼。如果他觉得和我在一起充满乐趣，那他为什么还要出去呢?如果他要外出一周，那好，我铁定不会在他回家时坐在那儿等他，因为那正是他想要的。”

　　她在开玩笑吗?他告诉她自己想要的、需要的、喜欢的是什么，但是她却故意不那样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的伴侣告诉你他想要的，而你利用这个信息去伤害他，那么你首先就要问自己，为什么你们处在这样的关系中?这个女人逆着丈夫的心愿做事，想让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控制她，但是如果她在家中等待他的归来，跑过去坐在他的腿上，尽情展现自己的温柔与风情，这样会比冷落丈夫更容易抓住他的心吗?如果当时我聪明一点的话，我会问她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我只是坐在那里想，哦——如果我的丈夫告诉我怎样能让他幸福，我却不利用这个信息来做让他幸福的事情，那会有多傻呢?(答案是：非常傻。)

　　我每天都在观众席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在那里能让我的丈夫快乐，而待在别的什么地方对我来说就没有如此的意义——尤其是菲利普在这个问题上从不掩饰他的真实情感。在一期节目中，他面对的是一对准备离婚的夫妻。他问那位丈夫他的妻子为他自豪对他来说是否重要。在通常情况下，做丈夫的都会说：“是。”不管夫妻间的争吵是多么激烈、彼此的感情是多么淡漠，丈夫总是会承认：他会因为妻子不尊重他、不珍惜他为她和家庭所做的一切而受到伤害。

　　那时菲利普说：“你知道，有数百万的人们在收看这个节目，他们认为我做得不错，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让我告诉你，你们所有人的意见对我来说意义不大，除非她——”接着他向我点头，“为我自豪，认为我做得不错。那才是我关心的全部。”

　　此时，镜头里出现了我的脸，我坐在那里，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我也知道如果我不为他自豪，如果我不认为他做得不错，那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在他看来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此，了解到我的高度尊重对他的重要性，那么对我来说，除了坐在观众席中，看着他工作，让他知道我是多么为他自豪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位置呢?

　　你没有必要钻进他的大脑，寻找到底是什么才能使他更加幸福，因为他会把它们传达出来的。男人有这样一些特点：他们可能不喜欢谈论自己的感觉，但是他们经常会以直接的方式让他们的感觉被人了解。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关心男人发出的信息，她就能对他有更多地了解。最好的暗示之一就是他对待自己母亲的方式。

　　从布伦达那天晚上介绍我进行双双约会的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麦格劳夫人。当时菲利普正卧病在床，她的母亲为此烦心劳累，但是她仍然欢迎我到她家，并表示很高兴看到布伦达和我成为朋友。我当时也彬彬有礼，非常恭敬，表现了一个19岁的姑娘对她的女友的母亲应有的礼数。但是当菲利普和我开始交往时，我认为从拘谨的礼貌中走出来，成为他母亲最好的朋友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也不难，安妮-杰拉尔丁-麦格劳是一个很热情、很慷慨的女人，我看见菲利普对她非常尊敬。他总是温柔和善地对待她，我能看出来，她被以这样的方式对待，在菲利普看来很重要。那么，我也不准备和她起冲突——那是多么傻啊?事实上，我真的很喜欢菲利普的母亲，也和她关系亲密，但是我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如果我决心和一个敬爱他母亲的男人交往——即使这个男人不爱她了，但是他还会一直爱自己的母亲——我也应该爱他的母亲。但是最重要的是，婆婆也只是一个女人，她将自己一生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孩子，直到现在还全心全意地爱着他。

　　有一些男人，他们小时候不与自己的母亲一起生活，长大成人后也不尊敬、不爱戴自己的母亲。这样的男人不会为自己的母亲付出很多，同样，如果你和他交往，他也不会为你付出太多。但是如果一个男人以热爱、保护的态度对自己的母亲——就像菲利普对他母亲那样——他就是在向你发送明显的信息，他希望你——他的妻子——也那样来对待她。那么你为什么要以与丈夫不同的态度对待他的母亲呢?

　　我真不理解一些女人，她们选择不和婆婆一起生活，否定婆婆的方式，甚至嘲弄她们做事的方式。是的，我知道确实有一些很顽固、很严厉的婆婆，她们让最谦卑忍耐的媳妇都觉得难以忍受(我们的节目中就出现过一些)。但是最重要的是，婆婆也只是一个女人，她将自己一生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孩子，直到现在还全心全意地爱着他。

　　可能因为我有两个男孩的关系，因此知道看着他们生气勃勃的样子是怎样的感觉，知道如果我好好地尽自己的职责，他们会长大、离开，剩下我独自感叹：这一切怎么来得这么快。这就是生命旅程的一部分，我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它。但是我也接受这个事实：安妮-杰拉尔丁-麦格劳，也就是“奶奶”，爱着我丈夫，在我遇到他之前就爱着他，而且她会一直爱着他。更重要的是，菲利普也爱她，这正是我需要了解的。我一直都非常敬慕菲利普的母亲，你怎么能不爱一个看到你哭泣时难过得心脏病发作的女人呢?最开始关心她、爱她，是因为我的丈夫是这样做的;后来我是出于真心地爱着她，就像女儿爱着母亲。

　　我的婆婆很好相处，爱她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即使她不是这样的人，我也会爱她，因为我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决定爱菲利普的母亲也是我做出的一个选择，我的选择是出于对我的丈夫以及这个女人的尊敬，是她帮助菲利普成长为我爱的男人，将安全、平静与无条件的爱带入我的生活。

　　菲利普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对我来说，他毫无疑问是个完美的男人。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永远爱着他，和他一起生活，做他的好妻子。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因为在结婚前我们就进行过一次谈话，我们决定要长久的婚姻，并且绝对、绝对不会离婚。我们也从来没提到过离婚。我们要尽自己所能缔造成功的婚姻，因为我们都不希望生活在不确定之中，疑惑着：今天他会出去吗?是这件事情让他生气地离开吗?或者从他的角度来看，是这件事情让她说出“我受够了——我要离开这儿”吗?当我们约定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离开彼此时，它为我们减轻了很多压力。

　　或许你想的是另一种情况：一对年轻的男女，还在上学，没什么钱，对于未来充满焦虑，在这种压力下，他们发誓不管发生什么让人沮丧的事情都要在一起。但是对我和菲利普来说，约定恰恰保证了婚姻的自由：这种自由不仅让我们成为真实的自己，也让我们真诚地说出自己的希望和需求，而无需担心对方会不假思索地进行评论或者将一包未寄出的感谢信遗忘在网球包里。对我们来说，约定是自由，而不是限制，因为它保证了让人安心而必要的确定性和连续性。对我来说，因为自己原有的家庭状况，我认为约定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直到今天，我们之间的约定之所以还是那么稳固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双方都是在自由、没有压力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

　　对我们来说，约定是自由，而不是限制，因为它保证了让人安心而必要的确定性和连续性。

　　这也是为什么在登顿的那天晚上我会同菲利普分手：我已经做好了结婚的准备，但是他没有。我可以放声大哭或者借题发挥，但是进行情感上的胁迫不是我的风格。(它也不会起作用，菲利普对心理控制是免疫的。)不，如果我们准备结婚，那必定是因为我们双方都希望这样，这是不能让步的。当菲利普准备答应这些条款时，我知道我们可以交易了。

　　如果我这么说听起来像个律师，那是因为成功的婚姻不是天生的，它需要人为创造——它们是在不断的爱和无私的协商过程中形成的。很有趣——人们总是问菲利普和我怎么能在一起30年，而我还是那么幸福。他们认为我们一定有一些秘密，当我告诉他们我们通过协商自己的不同来缔造成功的婚姻时，他们看起来很失望。“协商?”他们说，“这听起来挺，挺……不浪漫的。”

　　哦!谁说婚姻是浪漫的?婚姻关系着合作、分享、配合与妥协。当然，这中间也有浪漫，但是只有其他的因素都各归其位了，浪漫才会浮现出来。但是各种因素并不会一直都恰如其分、和平共处。有时你必须拥护你自己，这意味着在特定的情况下指出自己想要的，并确信应该诚实地告诉你的伴侣。

　　这里我要举个例子。菲利普当时还在读研究生，而我在一家自动贩卖机公司工作，我的姐姐席蒂邀请我去她家度周末。她当时已经结婚了，孩子们还很小，因此我去俄克拉荷马州——她住的地方离得克萨斯州边界不远——比她过来我这边要容易。于是我打电话告诉菲利普我周末要去看我姐姐，并邀请他和我一起去。我们当时还没有结婚，他忙于自己的学习和助教工作，我也不常见到他。因此我想去和我姐姐还有外甥女一起待些日子会很有趣的。他说：“当然，我会去的。”

　　一个小时后，他打电话过来了。“我想过了，”他说，“你知道吗?我太忙了，这边有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做，没事做的时候互相拜访，享受闲暇时光，那可不是我应该干的事情。我知道你想去看席蒂，但是你为什么不能自己去，一定要我陪着呢?你知道我喜欢在周末打网球，我去那边就不能打了，因此……除非你能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去做你的事情，而我待在这边做我的事情呢?你回来后我们再见。好吗?”

　　于是我说：“周一见。”

　　当然，如果他说他愿意与席蒂和孩子们共度周末就太棒了。但事实是，他不愿意。他不能傻傻地坐在我姐姐的屋子里玩扑克、聊些家长里短的琐事——这些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他本来可以在家里做自己的工作、打网球或者做一些他需要做、喜欢做的事情。(事实上，他同样不喜欢坐在自己的姐妹家中做那些事情。)他不是要打消我的念头或是扫我的兴，当时我们只是在交往，毕竟，他没有义务陪我外出一趟，更何况外出的唯一目的还是为了去拜访我的家人。他也没有暗示说我不应该过去，而应该待在镇上和他一起过周末。他只是说出他自己周末活动的偏好，诚实地告诉我他希望怎样利用他的时间。这与我没有关系，这只与他自己有关，与他认为周末该做什么才算对自己负责任、才算用功、才能让自己满意有关。

　　现在，我知道如果被男朋友推掉了去她姐姐家共度周末的邀请时，很多女人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在她们的头脑中会认为他不是真的爱她，或者不爱她的家人，或者不关心她的感受，其实她们应该感谢对方坦诚地告诉了她自己的真实感受。菲利普告诉我他不想去，这真的让我觉得很轻松，因为如果他勉强自己跟我同去，他也会很痛苦的，那会破坏我愉快的周末时光。

　　我讲出这个故事是因为几个月前，菲利普在接受一次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件事。他谈到它时给人的感觉似乎他拒绝和我一起去是因为他对家人不够重视——这当然不是事实。他没有拒绝同往，事实上，如果我真的很希望他去，他会同我一起去的。他要说的是，周末他本来可以在家中做自己的工作，跑过去和我家人聊天对他来说不是那么重要——这和不重视家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此我希望直接记录下他所说的和他的真实意思以及事情的经过：我去席蒂家过周末，菲利普没有去，我回来后我们就见面了。我一直对他心怀感激，因为他诚实地告诉我他想要的，这让我也得到了解放，可以诚实地告诉他我的爱好。在我们的整个婚姻生活中，我一直是这样做的。

　　菲利普和我走到一起结成夫妻并不意味着我们喜欢相同的东西。我听到一个女人说她不准备去做自己喜欢的某件事情，原因是她的丈夫不会和她一起做。这样就意味着结婚后你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部分。这一点我不明白。像我前面说过的，你和自己的丈夫不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指望他喜欢做的事情和你完全一样呢?我喜欢聊天，喜欢泡温泉。但是菲利普不会和我一起去泡温泉，哪怕你用一把枪顶着他的头，他也不会去，但是他会鼓励我泡温泉。直到今天，当他感觉我想念自己的姐姐们时，他会劝我过去看她们。任何我希望的、能给我带来喜悦的事情他都很支持，同样，任何他做的、能给他带来喜悦的事情我也很支持。

　　这也是为什么我让他每天坚持打网球的原因。我每天早上起来会为他准备好网球包，把他需要的东西都装在里面，这样他就可以在从演播室回家的途中去打网球了。他也是这样做的，只要天气好(在洛杉矶，天气通常都很好)。他总是在工作后打网球，我也总是鼓励他这样做。

　　在婚姻中，你必须做一些能产生良好作用的事情。我们总是迟些才吃晚餐——八点或者更晚——因为菲利普下班后，要打两个小时网球，回到家，冲个澡之后我们才开始吃饭。当孩子们还小时，我也从来没让他们早早上床睡觉。人们总是认为我让孩子们待到那么晚很奇怪。我的一些朋友每天晚上六点或者七点就把孩子们安排上床睡觉，但是如果我那样做的话，每天菲利普就见不到儿子们了，所以每天下午五点我会让他们小睡一会儿，七点半再把他们叫醒，一会儿菲利普就会回到家，这样他可以和他们玩一会儿。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餐，十点或者十一点时我会把孩子们送上床。当然，他们上学后需要早起，这一切全变了。但是他们小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待到很晚，因为这能对我们的家庭生活产生积极的作用。

　　我并不是说全美国的父母都应该让孩子们在没有上学前每天很晚睡觉。这对我们家能产生积极作用，所以我们这样做。当时斯波克医生建议不要让孩子们晚睡，但是他没有和我们一起生活，所以他不知道对我们来说什么才是最好的。可是我知道，于是我选择那样做。

　　像我前面说过的，这一切都关乎做任何让你的伴侣幸福的事情。这对丈夫和妻子都是同样真实不虚的，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关注的是其中女性的部分。菲利普从来没有告诉我他希望回家时看见孩子们还没睡觉，因为那侵犯了我作为母亲的领地——这类事情他绝对不会做。我想他也不会在半夜被孩子的哭声吵醒，给他们换尿布，因为那些是我想要做的事情。确实有一次，晚上杰伊的哭声把他吵醒了，他走到了摇篮边，但是我马上就把他赶回去睡觉了，因为他的职责是在白天工作养家，而我的职责就是照顾家中事务，让他可以安心工作。那是我们结婚时达成的共识，我们都对这样的条款很满意。

　　对一个女人而言，没有什么比知道家人赞赏她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更重要的。

　　菲利普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他比我认识的任何人都热爱工作——我也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菲利普从来没有抱怨过家中就靠他一个人赚钱养活，我也从来没有觉得怨恨、被利用、被剥削，因为我要对照顾孩子和家务负责任：那些是我擅长的事情，也是我爱做的事情。一旦我觉得被琐事淹没或者不快乐时，我就会想到我们约定的条款。但是我总是对自己选择的生活和家庭的角色很满意——即使是在某些艰难的时刻——因为我的丈夫总是对我所做的事情表现出赞赏。

　　赞赏是成功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我希望每一个读过我的书而没有被赞赏过的女人将这句话用莹光笔圈起来，贴在丈夫和孩子可以看见的地方。对一个女人而言，没有什么比知道家人赞赏她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更重要的。每一个女人都付出了很多，不管她是全职工作的母亲还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在大多数的家庭中，女人都是中心，她的价值毋庸置疑。我认识很多女人，就像我以前那样，她们不选择全职地照顾自己的家庭——其中的很多人都在《菲利普医生》节目组工作——她们完成繁重的工作后，回到家里还要照顾丈夫、孩子以及处理大量的家务。不管她们赚了多少钱，在这些女人的生命中——或者任何女人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觉得自己对所爱的人是特别的、不可缺少的人更重要的了。

　　菲利普总是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从我们开始交往起，他总是知道怎样做可以给我惊喜、让我高兴、提醒我他对我给他的生命带来的一切心怀感激。直到今天，他总是很频繁地表达他的感谢——去年圣诞节他就送给我一辆梅赛德斯折蓬汽车，让我非常惊喜——但是尽管有这样顶级的慷慨，他心里却很清楚，其实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也能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

　　我们还在交往的时候，本来他应该在自己住的地方复习考试，但他却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门口，送给我一个杯形小蛋糕，说：“我告诉自己，再读完两章并列出提纲后，就要过来看你，给你带这个。”他就是这样有效地做自己的工作。还有一次，他给我带来了吉恩-皮特尼的专辑，他是一名流行歌手，他有一首叫《塔尔萨的24小时》(塔尔萨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城市)的热门歌曲，我很喜欢，因为我小时候住在俄克拉荷马州。我不记得是怎么处理那张专辑的，但是我确切地记得，知道菲利普认为过来看我是值得的，这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

　　有一次我们去大学书店，菲利普要买一套课本。我们当时已经结婚了，但是钱不多，我站在那里，墙上挂着一些塑料包，里面装着绒线刺绣的用具。当时绒线刺绣很流行，因为它制作简单，不像十字绣那么难，你可以用长条的布制作出自由飘动的样式来。

　　其中一组用具吸引了我的目光。旁边有一张彩色照片展示了刺绣完成后的样子，它看起来那么惹人喜爱：一张大的柳条椅，坐垫上面躺着一只小猫，它身上还挂着浓密的蕨类植物。大小也很合适，我可以用它做枕套、门帘或者墙上的挂饰。你需要的一切都在包装袋中，我可以看见刺绣的线卷，有橘黄色、绿色、蓝色、粉红色和金色。突然菲利普站到了我旁边，说：“你准备走吗?”

　　我说：“噢，看那些漂亮的刺绣用具吧!有一天我一定会存下钱来买一套的!”他说：“对，它们真是很可爱。我们走吧。”于是我们离开了书店，我心里在想，不管要花多少时间，我都要存下钱来买一套，因为它放在我们的公寓中一定很珍贵。它也不便宜——那一套用具价值大概是20美元，在当时看来是一大笔钱，尤其对我们来说。

　　大约两到三周后有一天，我们都在公寓中——菲利普在学习，我在厨房忙自己的事情——他问我是否把报纸拿进来了。这有点奇怪，因为菲利普以前从来没有让我去拿过报纸。我说没有，报纸还在外面，但是过一会儿我就去拿进来。

　　“哦，那你现在就去拿进来吧，好吗?”他问。

　　于是我说：“好，可以。”我停下手中的活儿，跑出去拿报纸，放在他学习的桌子上。

　　“好，打开它。”他说。我把它打开，开始看第一页。

　　“那是什么?”他问。

　　“什么是什么?”我现在有点不耐烦了。

　　“那边，”他说，指着地板上的一张纸。我想它肯定是从报纸中掉下来的，于是把它捡起来，却发现是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罗宾，走出公寓，沿着游泳池，到橡树那边去。”

　　“菲利普，看这个!”我盯着这张便条，发现是瘦长的手写体，我认得出那是菲利普的笔迹，只是他试图在掩饰。

　　“哦，天啊，怎么回事?”我说，深吸了一口气保持平静，“如果有人在那里等着抓我们怎么办?”于是我们走出去，绕过游泳池，来到树那边。树底下有一块大岩石，石头底下压着的便条露出了一角，上面写着：“走到你的十点钟的位置，沿着灌木丛走十五步，走进常春藤丛里。”(他是一个飞行员，你知道的，当你驾驶飞机的时候，你总是说某物在你的十点钟的位置或者三点钟的位置之类的术语。)

　　菲利普让我像个捡破烂的人一样绕着我们的公寓楼，这边十步，那边十二步，绕过停车场，穿过草坪，最后找到的是一套绒线刺绣用具，藏在灌木树篱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菲利普总是这样富有情趣。他总是想，我能做什么让她的生活更有趣、更幸福、更刺激呢?不管他让我惊喜时用的是十五美分的杯形小蛋糕还是五万美元的汽车，他的动机都是一样的：让我高兴，希望看到我为此兴奋不已。坦白地说，在汽车道上发现一辆崭新的梅赛德斯确实让人兴奋，但是它也并不比在灌木树篱中找到一套二十美元的刺绣用具更让人心情激荡，因为那是你爱的男人买的，是你们能够负担的全部。事实上菲利普为此付出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将你的注意力从自己内在的世界转移出来，与你伴侣的世界相联系，这个简单的行为就是建立良好关系的伟大的礼物。

　　写便条，藏刺绣用具，用一种他认为可以让我高兴的方式来安排，而不只是说：“来吧，我今天给你买了这个。”每当想到这里，我都忍不住泪光闪烁。

　　最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了那天我在书店里说的话——如果说幸福的婚姻有什么秘诀的话，这就是秘诀所在。将你的注意力从自己内在的世界转移出来，与你伴侣的世界相联系，这个简单的行为就是建立良好关系的伟大的礼物;事实上，这就是良好关系的实质。你必须愿意付出精力倾听伴侣的声音——不仅仅是听，而是真实地听到——这样你就能抓住他发送的信息，知道怎样可以让他幸福。同样，你也要愿意发送自己的信息使他知道怎样才能让你幸福。

　　我曾经和一个女人聊天，她抱怨丈夫在她生日时又没送给她一对她很想要的钻石耳环。我问她是否告诉过丈夫自己很想要那对耳环，她说：“没有，我不应该那样做，他应该知道我想要。此外，我希望他能给我惊喜。”

　　“那么，”我说，“如果你没有告诉他你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可怜的人又怎么能够让你惊喜呢?”

　　是的，菲利普用那套刺绣用具让我惊喜了，但是原因是他知道我喜欢它，因为我那样说过。我没有指望他会买给我，我想的都是怎样存下20美元，自己去买。但是说出我想要的，并没有让我损失什么，恰恰是因为我那么说出来了，给了菲利普需要的信息，他才知道怎样让我快乐。他给我的礼物实质上是他对我的关心。

　　有一样东西是菲利普和我彼此给予的：我们互相关心。我为菲利普所做的是显而易见的——照顾孩子、操持家务、每天坐在观众席中——虽然他为我做的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也同样珍贵。

　　在1985年的时候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意识到他对于我是多么珍贵。在我母亲去世后六个月左右，我们还住在刚买的老房子里，菲利普当时还在实习。他当时正在指导一个研讨班，这个班是他应用实习中的治疗方法开办的。这是那种早期的专题讨论会，周末集合一批人一起探讨、认知、克服他们认为阻碍自己充分发挥潜能的障碍。我想这对我会有用处，因为我还沉浸在丧母的悲伤中，而研讨班听起来很有趣。杰伊晚上会去他的朋友那里玩，我则投身到这个活动中。

　　一大群人报名参加这个班：有男人也有女人，有自己来的也有夫妻一块儿来的。我置身于这些人中，菲利普指导我们进行一系列的沟通与交流，这些是为我们设计的，让我们可以熟悉群体中的其他人，同时也更加了解自己。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接触到社交表层下的潜藏的想法与情绪——我们向别人展现的圆滑的、表层的形象下掩藏的我们的真实状况。

　　菲利普从来不走近我，或者盯着我看。事前他就告诉我他会和我保持距离，因为他不希望看起来好像一直在我身边转来转去，他也不希望扰乱我诚实地对练习做出回应。这样对我很好，此外，菲利普还有一组训练有素的助手帮助他主持这个班，因此会有很多教练来回走动。

　　菲利普宣布我们要做一个“让它走”的练习，把我们分成不同的组，然后大家围成圈，闭上眼睛。我听见他说：“往深处探寻，很深处，去那边，看着自己内心中黑暗的角落。你生活中有怎样的遗憾?你想把什么挖出来丢掉?”他让我们把遗憾具体化，把它放在手中，然后，做一个真实的投掷动作，把它甩进圆圈的中心，丢弃它。

　　我什么也没有找到。我的信条之一就是绝不带着遗憾生活，所以我也没有可找的。我周围的人们在低声说着：“我遗憾没找到我的亲生母亲”，“我遗憾没有和孩子们在一起”，“我遗憾我没能升职”……

　　我在想，好，我应该丢掉一些东西，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有什么遗憾?我遗憾……我遗憾……

　　这时我想到了，我说：“我很遗憾只有一个孩子。”

　　事实上，菲利普和我都决定只要一个孩子。当杰伊两岁的时候，我们坐下来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最好让菲利普做输精管切断手术，他也很愿意做。现在已经过去四年了，我们的儿子很健康，我们的收入也很稳定，在某种层面上我重新考虑了只要一个孩子的选择是否明智。我并不是对自己做的决定有什么不满，也不是怨恨菲利普做了手术。那个决定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我站在那里，深深地挖掘，我想，我现在确实觉得遗憾。我遗憾决定只要一个孩子。我大声地说出来，似乎应该告诉所有在场的人。

　　那是1985年的春天。几个月后我去妇科医生那儿做每年一次的检查。我的医生是一个叫乔-米勒的男人，菲利普和我有时还会同他以及他的妻子丽兹一起吃饭。所以他既是我的医生，也是我的朋友。在我检查之后的某一天，乔给我家里打来电话，告诉我我的柏氏涂片回升到了第四级水平，这意味着不仅有癌细胞存在，而且它们已经侵入了周围的子宫组织。这是个坏消息，他希望我马上住院，做一个子宫切除手术，这不仅会使我失去子宫，同时也带走了我再生一个孩子的希望。

　　回想几个月前我在研讨班上的话，真是让我如梦初醒。我过去一直没有把自己的心理变化告诉菲利普，我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打破了缄默，把乔说的话告诉了菲利普，他听到后赶紧拿起电话询问是否有我们可以尝试的不那么激烈的方法。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女人的健康还没有受到像现在这样的特殊关注。今天的医生不太愿意做子宫切除手术，但是当时的医生不会这样，即使对还很年轻的可以生孩子的女人也是如此。我那时才三十二岁，还有很多年的生育期，但是乔不想尝试任何机会。

　　“我们切除子宫，这样就不用担心癌细胞的扩散了。”他说，“你已经有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可以把子宫切除，就这样来处理吧。”

　　“是的，我明白。但是是否还有别的可以尝试的方法，不用这么过激呢?”菲利普问。

　　“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但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乔说。

　　“好吧——我们试试。”菲利普说。

　　于是乔告诉我们，有一种手术可以将癌细胞冷冻起来，将它们杀死，然后医生可以插入一种仪器，让死去的组织脱落。这个手术每周一次，需要做三次，希望这样能杀死所有的恶性细胞。

　　“我们可以试试这种方法。”乔说，“因为在三周之后，情况不会变坏的。然后我们再做一次柏氏涂片。如果水平值正常，我们就知道这个方法有效。但是即使它有效，你也必须同意六个月内每月来做一次柏氏涂片，确保它没有复发，否则我就不同意用这个方法。如果复发了，我们就做子宫切除手术，你就再也不要跟我谈别的了。”

　　我同意了。

　　那是在八月底。在接下来的三周内，我做了三次细胞冷冻手术。到了九月底，我被告知从癌症的魔掌中解脱出来了，于是我很高兴地继续每月的柏氏涂片检查。从我所处的位置看，能够保持身体的完整，我付出的代价还是非常小的。

　　又过了几个月，到了十二月上旬。有一天下午快到五点时，我在家里为杰伊准备晚餐，他那时已经六岁了。他正在换他的篮球服，因为他七点钟要去比赛，每次他要去玩时，我都会早点为他准备好饭菜。在有比赛的晚上，我们三个人经常是一起吃饭，因为菲利普是教练，我们吃完饭后一起去比赛场。但是菲利普几个小时前给我打了电话，说他今天不能按时回家，因为他在乔-米勒的办公室，帮他处理一个病人。

　　“你和乔一起干什么?”我问。

　　“噢，他有一个病人，希望我能劝说她不要想着再要一个孩子。”他说。

　　“怎么，她病了吗?”我问。

　　“不完全是。但是她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乔认为她的状况不太适合再次受孕——”

　　“让我告诉你，”我说，“如果一个女人想再要一个孩子，菲利普，你应该帮助她。你应该尽你所能帮助她。你是一个男人，你可能不会了解女人的心理。如果一个女人想要一个孩子，那么你就要帮助她。别试图劝说她不要孩子。”他沉默了一会儿。

　　“噢，好的。”他说，然后挂上了电话。

　　五点钟时，电话又响了，是医院的护士打来的。

　　“麦格劳夫人，您的丈夫因为处理病人耽搁了。他让我告诉您先直接去看比赛，帮他填好表格。他很快就会到那里。”

　　这听起来很可疑。委托别人打电话不像是菲利普的作风。如果他真的被病人耽搁了，他应该会自己说明理由，给家里打电话，让杰伊接听，解释说他会错过前四分之一场，但是他会尽快赶过去。这让我有点害怕，因为我的母亲一年前突然去世了，我忍不住担心可能菲利普出了什么事。但是我告诉自己停止胡思乱想，开始吃晚餐。我朋友的孩子也会参加比赛，我给她们打电话，问是否可以搭她们的车过去，散场后我们就可以和菲利普一起回家了。

　　比赛开始了，我以这些六岁孩子的教练的身份填好了表格，然后一直盯着体育馆的门，寻找菲利普的身影，心中在想，他在哪里?他在哪里?但是他一直没有出现。于是我非常担心，想着菲利普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从来不会错过比赛的。我想，这不妙，这一点都不妙。

　　比赛结束后，杰伊到处找他的父亲，我害怕得要命，但是仍然努力表现得平静而正常。朋友们把我们带回家，在家门口的车道上发现一辆车，我想，这是谁的车?怎么停在这里?我跑上楼梯，透过厨房的窗户看见了我们的朋友乔-米勒医生，他坐在桌子旁边，但是我没有看见菲利普。我想，哦，不，菲利普死了。所以乔在这里，他是他的同事，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朋友，他就是被派来告诉我噩耗的人。

　　于是我走进房间，眼神中带着狂乱。乔笑着看着我，我很疑惑，不知道我的丈夫死了他为什么这么高兴。

　　“别担心，”乔说，“一切都很好。”这时菲利普从里面的房间走了出来，只是他走路的样子有点像怪兽，双腿僵直，目光呆滞，似乎在听《与死亡共舞之夜》。

　　我想，至少他还活着。他还穿着工作服，因此他肯定不是遭遇了车祸或者枪击。他的身上也没有血迹或者其他受伤的迹象。于是我的呼吸开始正常了，我看见他手中拿着一件礼物。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

　　“你怎么了，菲利普?还有乔，你为什么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别担心，”菲利普说，“只是……来，拿着这个。”然后他拿出一个包裹。

　　“这是干什么?怎么回事?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

　　“把它打开，好吗?”

　　于是我撕开礼物的包装，发现了一个装着薄纸的盒子和两套小衣服——一套是粉红色的，一套是蓝色的——旁边放着两张祝福的卡片。一张写着：“这是女孩!”另一张写着：“这是男孩!”

　　突然之间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菲利普为我领养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乔最近刚通过达拉斯的渠道为他的一个亲戚办理了一次领养，所以菲利普和乔在一起花了一天的时间为我领养了一对双胞胎。这种想法真完美。

　　当然，一时之间我还没觉察出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对，几秒钟后我才意识到，没有哪个女人会把自己的双胞胎送给别人领养，尤其是对方是一个戴上了结婚戒指却不想让自己的妻子遭受生育之苦的家伙。但是在那飞逝的、可笑的瞬间，我觉得菲利普做这样的事情似乎是真实可信的，因为我自己是双胞胎，他知道我喜欢双胞胎。乔是妇产科医生，他肯定知道在哪儿有女人愿意把自己的双胞胎给别人领养。我又回想起菲利普和我曾商量过一些大事，例如：领养一个孩子，一起经历这个过程。但是过了一会儿，我又在想，宝宝们在哪里?在家里吗?

　　这时菲利普说：“如果你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走路，告诉你吧，因为我今天做了输精管连接手术，这样我们可以尝试再要一个孩子。”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结结巴巴地说：“你没有!你没有!”我看着他，发现由于里面有绷带和冰袋，他的裤子突出来了。

　　这是真的。

　　终于这一切都豁然开朗了。他的眼睛因为麻醉剂看起来有些呆滞，这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消除，这也是他为什么错过了比赛。他给我打的那个神秘的电话中提到他想劝说一个病人不要孩子——他编造了那个故事是想询问我的感觉，其实是给我一个机会说：“当然，她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她不需要再要一个。”但是当我告诉他，他应该尽他所能帮助那个女人生出她想要的孩子时，他知道我说的是自己，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心情太激动了，来回地走动，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表达我的感激。但是我还是找出一些问题问我的丈夫：“菲利普，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我还想要一个孩子?”

　　“我听到那天晚上你在研讨班说的话了，”他说，“你闭上了眼睛，我知道我从你身边走过时，你不会分心。我就是那样做的，我听到你说想再要一个孩子。那是一次丢掉遗憾的练习，所以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你不得不爱能够这样做的男人。我爱他，每一分每一秒都爱。不到十个半月，1986年10月21日，我生下了我们的第二个孩子乔丹，距我母亲去世的日子正好两年。每一年我想起自己双胞胎的财富，想起我的母亲和我的儿子，都觉得自己真的很幸运，因为我知道母亲与乔丹的出生关系很大。我可以想象着上帝在说：“乔治娅-梅，你跟我来，作为交换条件，两年后的今天，我会赐予你的女儿最完美、最漂亮的男婴。你和我，我们一起赐予她这个男孩。”